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总统助理 ——俄罗斯政府经济智囊德沃尔科维奇

俄罗斯少壮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1972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国际象棋大师和国际象棋裁判，著有不少关于国际象棋的专著。德沃尔科维奇自幼酷爱数学，不过在他小时候，他父亲恐怕没想到儿子将来能成长为俄罗斯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同时受到当今俄罗斯两位最高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青睐。

29岁出任副部长

德沃尔科维奇大学就读于俄罗斯顶尖高等学府——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专业是经济控制论。1994年大学毕业时，他还拿到了以培养高端经济学人才著称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文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俄罗斯政府财政部经济专家组工作，主要是负责撰写国家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在专家组工作期间，德沃尔科维奇才华初现，在短短5、6年时间里，他由一个普通研究人员，很快成长为高级专家、专家组组长和学术领导人。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到美国留学，就读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1999年，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格列夫发现了德沃尔科维奇，非常看重德沃尔科维奇经济学和经济分析研究方面的才干，让他进入得到普京政府支持的战略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工作。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正是普京担任政府总理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战略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定国家和地方中期发展规划。德沃尔科维奇领导了政府经济计划草案的研究工作。普京当选总统后，格列夫在2000年5月开始担任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随后，德沃尔科维奇出任格列夫的助理。次年，德沃尔科维奇出任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国家宏观经济分析与国民经济发展预测等方面的工作。这一年，德沃尔科维奇只有29岁。

在2004年3月普京连任总统之后，4月17日，德沃尔科维奇被任命为总统专家局局长。总统专家局是总统办公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总统办公厅提供经济和金融政策分析研究报告，负责为总统起草国情咨文等重要文件。作为专家局局长，德沃尔科维奇同时又是国家主要经济问题研究负责人，对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他都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办法。他的很多建议和观点，比如对部分高技术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支持IT行业公司等，最终都成了政府经济政策并得到实施和执行。

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之后，德沃尔科维奇于2008年5月成为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助理。俄罗斯一些专家认为，德沃尔科维奇现在是俄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俄罗斯政府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他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他超脱于政府主管经济政策部门和银行系统，可以全面掌握国家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在经济政策出台前的准备阶段对决策施加影响。他还可以通过各种科研和学术机构、工商界人士、各部门和行业的分析，对政府经济政策和银行系统的运行情况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经常上“推特”发微博

由于曾为两任总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起草年度国情咨文做出积极贡献，德沃尔科维奇两度成为得到总统亲自签署正式文件感谢的专家型高官之一。应该说，这两次年度国情咨文提出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4年的国情咨文，是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一个国情咨文，确定了普京第二个任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调；而2009年的国情咨文，虽然是梅德韦杰夫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但在这个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提出了国家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思想，是现阶段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国情咨文的起草工作主要还是由德沃尔科维奇负责组织协调。

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困难的时期，德沃尔科维奇提出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许多都得到政府的采纳，并成为政府反危机政策的重要内容。德沃尔科维奇对金融危机发展前景的预测更是给人印象深刻。他在2008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很高，危机影响的传导非常快。这一当今全球经济的突出特点也表明，在危机来得快和影响深的同时，危机最坏的影响有可能很快过去。他曾预测，2009年第1季度，全球经济形势将比2008年第4季度更为严峻。而到2009年年中，全球经济将可能出现活跃迹象。到时候，俄罗斯应抓住机会，努力促使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初步增长。他的这一预测和判断与后来全球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情况大致相符，在2009年1月下旬，在危机形势严峻的时候他大胆宣布，卢布贬值阶段已经结束。

作为年轻一代精英人物，德沃尔科维奇不仅思维敏锐，同时作风现代、开明。他经常接触媒体，就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敏感问题和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他还负责联系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关系，负责“8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方面的工作，每当要召开这些集团的国际会议前夕，他都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俄罗斯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看法和主张。

德沃尔科维奇还是新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同梅德韦杰夫总统一样，他也在“推特”上有自己的微博，经常就民众关心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对总统参加的活动也做一些简明介绍。他在微博上的言论与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基本同步，使国家事务更加透明并能够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

俄罗斯官方与半官方智囊机构

《环球》杂志驻莫斯科记者/谢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智囊机构改变了昔日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俄罗斯智囊机构主要包括官方智囊库、科学院系统智囊库、独立智囊库和国际智囊库在俄开设的分支机构等几大类别。

1992年2月底，叶利钦亲自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在学术机构、外交部、强力部门的专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参与下，战略研究所对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进行形势分析，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保障的宏观问题、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全球或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等问题。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科研报告、专家评估等形式提供给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联邦政府办公厅，以及议会的相应委员会。因此，在叶利钦时代，战略研究所在国家和政府对外决策方面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直到今天，战略研究所依然是俄罗斯最为知名的智囊机构之一。

