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明虞堪行草《期约帖》

【类别】中国书法

【年代】明代

【作者】虞堪

【简介】

纵22.6厘米，横34.1厘米，纸本，行草书体。

学者顾随认为：“诗是要将日常平凡生活美化（升华）。”他以唐人李商隐为例，谈及中外唯美派诗人的不同在于：“西方唯美派不满意于日常生活，于是抛开了平凡事物别去找，别去造”，而李氏“只是根据日常生活，而一写便美化了，升华了”。此说极有见地，用以论及书法艺术亦十分允当。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也许只是为了叙说琐事，信手挥翰。撇开书写内容，单是那美妙的墨迹就让人称赏不已。对此，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说得更精辟：“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再看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虞堪的尺牍《期约帖》，就仿佛穿过时空隧道，领略一个传统文人是如何把日常平凡生活升华为优美诗章的。

虞堪（约公元1354年前后在世）字克用，一字胜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虞堪元末隐居不仕，明初洪武年间起用为云南府学教授。他藏书丰富，喜好吟咏，擅作山水，有《鼓泄稿》等著作问世。同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元代画家陆广的《诗简帖》也系尺牍。陆广对虞堪极为推重，誉其“古箧启奇文，微吟发清趣”。陆氏还以诗稿“夹注”形式写道：“克用乃冠缨世家，文章事业，铭彝鼎，被弦歌，克用袭藏，皆鲸珠也。”虞堪尽管“袭藏”堪比“鲸珠”，却生性旷达，他曾借澄湖变迁以喻寄身湖海的隐逸心志：“桑田变海元如此，自泛扁舟人五湖。”

“牍”为古代写字用的木片，为木简中的一种，长约尺许，故曰尺牍。后世又称公文为“文牍”，书札为“尺牍”，人们平时说的“帖”即有“尺牍”之义。《说文解字》中，“帖”之本义即“帛书署也”。“帛书”就是用缣帛进行书写。据应成一先生考证，从战国时代起，在很长时期内，缣帛与竹木、简策是人们用来书写的主要材料。东汉时期发明了纸，竹木、简策才逐渐淘汰，而缣帛与纸并用于书牍，又历经数百年之久。也是在东汉，人们开始重视收藏名家手迹，书家所书短札尺牍受到世人宝藏的，就称之为“帖”。唐人张怀瓘《法书要录》就行草运用之于尺牍有精彩论述：“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唯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邻于神化……”确实，得友人手札仿佛面晤，读信时不禁莞尔一笑。友人如果不是书画名家，那么也许只能从尺牍中品藻其馥郁墨香了。

《期约帖》纵22.6厘米，横34.1厘米，纸本，行草书体。此札系虞堪写给友人钱唐（字惟明），信中诉说自己与友人有约，但久候不见，于是派舍弟前去探问究竟。信中还用了“尾声梁下”典故。尾声是古代传说中一个坚守信约之人，他与一女子相约桥下见面，女子未来，河水上涨，尾声仍未离开，最后抱桥淹死。虞堪将自己戏称为尾声，表示“非敢爽言”。有趣的是，信中“呵呵”发噱之声，我们在网上聊天时还常用到，只是像这样精美的尺牍今天已经不易见到了。

细观此帖，秉承晋唐以来“二王”一路帖学意趣，同样也沾溉了元代时人的风气，作品以行草为主，偶或还有章草用笔（如“曩”、“不”、“否”等字），但仍以遒媚的面目出现。通篇写来，秀美而不失骨力，流畅又疾徐有致。其用笔以中锋为主，正、侧兼容；楷、行、草并用，却毫无“夹生”之感。“不”、“报”等字多次出现，均能做不同处理，避免了雷同和单调。每行大多字字独立，时见两字相属，同样丰富了审美效果。一开头“堪奉白曩”数字，均为行楷体；从“有期约久不至”开始，则行草并用，可以想见书家感情从平静到激越的变化；到末两行“顿首奉白……”书写节奏明显加快，特别是末行前八字，尽管每字独立，其内在笔势却连绵起伏，气脉畅达，一气呵成；到“至友”处稍作停驻，“侍史”两字连缀一笔到底，戛然而止，似言有尽而情无穷。由于此件系手札，行文有固定格式（如为表示对受信人的尊重，常一行未到底即另起一行等），从而使章法形成了“上齐下不齐”和“大疏大密”的艺术效果。书写者“无意于佳”，欣赏者却能产生规整与变化、缜密与疏朗妙契无间的审美感受。

虞堪《期约帖》曾为嘉兴项元汴所藏，系虞堪写给友人钱唐（字惟明）的一封信札，此信的大意是说自己与其有约，但久候不见。信中还用了“尾声梁下”的典故。这是出自《庄子》中一个哀怨凄婉的爱情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虞堪将自己比成尾声，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守约之人。

从书法风格上来分析《期约帖》，一方面明显看出追随赵孟頫书风的痕迹，即以晋唐书法为旨归，谨守法度，讲究中规中矩，典雅秀逸与笔法精致。另一方面，由于身处特殊的动荡时代，审美理念受到元末隐逸书风的影响，表达到其书法作品中，便出现了一种貌似熟悉的陌生。加之书写者杂入了不少章草用笔，给作品平添了几分生拙趣味外，也能窥见章草在明代初期越来越受到书家的重视。总体上来说，《期约帖》仍主要以遒媚蕴藉的赵体面目出现，秀美而不失骨力，流畅不显浮滑，用笔轻重缓急，徐徐有致。但作品中却明显少了几分奎章阁书家的程式，多了些大小错落与跳跃式的情感流露。整封信札一任笔性的放纵，全部在毛笔的轻重提按中连贯而成，尤以点画的变化最为跳眼，我们可以想见作者在书写时笔尖在纸面上的跳荡。这种节奏感与灵动感，是谨守赵孟頫一派书家中所少见的。信札的章法特别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空灵而不显得单调，字字不相连属却又摇曳多姿，表现了作者书写技巧的高度娴熟与自信的驾驭能力。我们从虞堪的书法中完全可以看出赵孟頫书风在元末的逐渐式微，以及更多更新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取向在这一时期碰撞激荡。

虞堪作品个性并不突出，明显看出追随赵孟頫书风的痕迹，说明赵氏“复古求新”的书学主张影响之大，同样也道出了虞堪在书史“寂然无名”的根本原因。这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作为一个学书者，必须力避时风，转益多师，勇于创新，形成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个人性情的艺术风貌才算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