号称“一代文章宗师”的苏轼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文人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富于创新和个性魅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影响了渐趋成熟的宋型文化的性格，对宋代极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苏轼在书法上是“宋四大家”之一，由于他在书法艺术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人们对苏字的重视与日俱增，觅藏苏字成了历代文人、书法家、收藏家的一大嗜好，对苏字的研究更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元丰七年，48岁的苏轼奉旨改移汝州。热爱自然的苏轼希望能够结束漂泊的生活，江南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让他留恋不已。宜兴地处清波碧浪的洞庭湖畔，出产甜美的柑橘，东坡在此买下田地，又开始设计一个柑橘园的蓝图：

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这便是表达了苏轼人生理想的著名的《楚颂帖》。可惜此帖无论真迹、刻帖、临仿本均未流传下来，大多苏书碑帖更无提及，仅据对苏字有着最广泛、深入研究的《苏轼法书字典》中有关于此帖的详细介绍，而其最终的结论便也是无论清内府、或“碑帖杨”、或日本《书道全集》中所收《楚颂帖》均无法证实其为真迹。苏轼《楚颂帖》的真实面貌在今日已成了一个历史之迷。

苏轼与《楚颂帖》

然而，由于苏轼在世时历经两场厄运，尤其是“元佑党争”这场政治劫难，使传世的苏书遭到了空前的人为损毁，加上以后的天灾人祸，传至今日，苏书自是凤毛麟角了。虽经宋之后各代宫廷收藏，现代苏书研究家们倾力收集，却仍有一些苏轼的重要书迹如《楚宋帖》等只见史载而不见其真貌，这已成为苏书爱好者及研究家们的一大憾事。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苏轼被贬谪黄州，步入其政治生涯的第一个低谷。在黄州五年的闲野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人生理想和信念。他虽感伤人生，却不流于孤峭、忧愤，而是超然脱俗，自我调适。劫后余生的反省与深思，使苏轼的生命更加深稳静厚，充满哲理的光辉，苏轼的艺术生命也达到了又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最好的怀古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此，“大江东去”的豪迈歌声传唱了数百年，成为中国人永远的骄傲。而在苏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幸流传至今的《黄州寒食诗帖》便是那时一挥而就的。苏轼书法中期风格因其政治生涯的坎坷及其人格的完善而趋于成熟、完美。

元丰七年，48岁的苏轼奉旨改移汝州。热爱自然的苏轼希望能够结束漂泊的生活，江南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让他留恋不已。宜兴地处清波碧浪的洞庭湖畔，出产甜美的柑橘，东坡在此买下田地，又开始设计一个柑橘园的蓝图：

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这便是表达了苏轼人生理想的著名的《楚颂帖》。可惜此帖无论真迹、刻帖、临仿本均未流传下来，大多苏书碑帖更无提及，仅据对苏字有着最广泛、深入研究的《苏轼法书字典》中有关于此帖的详细介绍，而其最终的结论便也是无论清内府、或“碑帖杨”、或日本《书道全集》中所收《楚颂帖》均无法证实其为真迹。苏轼《楚颂帖》的真实面貌在今日已成了一个历史之迷。

另：

近日与友交流各自的收藏，因朋友为一书法爱好者，便将多年前偶然收藏的四幅竹编书法拿出请其鉴赏，怎知朋友看后竟大为惊叹，称为奇迹。原来此竹编内容竟是那久别于世的苏轼的《楚颂帖》！竹编共为四幅，每幅长2米，宽55厘米，由黑白两种颜色的竹笺编织而成。前三幅为行书楚颂帖，虽为竹编，然苏字之神韵尽显其中，其书随意命笔，随着诗情的起伏而变化，参差错落，时大时小，忽长忽短，感情随着笔尖自然的流出。其对未来田园生活的向往，随缘旷达、乐观豪放的性格跃然于字里行间，“楚颂”二字饱满有力，表达出苏轼以屈原为榜样，虽政治失意，却义无返顾，“不改其操”，仍旧追求其远大理想的信念。苏轼追求一种人生哲理、精致空灵、自由奔放的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帖书法风格与元丰五年所写《寒食帖》极为相近，当为同一时期的作品无疑。

第四幅为元代吴兴赵孟頫、明代唐寅、董其昌的题跋，其竹编也完全忠实于其各自的书法风格。落款为“四川青神陈云华织东坡先生楚颂于乙丑冬”。前三幅竹编较为古旧，当为年代久远所致，应为清代之物；第四幅略新，估计是清后期补上的。此四幅虽为竹编，然作者以其高超的技艺，真实地再现了苏轼书法的风貌，使苏轼的不朽之作于近千年后近乎完美地呈现于后人面前。

观过此物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此竹编当为苏轼真迹的摹品，在此书真迹早已遗失人间的今天，这四幅竹编的发现，无疑为对苏字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充实，对于研究苏轼、研究宋代文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苏字的爱好者、收藏者们来说更是新世纪的一大幸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