在俄罗斯活跃的智囊机构中，1992年2月成立的另外一个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该委员会虽然号称独立研究机构，但与俄罗斯当局高层和政府机构的联系十分密切，委员会由俄罗斯著名政治家、企业家、社会和国务活动家、强力部门与军工综合体代表、媒体精英人士与学术专家组成非政府团体。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起草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研究报告。最为重要的有《俄罗斯战略》系列报告。1999年，该委员会为即将产生的新总统普京准备了题为《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2000》的报告。普京上任后，报告当即呈送给普京本人。报告中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建议，都在普京后来8年的执政期间得到了反映。

1999年，在时任总理普京的支持下，一个名为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正式成立。该中心的监事会由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组成，理事会主席由后来出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的格列夫担任。当时正是普京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该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召集了众多主流专家和学者及高官，最终出台了厚达400页的《2010年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后来完全体现在普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为该中心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后来都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格列夫由副部长提升为部长，纳比乌琳娜现在担任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德沃尔科维奇现在是总统经济和社会政策助理。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认为，现在俄罗斯学术界比较活跃的现代发展研究所是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前身是信息社会发展中心，2003年改为现名。梅德韦杰夫2005年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并负责国家社会经济中长期规划发展项目的时候，现代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帮助梅德韦杰夫做了许多课题研究。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后，他答应该机构研究人员出任研究所监事会主席。

81岁的国家安全战略元老

《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毛晓晓

印度社会意见多元，很少有某一“军师”对决策有完全的影响，但印度安全和战略元老、81岁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则被视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关键人物，长期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难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战略的奠基者

苏布拉马尼亚姆不仅参与和组织了印度独立后几场战争的政府内部回顾，是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创始人和多年所长，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等多个政府要职，还是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成立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第一任召集人并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则，推动印度与美国达成了民用核能协议。退休后，他常常为多个报纸撰写评论，如今印度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决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下属。

K·苏布拉马尼亚姆192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1950年获得马德拉斯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并在当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国防部工作后，他于1966年被派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交流。回到印度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新成立的IDSA主任，一直干到1975年。此后他继续担任多个资深的政府职务，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泰米尔纳德邦内政部秘书和负责军备生产的国防部秘书。

1980年退休后，他回到英国继续在剑桥作访问学者。这段时期他还是多个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研究组织的成员，研究印度洋、裁军和核遏制等问题，并撰写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战争》、《核迷思和现实》、《印度与核挑战》和《印度洋的超级对抗》等。为庆祝他75岁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国政策专家以及学者、记者们写的关于他的文集于2004年出版。

遵循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视为鹰派和强硬派。

他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他强烈反对和批评《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不平等，并以“核隔离制度”来描述5个有核武器的大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自己拒绝减持核武器。他的主张成为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争取进入核武器俱乐部的理论支撑。印度在1974年曾进行名为“佛陀的微笑”的核试验，但并不成功。

1979年他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一份内阁文件要求重启印度的核武器项目，但时任总理德赛和外长瓦杰帕伊并不同意。直到1998年瓦杰帕伊任总理后，才同意进行名为“实力”的核爆试验。

这次核试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第一任召集人，该委员会起草了印度的核理论，涉及印度核武器使用和部署的各个方面。

与他的现实主义一脉相承，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是2007年印度总理辛格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协议事实上突破了他一直批评的《核不扩散条约》，美国默许了印度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使印度成为核不扩散制度的例外。K·苏布拉马尼亚姆称印度和美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印度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与美国合作。

印巴关系的重要影响者

除了制定印度核安全政策，他对印度政府如何看待独立后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71年“东巴基斯坦危机”中，他认为印度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插手。这一意见不仅激起巴基斯坦政府的批评，也让冷战中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国不满，甚至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同年短暂访问印度时也告诉K·苏布拉马尼亚姆应谨慎考虑这一政策立场。但他的意见仍然在印度政府内赢得支持，印度出兵干涉，与巴基斯坦进行了第二场战争并取胜，也导致“东巴基斯坦”变成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孟加拉国。

此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收集了这一战争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一手报告并发表了1971年战争的分析。这使得他所在的机构一跃成为受到尊重和有影响力的智库。他的一些评论和对印度外交的建议此后成为印度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1999年K·苏布拉马尼亚姆还被指定为印度政府“反思印度与巴基斯坦卡吉尔战争”的委员会主席，分析战争中印度情报失误问题。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也被称为苏布拉马尼亚姆报告，致使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以批评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构著称，尤其不满几届政府对长远战略计划及相关机构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与总理首席秘书应该由不同人的担任，这一建议最终在曼莫汉·辛格于2004年担任总理后得到重视和执行。印度第一所国防大学也是在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长期要求下，由印度内阁批准了筹建资金。

