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译文

作者简介

写作意义

原文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译文

读书人的立身行事独特，符合道义罢了。不理会别人的赞誉或批评的，都是豪杰之士，也是忠实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的人。全家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至于一国一州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大概整个天下只有一人罢了。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则千百年来只有一人罢了。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回头的人。（与他比较），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不算亮，雄峻的泰山也不算高，宽广的天地也不算能包容。

当殷商要灭亡而周要兴盛时，微子这样的贤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离开殷商。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去进攻殷商，未曾听说有人批评过他们。独有伯夷、叔齐认为他们不该。殷商灭亡后，天下承认周为宗主国，伯夷、叔齐二人独认为吃周的粮食是羞耻的，即使饿死也不后悔。由此说来，他这样做难道是要博取甚么吗？是因为忠实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罢了。

现今的所谓读书人，当有一人称誉他，自以为该得到更高的赞誉。有一人不满他，自以为别人的话未尽正确。他可以独自批评圣人而自以为是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万世的标准啊。所以我认为，好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立身行事独特，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会回头的人啊。虽然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二人，乱臣贼子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世代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写作意义

兼而有之

伯夷伯夷叔齐的故事无需考证其真伪，这个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足证明中华文明之久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闪亮的一点。然其藐视权势的精神并不被强权者们所悦，或用强力相胁，或用“食色”诱之，伯夷叔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然其结果是真人性被扭曲，人们除去“食色”之外不知道还需要有“灵魂”。这正是造成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根源。颂扬伯夷精神实为今天社会文明发展之需要，弘扬中华古文明之需要。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纣，并非赞同纣王的暴政，而是深知“以暴易暴”的危害。“暴力”或许在一些场所不得已而为之，或许多数人“同意”使用，而断无“赞扬”之理由，也不可扩大其作用，更不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王朝专制的循环，“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正说明这一点。

围绕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称为“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维护“人性”的纯洁，遏制“生物性”欲望的野蛮发展，是 “士”的职责。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结好于“乡愿”，拜倒在“食色”之下，是忘记了人间之道义，忘记了

战士守土之责。众人困于“食色”之匮乏，对控制了“食色”的强势自然是随之者众，此时能不受“食色”之困扰，敢于说“不”，特立独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伯夷叔齐“饿死而不顾”，为“士”树立了榜样，“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对一个个体而言，首先要生存繁衍，这是天经地义的。故有“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之语。但对“食色”的追求要有底线，不能丧失对伯夷叔齐的敬畏，否则不能称之为“人”，尤其不能称之为“士”。

伯夷伯夷事迹，原不足信。 《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

韩愈之所以写《伯夷颂》，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