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墨宝《力命帖》

清高宗弘历（1711-1799）继承了康熙、雍正二帝的雅好，酷嗜书法。万机之暇，他对历代法书碑帖，大事搜集，广泛临摹，用功极勤。对楷书鼻祖锺繇作品，焉能不加涉猎？仅《力命》一帖，《石渠宝笈》就著录了两卷临本，《力命帖》是锺繇晚年给明帝的一份表章，亦名《力命表》。内容大致言：“我年老不能为国家出力设谋，您却依旧施恩照顾。现在天下初定，全国人民欢欣拥戴。只是江东的事情，应当稍加关注。昨日虽已奉诏陈述愚见，但还没把想法说完，希望再补充几句。求您象先帝一样，派侍中来与我议一议。”

乾隆帝所临第一本即此件。正文十四行，后缀七绝一首，并自识六行。按识文，此是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夏四月临于三希堂者。这年乾隆帝三十六岁，精力弥满，故临笔神清气朗，于原帖淳古之外更添几分英挺之气，十分可爱。自题绝句之大意为：“不要再提‘颜筋柳骨’了吧，连王羲之不也被世人嘲为‘家鸡’么？通过学书我更多地体会到：干事不师法古人是不行的。”这里显然是把锺繇的艺术定位置于颜真卿、柳公权乃至王羲之之上的。此卷引首“取法乎上”四大字也正点出了这个意思。“取法乎上”语出唐·李世民《帝范》：“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意即任何学识、技艺当从最高层次取法；当然，“取法乎上”还有另一层含义：自谦与自负。自谦者，“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自负者，在古人的语汇里，“得乎中”已是相当骄傲的讲法了。

说乾隆帝自负不是没有根据的。就在临写这第一本的次年，他又临了第二本《力命表》，并再题原诗。后面自识云：“丙寅孟夏，偶临锺繇力命帖，爱其淳古，辄题短句。今丁卯嘉平，重展此卷，赏玩不置。因再临一过。”对自己的临本“赏玩不置”，颇能见出这位君主的性格。

看第一本前后隔水所钤“静宜园”、“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玺，它当年是被收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中，直到乾隆帝极晚年退位后，还曾取出自赏——真正是得意之笔。乾隆帝逝世后，他的部分御笔与珍玩被嘉庆帝移往大内建福宫花园统一封存，故此卷在《宝笈三编》著录时归入“延春阁”藏品——延春阁是建福宫花园的中心建筑。众所周知，整个建福宫花园毁于1923年的一场大火。这一卷临本能完整地保存至今，说明它在火前早就被人盗出。史家多疑建福宫之灾乃内监为掩盖偷窃罪行而故意纵火，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第二卷临本，则已不知下落。《宝笈续编》著录它藏于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很有可能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烧园时亡佚了。我们只有在专收乾隆御笔的《敬胜斋法帖》中才能见到它的面目。 对于乾隆帝的书法，历来贬词居多。近阅张伯英先生《敬胜斋法帖提要》，觉其评价中肯，乃真知书者：“学者多见古人真迹，得其用笔用意，下笔自不同流俗。内府所藏既富，高宗天资亦优，弄翰尤勤。清代诸帝王皆工书，而高宗诣力最为深厚。晚年益臻古澹，有从心不逾矩之妙。”乾隆帝的字以赵、董为本，确乏雄强刚狠之气；然以功力、学养、格调而论，却迥异凡俗。此件临锺繇书手卷，尺寸虽小，质量实高。仅以纸张而论，《宝笈三编》云是“金粟笺本”，即宋代金粟寺钞印佛经用纸，四围又加手绘卷草纹饰，其名贵何用多言？卷内十馀方御玺鲜红欲滴，并未滥入后人印章、题跋；装褫绢素亦是旧物，保存着宫廷装潢原式，是皆可贵之处。静处展卷遐思，如见风流潇洒的青年君主在三希堂上凝神挥毫，如闻玉砚中龙麝之香。唯斯铭心之品，可以引人臻此妙境！

乾隆帝书法作品近年来备受藏家瞩目和追捧，尤其2010年春拍中，一件乾隆行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 手卷以5700万元成交，创下了乾隆书法作品单幅成交记录，颇为巧合的是，此作与《力命帖》从形制材质到尺幅都十分接近，行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而《力命帖》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9册第1013页，可见都是乾隆帝自诩之作，而《力命帖》同时钤盖了“静宜园”、“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宸翰”、“几暇临池”、“用笔在心”、“研露”、“ 乾隆”、 “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等十数枚印鉴，乾隆帝对此件作品的珍爱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