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叙一（1918—1992）电影译制片翻译家、导演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缔造者和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开拓者。原籍浙江定海，出生于湖南长沙，上海沪江大学肄业。1943年开始戏剧翻译和编导工作。同年加入苦干剧团，导演话剧《埋头苦干》。1946年在晋察冀新华社广播电台工作，天津解放后任天津电影服务社副社长。194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组长，1957年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副厂长、厂长兼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1983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因喉癌去世。

中文名：陈叙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日期：1918年12月

逝世日期：1992年4月25日

职业：翻译家、导演艺术家

毕业院校：上海沪江大学

代表作品：《埋头苦干》、《一刹那》

人物生平(解放前 解放后)

个人成就

翻译趣事

社会评价

人物生平

解放前

1918年12月生于长沙。父亲是洋行买办。家庭的特殊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学习英文，能用英语会话。进入中学后，他又爱上文艺。当时，他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思想影响下，愈来愈看不惯自己的家庭生活，同父亲发生了矛盾。1937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二年级时，就径自离家出走，先后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怡和洋行，怡和轮船公司等处作小职员，开始独立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叙一深感国家衰亡的危险，精神苦闷，拼命读书，力图从中获取思想养料和精神力量。这期间，他有幸得到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的热心帮助与指导。1943年，他在借到一本美国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情欲》的话剧本后，便翻译和改写成完全中国化的《田园恨》，由黄佐临导演，孙景璐主演。这是他从事翻译工作的处女作。不久，他就参加了黄佐临等人创办的进步话剧团体--苦干剧团，当舞台监督，有时也粉墨登场跑跑龙套。1945年，在黄佐临的悉心指导下，他第一次导演了话剧《埋头苦干》和《一刹那》（丹尼改写）。其间，他还曾为苏联商人在上海经营的私人商业电台写过广播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叙一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积极投身于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1946年，他经地下党介绍，从上海到晋察冀解放区，加入了革命队伍，担任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顾问。之后，又随人民解放军到达晋冀鲁豫，在华北人民文工团从事创作活动。天津市解放，他立即被派去参加接管电影院的工作，担任天津电影服务社副社长。

解放后

1949年夏，上海解放后，他被指定为上影厂翻译片组组长。从此，他就踏上了建设和发展上海电影译制事业的艰苦历程。旧中国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外国影片，但没有我们自己的电影译制事业。当时上映的外国片不是原版对话，就是打上一些半文不白的字幕，即使偶尔在一些影院也搞上“译意风”，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解放后，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首先通过演员的配音，译制出第一部翻译配音的苏联故事片《普通一兵》。陈叙一得悉后，就带了三位同伴去东影参观学习。回到上海，陈叙一即借调了十一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二十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如何提高剧本的翻译质量，使之符合配音的口语要求；胶片从什么地方分段，演员怎样对口型，等等，他们都是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而后不断改进的。陈叙一和十余名译制人员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三年时间内先后完成了三十一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影片的译制。 不久之后，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了。陈叙一先后任副厂长，厂长，一直肩负着译制片创作生产的领导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们已经译制了三十都个国家的五百多部故事片，还把一部分国产科教片，美术片和个别故事片，配音译成英语，法语版，出口到非洲以及欧美国家去。另外，译制片厂还经常接受兄弟厂新拍摄的影片的配音任务。他们译制的影片，因语音清晰，语言准确，形神兼备而受到观众的赞扬。无疑，这是和陈叙一在业务上严格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叙一在抓译制片的质量时，主要在三个环节入手：首先是把本子关，他强调翻译要忠于原著，坚持质量第一。他的英文底子好，凡是遇到英文本，他总是严格查对原文，斟字酌句。对其他语种的剧本，他又常从分析戏的内容和角色着手，同翻译一起充分讨论。碰到问题时，还亲自查阅字典，逐字逐句的推敲。在口语化的问题上，他更是下足了苦功夫，只要碰到不太顺口的句子，他都一一加以修改，力求每个翻译剧本都能做到语言流畅，丝丝入扣。各种语言的翻译本在他的精心修改下，语言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为影片的译制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他非常重视配音演员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一部译制片质量高低，主要靠演员来体现。在组建队伍的过程中，他采取先特约，试用，然后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各种行当——犹如京戏里的生，旦，净，末，丑，逐个配齐。如邱岳峰（已故）、李梓、毕克、尚华、赵慎之、刘广宁、童自荣、丁建华和乔榛等人各具特色的音色，就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他们在译制过程中，有时碰到要求高，难度大的译制片，还经常邀请上影厂的著名电影演员参加配音。例如舒绣文在《乡村女教师》里配的女教师，孙道临在《白痴》中配的梅什金公爵和在《王子复仇记》里配的王子，张伐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里配的列宁，等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叙一在抓配音质量上也是一丝不苟的，配音质量过不了关，影片决不出厂门。如1980年，正当他去美国访问期间，厂里译制完成了西德影片《古堡幽灵》，他回来审查时，发现有几场戏在风格掌握上与原片有差异，于是立即推倒重来，直到合乎要求，才予通过。第三，他在紧张的工作中，身体力行，逐渐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工作制度。每天早晨七点三刻之前，他一定会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出现在厂区，开始例行的巡视，检查各个部门工作是否到位，以保证八点钟一到实录棚可亮起红灯准时开工。不论什么生产任务，他都亲临生产第一线，和职工同甘共苦。在他的带动下，译制片厂逐步形成了一个讲效率，能苦干的好厂风。