记者最近一次见到这位耄耋却精神抖擞的知名战略家，是去年在一本关于印度长期战略的新书《远见》的发布会上。他再次提到了印度情报和有关部门缺乏对战略的重视。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均到场参加。

2005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任命K·苏布拉马尼亚姆领导一个政府特殊项目，研究下个10年“全球战略发展”。这一项目于2006年向辛格提交了报告，但目前尚未公开，仍然是政府保密文件。

2005年11月11日在IDSA成立40周年大会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特别提到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成就，“苏布拉马尼亚姆犀利的文章继续启发和影响国家利益关键领域的战略思想分析和决策者。我们期待这位印度战略界元老仍然能在未来数年中活跃于这一领域。”IDSA还在2007年设立了年度“K·苏布拉马尼亚姆奖”，向那些对印度的战略思想做出贡献的人物颁奖。

由于对印度核安全政策的影响，他被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刊《今日印度》评为2006年印度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入选介绍说，他作为全球战略发展项目的主席，将塑造印度未来的战略思想。为了印美核交易，他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积极的召集人，成为众多声音中政府听得进去的一个(印美核协议谈判中印度方面的主要谈判人、印度外交部美国司的主管苏杰生是他的儿子)。

周刊评论说，以雄辩著称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对工作极其热衷，在1996年他进行了搭桥手术后，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来看望他，被问道“你读了我今天的文章了吗？”。1999年他还曾拒绝了印度政府为其颁发的荣誉莲花奖(Padma Bhushan)，认为政府官员和记者不应接受政府的颁奖。

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应对劫机事件的程序，他自己就曾在1984年一架被劫持飞往巴基斯坦拉合尔和迪拜的飞机上度过了36个小时，所有乘客均未受伤被释。劫机者被逮捕后，在法庭上却声称是K·苏布拉马尼亚姆“策划了整个劫机事件，目的是查看巴基斯坦的核装备”。

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

林利民

人类历史进程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决定，人类的活动又受人类的思维、判断、智慧或者愚蠢所支配。

20世纪堪称为“金点子”世纪。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0世纪，世界事务更加相互关联，更加复杂多变，决策是否高明，“点子”是好是坏，对历史进程、对世界事务和国家利益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刻，常常是“智者一计，天下色变”。正因为如此，20世纪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充满智慧、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金点子”记录。

马歇尔出计“先欧后亚”

在美国历史上，罗斯福是唯一一位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对美国的历史贡献，除了“罗斯福新政”，就是领导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然而，罗斯福身有残疾，并无过人的大智慧，尤其不太懂军事战略，如何能领导美国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国进行二战这样的复杂战争？答案是依赖他的谋士及谋士们的“金点子”。

在罗斯福的决策班底中，最主要的谋士是马歇尔将军。1959年，马歇尔与世长辞。在追思活动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其为当代美国“最后一位伟人”，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称其为“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之伟人”。

马歇尔之所以成为丘吉尔眼中的美国“最后一位伟人”，主要不在于其权倾美国，而在于二战时期，他智计百出，辅佐罗斯福领导美国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艰难决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战略最辉煌的一页就是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当时，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继挑起战争，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方向同时受敌。不过，当时欧洲各国在第一线直接与希特勒德国交战，德国对美国的威胁并不非常直接。但是在太平洋战场，日本直接威胁美国的菲律宾属地、夏威夷、阿留申、中途岛等要地。珍珠港事件后，美日进入直接交战状态。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如海军上将、老资格的麦克阿瑟将军等，都主张美国在大西洋方向“坐山观虎斗”，任由欧洲国家与德军拼杀，集中美军主力于太平洋战场，首先与日本决战。

但是，马歇尔将军从全球大战略出发，认为在德日两大强敌中，德国最强大，是法西斯轴心国“主力中的主力”、“轴心中的轴心”，日本则相对较弱。盟国如能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则打败日本就不成问题。相反，如美国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国成了气候，再要战而胜之就困难多了。因此，他向罗斯福总统献策，主张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取守势，集中力量投入欧洲-大西洋战场，全力支持苏、英等国对德作战，先消灭法西斯德国，再回头收拾日本。

根据马歇尔将军的“金点子”，罗斯福总统力排众议，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势，集中主力于欧洲战场。美国一方面向欧洲大量增派陆海空三军，同时又向困难中的苏联、英国等盟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有力保障了盟国扭转战局，直至战争胜利。

