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

中国底层研究的特点

中国底层研究成果

底层研究专著(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 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

定义

“底层”一词的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 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从书中看来，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么推究，农民的生活向来比工人水平更低，所以农民也理所当然地归于底层。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底层必然又有了新的内容，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

底层作为社会学研究范畴，在美国产生于1961年，比印度的底层研究早了20年。18和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下层被称为“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1961年，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桑且和他的孩子们》中第一次用“under class”取代了当时流行的“lower class”，他通过对贫民窟中一个墨西哥人女性户主家庭的研究，首先使用“底层阶级”这一概念，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研究。

中国底层研究的特点

从底层问题在中国的逐渐显现来看，中国知识界最早真正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从作家开始的。农村小说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农民的利益问题。时代造就了作家朦胧的底层意识，但却没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底层问题还不明显。真正的关注在于1993年前后社会学上的资料。

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如温铁军、李昌平、曹锦清等人的研究集中在“三农”领域，对城市底层的研究也集中在外来打工者的研究，对三农的研究有较多的成果，如温铁军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对城市打工者的研究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停留在打工者的苦难式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性缺乏反思，对制度性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触及，反而容易把打工者的命运的改变寄望于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相关的进一步美国化，试图以更“现代”的方式解决打工者的问题，与美国的威尔逊等人的从社会结构研究和经济政策角度入手相比，中国的城市底层研究相当粗浅且缺乏章法，当然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加强对打工者的保护，进行相关立法并严格执行，在城市中多方面地给打工者以平等的待遇等，但对现代性的反思一直是不到位。

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小说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农村底层和城市问题，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并取得相应成果后，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与80年代以前不同的阶层分化现象，并引起较大的反响，才引起了文学界及批评界的注意，然后沿及其他学科。真正形成一种焦点性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此时对现代性的思考也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与世界的底层研究及反思现代性同步。

中国底层研究成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底层就是底层。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3]

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文章的出笼，“底层写作”便成为当代文坛的思考焦点。这些文章或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和矛盾，或围绕创作界出现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小说，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审美吁求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并从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强调了“底层写作”的重要性。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像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底层写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像丁帆和蒋述卓都论及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困顿，以及作家所应持有的人文主义立场；南帆则从作家作为代言者的角度，分析了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还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张清华更明确地说到：“‘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4]而丁智才则认为，当前一些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却以“苦难”为窗口，窥视“底层”的欲望，甚至人为地扭曲这些苦难，从而掏空了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作品只保留着作者窥视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他们写底层女性，“大多从事三陪或变相地做鸡，以此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用过多的文字堆砌感官刺激。“底层”似乎只有麻木、肮脏、阴暗、猥琐、屈辱而没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这样的作品名曰“底层写作”，实则是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极度扭曲与漠视，对底层人性的侮辱。[5]所以，要想使“底层文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丰厚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们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写作误区。

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倡导具有“底层写作”审美倾向的作品，从客观上进一步催化了“底层写作”思潮的发展。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争鸣。这些碰撞和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底层写作”的概念。究竟哪些群体可以视为底层？“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像王晓华、梁鸿、洪治纲、腾翠钦等人都曾质疑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创作主体“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导致了“底层写作”中道德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李运抟的《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刘复生的《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层经验与诗歌想像》、孟繁华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通过具体的文本印证自己的判断。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李云雷、刘继明、白亮等人就从“左翼文学传统”角度，强调“底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同构；而贺绍俊等人则从“新国民性”角度，提出这种文学思潮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城乡冲突的审美表达，“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6]对这种生存现状的表达，隐含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诉求。围绕这些争鸣，这两年里，出现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其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杂志、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

2008年，有关这一创作思潮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一方面，学者们紧跟创作现实进行实证性的评析，像张清华、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对贾平凹的《高兴》等作品的评述，都是通过实际创作进一步阐释“底层写作”的相关思考；另一方面，有关“底层写作”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新左翼”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等，其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像何言宏对“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论述；刘思谦对“底层写作”主体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江腊生对“底层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工、城市、乡村却大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想象性表述”的批评，以及创作主体因为“居高临下的文学视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难以真正地走进底层生活，因而缺乏审美的哲思和艺术的批判”的论析，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的较深思考。此外，《探索与争鸣》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组“底层写作：未完成的讨论”的文章，孟繁华、贺绍俊、张颐武、陈福民等学者各持己见，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潮中所蕴含的各种重要的文学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底层写作”研究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像李云雷对2007年“底层写作”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王尧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白浩的《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梁鸿的《通往“底层”之路》等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尽管各有侧重，观点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锐之词，但都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进行理性化和系统化思考的精神姿态，也显示了有关“底层写作”的文学讨论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

