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吉恩·布希亚、让·波德里亚等。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鲍德里亚于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与父母决裂，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鲍德里亚对于媒介在构成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反思是他的争议最多的观点之一，他提供了媒介（作为万能和自发的社会力量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的范式模型。他是于1972年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媒介的挽歌》（Requiem for the Media）的文章，抨击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的。这个题目有点讽刺意味，因为鲍德里亚实际上刚刚开始完善一种社会理论，其中，媒介将在一个新的后现代性的建构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而在这篇文章里鲍德里亚其实是在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写挽歌，并认为：“麦克卢汉曾以他那惯有的加拿大－得克萨斯人的蛮横说过，马克思，这位蒸汽机和铁路的精神上的同时代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电报的出现已经过时了。他以坦率的方式说，马克思在他对于生产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几乎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授予特权的领域，其中语言、符号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CPES，第164页）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激进的质问——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绝交。

作为马克思主义范畴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媒介理论之例证，鲍德里亚批评了德国活动家和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的媒介理论以及他想要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媒介策略的企图。鲍德里亚将此种努力作为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加以摈弃，即企图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没有看到大众传播媒介本质上“是反调解和不及物的。它们制造了非传播——如果一个人同意将传播定义为交流，定义为说和答的交互空间，因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或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个人的、相互交流关系）——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刻画它们。它们总是在阻碍反应，使所有的交换过程成为不可能（除了各种形式的模拟反应，它们自身并入传播过程，因而使传播的单方面性原封不动）。这是媒介的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控制和权力的系统就植根于此”（CPES，169～170页）。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研究中，鲍德里亚指出“电视对象”如何成为家庭的中心，并对主人是消费社会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起着重要的“证明作用”（CPES，53页以下）。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加速作用，相当于从现代生产领域堕落到后现代模拟社会。因而，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的时代。现代性集中于物品——商品和产品——的生产，而后现代性则以激进的类制作和符号的激增为特征。此外，追随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将现代性阐释为一个商品化、机械化、技术和市场关系爆炸过程，而将后现代社会看做一个内爆的场所，涉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现象与实在、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所主张的每一种二元对立之间所有的边界、范围和差别。此外，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活领域日益分化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所阐释的马克斯·韦伯），而后现代性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消除分化及伴随的内爆的过程。在鲍德里亚看来，伴随着符号和拟像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快速传播，广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的蓬勃发展，成为后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止，鲍德里亚将媒介阐释为主要的模拟机器。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形象、符号、代码，而这些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消除中起着重要作用。鲍德里亚对于模拟和超现实的分析也许构成了他对社会理论和媒介批评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一个电影演员模拟政治生活和骗子模拟电视表演的时代，“模拟”这一范畴为激进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而“超现实”这一概念也是对媒介、控制论和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鲍德里亚的分析指出表征与现实关系的重要的倒置。以前，人们相信媒介是再现、反映和表征现实的，而现在，媒介正在构成（超）现实，一个新的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现实”——其中现实已经从属于表征——导致现实的最终消融。另外，在《媒介意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鲍德里亚宣称媒介中符号和信息的激增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这是一个引向意义的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在一个媒介信息社会中，信息和意义“内爆”，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没有内容或意义的纯粹外观。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信息对意义和内涵具有直接的破坏性，或消除它。意义的丧失直接关联于信息、传媒、大众媒介的分解和劝阻作用……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它吞噬了交流和社会……信息把意义和社会融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本不会导致新事物的过量出现，而是恰恰相反，导致整体的平均信息量。”鲍德里亚在这里把媒介看做一个符号和信息的黑洞，而黑洞将所有的内容吸入控制论的噪音。在所有的内容都“内爆”为形式的过程中，噪音不再传达有意义的信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是如何最终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己所有，并认为：“媒介即讯息，指代的不仅是讯息的终结，而且也是媒介的终结。不再有实际意义上的媒介（我以上所谈的是关于电子大众媒介）——也就是说，不再有一种力量，用来调解一种现实和另一种现实、现实的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严格地说，这就是‘内爆’的含义：一极并入另外一极，每一个不同意义体系的两极短路，明显的对立与界限消失，因而媒介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因此，任何调解、任何两者之间或从一方到另一方的辩证的调解都成为不可能，而产生了所有媒介影响的环形性。因此，从一极导向另一极的单向的本义上来讲，意义（含义）也成为不可能。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种批判的——但又是最初的——情况，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梦想通过内容或通过形式进行一场革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媒介和现实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其真相已经难以辨清了。”实际上，鲍德里亚是在暗示，发展一种激进的媒介理论的真正方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公共机构和文化机器调解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与人口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没有真正的“媒介”。他宣布媒介与“现实”内爆，这样一来，就导致不可能区分媒介表征及其表征的现实。鲍德里亚还认为媒介通过生产成批的观众以及思想和经验的大众化加剧了大众化。大众吸走了所有媒介内容，抵消甚至对抗意义，并要求和获得了更多的奇观和娱乐，因而进一步侵蚀媒介与“现实”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内爆为大众，以至于媒介对大众有何影响以及大众如何加工处理媒介是不得而知。

所以，按这种观点，媒介迎合大众，批量生产出他们的口味，他们对奇观和娱乐的兴趣，他们的幻想和生活方式；产生出大众意识和媒介幻觉效应的内爆。用这种方法，鲍德里亚简化了控制理论，这种控制理论从以上所说的产生大众意识这个角度上来看待强制性的媒介的控制，而他似乎也和一般控制理论一样轻视大众，认为他们只想要奇观、消遣、娱乐和逃避，既不能也不愿生产意义。总之，由于媒介和大众取消意义，所以对媒介讯息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

主要著作有《消费社会》、《生产之镜》、《完美的罪行》、《物的体系》、《幻觉的终结》、《拟像于模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