1960年8月，他们仅用五天，如期译制出有二十大本的日本故事片《松川事件》。这部影片的译制，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任务。如果按一般译制程序，《松川事件》的完成至少需要四十天时间，而这次陈叙一就是这样带领全厂职工，奋战一百零八个小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凡是遇上需要赶时间的译制任务，总是交由上译厂突击完成。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美国电视连续剧：《黑暗的公正》，此时，他已患喉癌，刚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尽管无法言语，但陈叙一翻译好交到导演手中的剧本，每一页稿纸四边的空白处，都写满了有关台词的注解，甚至还会注明：影片中的人在玩什么牌，怎么个玩法，演员们应该怎么叫牌。

1992年4月24日，陈叙一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5岁。他并没有像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一样“倒在话筒前”，却是在床上看剧本时突然昏迷。弥留之际，女儿依然看见，他的手指还在床沿上一下下敲着数音节。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贝倩妮（贝贝）为其孙女。

个人成就

陈叙一不仅仅是个优秀的翻译家，而且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译制片导演。他自1953年翻译了第一个电影剧本《萧邦的青年时代》后，接着又翻译了《匹克威克外传》、《偷自行车的人》、《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简·爱》等数十部外国电影剧本。他导演的影片有《绑架》、《华沙一条街》、《王子复仇记》、《白痴》、《白夜》、《可尊敬的妓女》等四五十部。他不论从事翻译，导演的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为了尽力保持莎士比亚原著独特的语言特色，并忠实于影片演员和导演的艺术风格，在着手翻译前他就找来了国内有关《王子复仇记》的各种版本，包括这部影片的拍摄资料，以及影评，剧评和演员的生平介绍，艺术创作手记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正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然后对配音演员进行介绍和启发，并提出自己的要求的。这样，终于出色的完成了这部名片的译制工作。

陈叙一在译制片的艺术实践中，还有所创造的摸索出采用短片段的配音方法。过去译制片的配音，为了保持配音演员情绪上的连贯性，每一次配音片段都很长。他感到这样配音，会增加演员的情绪负担，有时稍有不慎，往往就得整段重来，既费时间又影响质量。现在他采取录制前先要求演员作好充分准备，录制时只要演员对一下口型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仅没有影响感情的连贯，而且把录音时间大大缩短了。经过大家的努力和不断改进，现在录制一部影片，只要四到五天就够了。

80年代中后期，陈叙一翻译、导演的影片少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翻译，导演和演员的接班人上。他尽量把一些中青年推到生产第一线，并在实践中手把手的进行指导。他在带接班人时，可以说已把自己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保证译制片事业后继有人。

翻译趣事

电影《虎口脱险》中，有一幕经典的土耳其浴室接头戏。尚华和于鼎配音的指挥家和油漆匠，哼着Tea for two作为接头暗号。在原来的译本中，Tea for two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陈叙一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到厂里，把“情侣茶”改成了“鸳鸯茶”，同事们拍案叫绝！！改动虽小，却是大师手笔。有网友笑评：“放在今天，谁还能想出这么贴切的词来？不被翻译成‘两杯茶’，就算不错了。”