底层研究专著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

现今出版的底层研究专著为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目录为

序章 现代性话语笼罩下的底层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

第二章 彩票：底层致富幻像一种

第三章 吃饱之后怎样

第四章 底层婚姻：在现代与封建之间

第五章 底层人格：在可爱与可恨之间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精英意识

第七章 “落难精英”与“劳动”女性

第八章 远离农民的高晓声

第九章 市民小说：高度庸俗化的精英叙述

终章 底层的“真”表述

附录一：对蔡翔的访谈

附录二 对王晓明的访谈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致力发掘当代文学中底层形象的建构过程和方式。本书认为现代性话语在“自由”、“发展”的名义下对底层面目的遮蔽是空前的，精英意识/精英主义与现代性话语的直接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底层的面目。本书前半部分分析现代性话语下底层的生存状态，下半部分为作家作品中的精英意识分析。

序章梳理了底层概念的沿革，界定底层的主体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之后分析了现代性话语的对社会的强大控制力量，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对人的思想的无形控制，金钱和物质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它使人们在不自觉中丧失了主动权，在个体性的掩盖下奴役着人的思想和肉体。底层问题正是现代性叙述的最大的裂隙。然后具体分析底层形象的建构过程及方式：①梳理了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本书认为从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从梁启超到毛泽东，对底层的表述都是工具化的，即要动员底层，以集中全民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②分析了底层的“富想象”，从彩票、股票、传销等入手，分析底层被吸引其中的现代性原因。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造成了当前的封建、资本、社会主义共存的“断裂”状态，但在现代性话语的诱惑下，不论是公务员、老板、白领、教师、乃至底层的致富标准都达到了惊人的统一，千万富翁成了人们共同的人生理想。③从余华的小说《活着》等来分析底层人物的精神状态。余华认识到了底层也是有灵魂的、有生存权利的个体组成的群体。④分析底层的婚姻状态，农民的婚姻不但远未实现“现代”，而且越发得“封建”，莫言《愤怒的蒜苔》中人们对买卖婚姻的集体认同显露了当前农民的婚姻也只能徘徊在封建和现代之间，贫穷之下生存就是他们的道德，他们必须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⑤通过对莫言小说的分析透视出完整的底层人格和生存常态。莫言他笔下的底层有着同等的可爱和可恨之处，他的作品还揭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现代”，还是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都没有改变底层受压迫的命运。

⑥分析精英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改革开始之后，大多数作家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不断宣传中接受了现代化发展理论，对底层问题的解决，大部分作家都要求底层要“自强”、“发展”，实现“现代化”被当成解决底层问题的根本途径。⑦通过对“右派”“反思小说”的分析昭显在工农被抬高为国家主人公的时代，底层的在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他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只是痛苦于自己的落难遭遇，底层民众的劳动特征从一开始就未被重视过，小说中重点塑造的下放地的红颜知己都被剥离了“劳动”特征。劳动者只是作家自我中心的陪衬物。⑧通过对“农民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分析，发现高晓声从一开始就抛弃了现实中的农民，他成功的同时也是他失败的开始，他笔下的农民成了静态的存在，永远停留在他成功的70年代末，他自己却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发现”着新的视角来批判或嘲讽80年代前的“旧”农民。⑨从女作家池莉和张欣成功前后的变化分析市民小说家的更强的精英意识。池莉以《烦恼人生》一举成名，张欣也由《爱由如何》等反映平民艰难生活的小说获得好评，但在文坛声誉日盛的同时是精英意识生长，对底层的同情被“发展”的冷漠代替，为“现代化”而疯狂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⑩回到原点：代言与底层自己发言的问题。问题仍在于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到底是什么？底层怎么才能自己说话？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终本书落点于知识分子必须为底层代言，但方式需要反思，尤其需要反思现代性话语下的精英意识。

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

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