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生（1895—1974）原名锡杖，又名锡祥，后改名祥生，定海周家塘人。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做杂工，不久到餐厅当侍应生，后升为领班。1919年经营出租车业务。1923年独资创办祥生出租汽车行于北京路，任经理。由于服务态度好，营业额不断上升。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当选当会长。193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并增加资本，陆续向美国购置新车达四百辆，并以公司电话号码40000为标志。

中文名：周祥生

别名：锡杖、锡祥

国籍：中国

出生地：定海周家塘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74年

职业：商业 董事长、总经理

主要成就：独资创办祥生出租汽车行

出租汽车大王(人物简介 生平经历 创业经历 经营理念)

原浙江省台州军分区司令员

出租汽车大王

人物简介

周祥生(1895—1974)，出租汽车大王，原名锡杖，小名阿祥，又名锡祥，定海城关人。13岁至上海一外商经营的饭店当侍应生，学会一口流利英语，工作中常代客雇车，与车行主及司机交往甚密。1919年起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购置旧篷车一辆，改营个体出租汽车业务。4年后与人合资开办祥生汽车行，置汽车5辆，址武昌路百老汇路口(今东大名路)。1929年，其余股东退出，车行由祥生独资经营，时有大小汽车20辆。1930年，当选上海市出租汽车同业公会会长。是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孚、亚细亚等石油公司的汽车、汽油，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一再跌价竞销。祥生汽车行抓住机遇，以付定金20%的方式一次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购进雪佛兰牌轿车60辆。1931年，其友季宾臣(新顺记五金店副经理)预测国内银元对美元的比价，美元汇价将看涨，愿提供3万两白银帮祥生扩大车行业务。祥生得银后，即以100两白银兑45.5美元的比价向花旗银行兑换美元，用以订购雪佛兰轿车400辆。两个月后，100两白银兑换美元的比价降至24美元，加上购进的部分轿车转手出售，双双获利。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更名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额定股金10万元，祥生入股6.5万元，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总公司设北京路西藏路口(今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日货高潮，祥生又将公司电话号码改为“40000”，提出“4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坐中国车”的口号。在与外商车行进行激烈竞争中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企业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开始前夕，股金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分行22处，职工800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去广州。广州沦陷后，侨居越南海防，置少量卡车在华南、西南一带经营货运，兼经销卡车。战后，返上海重开祥生交通公司，置卡车、轿车等90余辆。上海解放后停业，转营华商旧货商店，旋并入华艺旧货商店。1959年退职。

生平经历

1895年9月16日生于浙江定海南门外周家塘一户贫农家庭里。

后来私塾先生改其名为锡治，到上海后改名锡祥，开车行时再改名祥生。其父周贵世生有子女四人，周祥生仅读过3年私塾即辍学谋生。

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他先是在一户葡萄牙人家中做帮工，每月仅得零用钱1元。次年到石牌楼（今淮海中路尚贤坊）一家小饭店做杂工。

1909年，入法侨开设的日南楼饭店当学徒。3年后，经其在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餐厅部当领班的姑丈许廷佐介绍，进礼查饭店当侍应生。1915年，转入卡尔登咖啡馆。

1916年，许廷佐集资开设新礼查饭店，周祥生到该店，很快升为领班。他在各饭店服务10余年，学得了一口颇为流利的英语，由于每天要代客人雇车，还结识了一些车行主和出租汽车司机，熟悉了汽车出租业务，这为他以后投身这项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周祥生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他决意以此为创业之本，自谋生路。1919年，他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日产黑龙牌旧轿车1辆，首次付款600元，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

周祥生不会开车，便雇了一名司机合作经营，自己负责揽客兼摇引擎，在虹口与江湾一带做起“抛岗”生意（即违规在马路边停车揽客）。他们勤跑勤揽、早出晚归，生意居然不错。周祥生有个邻居在江湾跑马厅工作，常常送给他一些赠券，他就把赠券分送给坐车的客人，从而取得了一些客人的好感，他们不但经常坐他的车，还代他介绍别的客人。这样他的生意日益兴旺，到了1920年春，便将所欠车款全部付清。