陈叙一翻译的很多台词现在都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了，就好像赵本山的“忽悠”似的。很多人都在用但不知道哪里来的。比如说《加里森敢死队》。一帮乌合之众弄了一个敢死队，里边有一个首领，大家见了他说：“Yes sir！”这个“sir”在英文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可以说长官，可以说先生，等等。在这个地方，这一帮乌合之众，那个人不是长官，也不是先生。他们是社会上那些下三滥，你说，叫他们称先生，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叫他们称长官，也不符合他们身份。陈叙一想出来一个词——“头儿”。“是，头儿！”又像这些人说的，又符合这些人身份。现在连我们国产片里边也有这个“头儿”，哪来的？就《加里森敢死队》里来的。还有，像“悠着点”。《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最后小两口走了，波罗跟他们打招呼，告别：“悠着点。”这话里包含很多意思：你们小两口刚热乎起来，悠着点，有这样的意思。你说别的词，“别太着急”啊、“慢慢来”啊，都不合适。“悠着点”，多好，现在也成了我们老百姓的口头语。要没有这些观众（对译制片）就没有深刻的印象。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有的人翻译的本子错到荒唐的程度，你就看不懂了。我看了一些译制片，听了半天，绕着脖子，也没听明白到底什么意思。挺好的，人家得奥斯卡奖的片子，我怎么看完了一点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本子没弄明白，人物关系也不对。当然这里边也有配音上的问题。比方说《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李梓配的林奈特，跟塞蒙·道尔跑到金字塔上玩去了，刘广宁配的杰基跑去搅和，最后，林奈特气得盯着她说了一句——我曾经看过一个本子，原文是“likes a kangaroo and hot”——直译的话，“像一些袋鼠和热”——结果那个本子翻译成“像袋鼠受了热一样”。你能看明白吗？你懂那意思吗？可是你再看陈叙一翻译的本子：“就像一只发情的袋鼠”。这就对了呀，马上就明白了呀，是在骂她像发情的袋鼠。一个是受了热，一个是发情，看上去是一字之差，事实上差之千里。

陈叙一还有很多妙词。比如《卡桑德拉大桥》，里边有一个卡普兰先生，他很穷，是卖打火机的。那个打火机是个名牌，但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就好像现在我这件衣服BURBERRY，现在中国跟世界都接轨了，大家都知道是名牌。要在当时拿个打火机说个外国名字，我们中国人肯定不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陈叙一就说不能用原来的意思，打火机就改别的词了：“一打就着”。

苏秀：这个是施融告诉我的，说是联合国的一些翻译发现的，觉得这个真高，翻成“一打就着”很传神。

曹雷：我和苏秀老师一块儿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快乐家庭》。是讲一个年轻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好朋友的故事。年轻的爸爸的妻子车祸去世了，留下了三个小姑娘，其中一个还包着尿布不会说话，一个五六岁伶牙俐齿，还有一个十来岁。戏里面就三个小女孩跟三个年轻小伙子的故事。其中有一集，里边年轻爸爸的一个好朋友去参加talk show，上场之前，因为是第一次，紧张。这个年轻的爸爸就带着自己的老二去给他助威。临上场之前，年轻的爸爸拍了他好朋友一下，说：“打断你的腿！”谁懂？中国人谁懂？什么意思呢？美国的俚语里边，“打断你的腿”就是叫你“好好干”的意思。如果没有其他的词的话，翻完就完了。可是下边还有词。那个小姑娘就问：“爸爸，干嘛要打断他的腿？”他爸爸就给她解释了：“我这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小姑娘领会了，马上接过词说：“叔叔，那我再抠出你俩眼珠子！”当然了，美国没有抠出眼珠子这回事，她的意思就是要加倍祝贺他：既然爸爸打断你的腿是祝贺你，那么我抠出你眼珠子就是加倍祝贺你。这是对他祝贺的意思。如果我们前面说：“你好好干”，下边怎么接？那么如果我们说“打断你的腿”，中国人根本不懂，这下边词也没法接。陈叙一花了两天时间，我们出了好多点子，都不合适。“有了，有了！”他说，他回家琢磨琢磨，说：“我给他改了。”“怎么改的？”我问。他说：“不说打断你的腿，说‘好好露一手’。”这是中国人的话，对吧？叫他好好露一手，那个女孩就说：“爸爸，什么叫露一手？”这女孩可以不懂什么叫露一手，爸爸说：“那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接着女孩说：“那叔叔您再露条腿！”这不是原来那些词，但完全是原来的意思。你说这种精彩的东西，你要是不好好去翻，不把心思全花在上面，你这戏能好看吗？下面的罐头笑声吼吼，中国人看着犯傻，好多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不知道它笑些什么东西！说起来我没翻错呀！对，没翻错！但是事实上那意思没出来，中国人听不懂。

社会评价

多年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深情地回忆道：1992年4月25日清晨，陈叙一同志停止了呼吸，但是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留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同仁们的心里。这位享年75岁的老厂长，是上海译制片事业的奠基人，是我们译制厂的瑰宝！当前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时刻，我们是多么地需要他啊！我们知道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阵地。他在声带被切除、顽强抵御癌症病魔的同时，仍然时刻关心着厂里译制片的艺术质量，并逐字逐句地为译出的剧本润饰台词，支撑着病体来厂里参加鉴定每部影片实录完成的配音质量，提出很关键的修改意见。在他看到演员们把戏配得神韵恰到好处，而抿紧嘴唇露出一丝欣慰笑意的脸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译制片事业的爱有多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