政治伏笔与两德统一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这标志着德国在分裂近半个世纪后重新统一，也标志着维系战后国际体制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提及德国长期分裂后的统一，人们普遍将其归因于苏联解体、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军以及冷战的结束，而忘却了阿登纳等德国智者们几十年前的努力及其预留的政治伏笔。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其中苏联占领德国东部，美英法分别占领德国西部。1948年，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为“西占区”，并决定以西占区为基础成立一个“西德”国家。1948年7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正式要求西占区担任各州总理的德国政治领袖们开会，制定一部具有联邦性质的德国“国家宪法”，并准备为西德国家的成立举行公民投票。

对于美英法要求制定德国宪法和成立西德国家的要求，德国政治领袖们喜忧参半，喜则在于美英法放权，给了西德更多的自主权；忧则在于他们担心德国从此永久分裂。后来担任第一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分析说，建立西德“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人们担心其结果将“导致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部分”。

鉴此，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领袖一方面欢迎西占区合并、由居民选举政府，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正式制订宪法，以防止造成德国永久分裂的事实。但他们不敢、也无力与美英法占领当局公开对抗。

在一筹莫展之际，阿登纳等人想起1875年的法国在普鲁士军事占领期间搞过一部“基本法”，既有宪法之实，又不是正式宪法，因而决定依例搞一部联邦德国“基本法”，并商定“基本法”交由各州议会批准而不是像宪法那样交由公民投票决定。美英法占领当局虽然对德国政治领袖们“不识抬举”非常恼火，但从对苏冷战大局出发，只得认可了德国政治领袖们的要求。

最后结果是，联邦德国有了一部具有宪法功能的“基本法”，但西德国家的建立又未构成日后德国重新统一的法律障碍。阿登纳等人搞一部“基本法”的“金点子”，既保障了日后西德数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又为数十年后的德国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同时，“基本法”也是德国政治家们与美英法占领当局斗智斗勇的妥协点。

古巴导弹危机化解中的“金点子”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时代的第一场核大战危机，美苏两个核大国围绕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问题剑拔弩张，美苏核大战一触即发。

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U-2飞机反复侦察得到的准确情报，探知苏联已在邻近美国的古巴建立了一批中程导弹基地。在这些基地中，除部署有当时最先进、射程达1100海里的SS-4中程导弹外，苏联还准备部署射程更远的SS-5中远程导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肯尼迪大动肝火，当天即召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们开会，研究对策。

在连续几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肯尼迪的智囊们先后提出了六种各有侧重的主张，“金点子”、“馊点子”轮番推出，搞得肯尼迪莫衷一是。国务卿腊斯克等主张外交解决，或与赫鲁晓夫直接会谈，或交由联合国解决；参联会主席泰勒等人主张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即组织大规模空袭，一举摧毁。这些方案或被认为太缓慢、软弱，或被认为太冒险、可能引起核大战，皆被肯尼迪总统一一否决。

最后，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利用美国的海空优势，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阻止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导弹，并在事件逐步升级的过程中迫使苏联撤出已在古巴的导弹。他认为“封锁”一案可进可退，成则可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避免直接冲突，如不成也为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留有回旋空间。几经权衡，肯尼迪采纳了麦克纳马拉的“金点子”，下令对古巴进行全面海上封锁。

为执行封锁任务，美国动用了90艘舰船、2万名海军官兵。10月24日，美军海上封锁部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正式封锁古巴，对所有进出古巴的船只进行“船靠船”的检查，对可疑船只予以扣留，不允许任何可疑船只驶入古巴。为配合封锁，全球美军以明码发报，公开进入战备状态，并公开摆出大规模轰炸、入侵古巴的架势，宣称入侵第一天就要出动1190架飞机，连续轰炸一周，而后出动14万大军登陆。

在美军全面封锁和不惜一战的压力下，赫鲁晓夫决定让步。10月28日，赫鲁晓夫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苏联将撤除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

由于麦克纳马拉的临危“金点子”，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世界逃脱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核劫难，肯尼迪也挣足了面子。不过，赫鲁晓夫却因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丢脸而在两年后被迫下台。

时代呼唤好智囊

尽管“点子”有好有坏，但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异曲同工。历史上，那些“馊点子”、“烂点子”容易被人遗忘，如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战略失误，不但不为后人提及，甚至在《三国演义》中被极力遮盖、美化。与之相反，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则通常为人传颂，千古流芳。正因为如此，如“隆中对”、如马谡为诸葛亮南征献策，以及20世纪的“先欧后亚”战略、麦克纳马拉为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献策，等等，皆为后人津津乐道。

孙子兵法“计篇”在讲到战争中智谋的重要性时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见谋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事务的关联性、复杂性更突出。目下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外交战略已进入国际“深水区”，不能不对国际事务、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进行超前“庙算”。这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智囊、谋士，呼唤层出不穷的“金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