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周祥生信用不错，又兜售给他1辆美制汽车。不到3个月，他又将车款全部付清。他的堂弟周锡庆见其获利颇丰，遂出资与他合伙，又购进旧车1辆。起初他把行址设在鸭绿江路，至1923年，又将车行移到武昌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口，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同年底，祥生车行的汽车增至5辆，并在北四川路设立了第一个分行。

初战告捷，周祥生激发了勃勃雄心，他不断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购进汽车，使祥生车行逐渐发展起来。1929年，车行由周祥生独资经营。其时已拥有轿车20辆，设分行两处，在当时规模均很小的华商同业中崭露头角。同年，洋商车行发起成立“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周祥生当上了董事，次年又担任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会长。

1931年，是周祥生创业中起飞的一年。他的朋友、新顺记五金号副经理李宾臣熟悉外汇行情，估计近期外汇牌价有看涨之势，劝周祥生乘机扩大业务，并愿借银相助。于是周祥生放胆大干，到花旗银行做了押款，然后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定车，在短短两个月里，周做了买卖400辆雪佛兰轿车的大生意。这次买卖既赚了一大笔钱，使祥生公司资本更加雄厚，周祥生本人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周祥生以企业家独具的眼光和魄力，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发起招募新股，于这年11月改祥生汽车行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932年元旦，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登报宣布成立，总行设在市中心北京路西藏路口。李宾臣担任董事长，董事周祥生兼公司总经理，掌握实权。一时间，增租房屋，修葺装饰，电台广播，报纸宣传，很有气势。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派人找周祥生联系，表示愿意与他合作，代为设计经营，并邀请他免费赴美参观公司，目的是想控制祥生公司，为它推销汽车，争夺上海的汽车市场。但这些建议均为周祥生所拒绝。

自从有外国商人到上海试办汽车出租业务以来，洋商车行就一直占据着这个行业的统治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洋商车行是美商的云飞和英商的泰来。周祥生在民族自尊心的鼓舞下，敢于同洋商车行进行不懈斗争。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上海人民抵制外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此形势下，祥生公司更以“中国人坐中国车”为号召，全市人民坐出租车弃洋就华蔚然成风。到1937年，祥生公司股金已达50万元，有汽车23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至此，“祥生”取代“云飞”，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的宝座。

1937年10月初，抗日烽火已延及上海，因与公司董事会矛盾激化，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延至年底完全交卸，他所有的股权均由公司接受，自此就彻底脱离了祥生汽车公司。为了酬谢他创业之功，公司每月送干俸200元，并为他安排专车。周祥生脱离公司后，随即携家眷回到舟山躲避战火。

1939年秋，由黄伯樵介绍到广州湾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来回于广州、贵州、重庆一线。

1941年初，广州沦陷，他退至越南海防。

1942年底，周祥生返回上海，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祥生饭店。

1946年，他创办了祥生交通公司，1949年因经营困难而停业拍卖。

周祥生离开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后，其弟周三元继任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部沦陷，日军断绝汽油供应，全市出租汽车行停业，祥生公司改营人力三轮车，惨淡经营至抗战结束才复业。但实力已大不如前，延至解放前夕，只有汽车八九十辆，职工300人左右。

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1959年，周祥生因体弱多病获准退职。

1974年2月12日病故。

创业经历

从一辆旧汽车起家

1901年汽车落户上海后，发展极为迅速。马路不再是马车的专用道，为适应汽车的需要，马路不断拓宽、延伸，好让汽车从容驰骋。1903年上海只有5辆汽车，1908年就增加到了119辆，1912年猛增到1400辆。奔驰、福特、雪佛兰、奥斯汀等等，往来驰骋于上海街头，让原先慢腾腾的上海人看花了眼，感到现代文明的逼人气息。除洋商外侨外，受西风熏陶、好“扎台型”的上海人也陆续成为汽车的主顾，尤其是在那些贵族学校，像圣约翰大学、启明、清心女中等，学生大多家境富裕，每逢周末，校门口的汽车多得无处停放，总需要安排巡捕来指挥交通。有人喜欢享受，有人就嗅出了其中的商机，出租车行业应运而生。二三十年代是上海出租汽车的黄金时代，在上海中上层市民生活中，坐出租车逐步流行，婚礼喜庆、迎送往来、出门公干，甚至看电影、下馆子，都是用车的辰光。像结婚庆礼，喜欢洋派的上海人，在二三十年代后，新郎穿长长的燕尾服，新娘披洁白的婚纱，这样的装扮，根本不会去坐黄包车或轿子，最佳选择，当然就会去喊一辆汽车。

