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东洞（1702-1773），名爲则，字公言，通称周助。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以身爲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産科爲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爲姓，其子又将义字改爲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産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爲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爲良相则爲良医”之说，决心学医。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産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衆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爲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爲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爲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衆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爲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衆，固吾之所愿也。”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爲先生，而是爲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爲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爲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爲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爲《方极》。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著《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著《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爲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爲这些着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爲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爲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爲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 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