周祥生，乳名阿祥，浙江定海人。据周祥生之子周惠定先生相告，13岁那年，周祥生只身来上海谋生，先在一家餐馆里洗菜打杂。3年后，他到外国人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做西崽，客人酒足饭饱后，常叫他去饭店门口叫车，因此他与出租汽车司机和各大车行关系很熟。而且整天与洋人打交道，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虽不是正规学堂出生，却足以应付一般洋人。一段时间下来，他吃苦耐劳，殷勤待客，不仅获得饭店老板和客人的好感，而且省吃俭用，也积攒了一点资金。这时，他虽想自立门户，但毕竟囊中羞涩，撑不起来。恰在这时，仿佛老天相助，周祥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名车夫拾到一笔卢布，彼此争执不下。周祥生遂出面作主，三人平分，周祥生拿这些卢布去银行兑换了一笔银元，以此为创业之本。

有了启动资金，周祥生自己开始经营出租车业务。他先贷款买了一辆旧车，做抛岗生意。当时出租车是不能随便停靠在马路边上揽客的，违者罚款，所谓抛岗生意，就是违规地在马路边停车揽客。不久，他的一个堂弟也加入进来，购了一辆旧车与他一起经营“祥生车行”。用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生意兴旺，贷款很快还清了。

初战告捷，进一步激发了周祥生的创业雄心。他不断以滚雪球的方式，分期贷款购进汽车，不断扩大车行的规模。到1929年，祥生车行已经拥有20辆车，两处分行，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脱颖而出。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35岁的周祥生当选为会长。上海的出租汽车行业，主要由洋商控制，周祥生的实力，已不容他们小觑，于是，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也推选周祥生为董事。

与洋商汽车公司竞争

祥生公司声誉鹊起，周祥生也成为华商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头面人物，即使与洋商抗衡，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周祥生并不满足，决心在规模、管理和车辆设施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当时，美商云飞汽车公司是出租业中的老大，拥有清一色福特牌出租车。总经理高尔特是美国人，擅长经营管理。1921年该公司以14辆二手福特车开始营业，这时已发展到拥有200多辆崭新的出租车，雇员600多人，称雄一时。英商泰来汽车公司也实力雄厚，不容小觑。

周祥生性格开放，交游广阔。他根据一个朋友的指点，看准美汇将上扬，于是当机立断，筹集资金，先付定金二成，向正在上海推销汽车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定购雪佛兰汽车400辆，每批100辆，分四批陆续到货。果然，等这批崭新的雪佛兰车到达上海，车价已经上升一倍，获利丰厚，从中大赚了一笔。周祥生除自留200多辆外，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就此一笔生意，祥生汽车公司的全部车辆，几乎等于白赚。

1932年元旦，在噼里啪拉的鞭炮声中，周祥生正式组建了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路西藏路口。一夜间，清一色湖绿的雪佛兰新车，如一股清风吹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祥生汽车的前后左右和车顶上，都漆了祥生的商标和电话号码，十分醒目。

祥生公司一成立，总经理周祥生就立下远大的目标，要求公司做到“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训练最严，侍应最周，车辆最多，车身最好，分站最广”。

与出租汽车龙头云飞公司相比，这时祥生的车辆不仅更新、更好，而且数量上也开始超过云飞，共有车辆270辆。在当时，说起祥生，可说家喻户晓。在百十家出租汽车公司中，祥生、云飞、泰来和银色汽车公司四家，在上海最为出名，但祥生风头之劲，发展之快，都在他们之上，结束了外商汽车公司独霸上海的局面。

上海出租车的历史并不长，开始时多由洋商经营，乘客大部分也是外侨、外商或有钱的华人，他们居住在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的上海西区，因而早期出租汽车公司的经营范围，集中在西区的高档住宅区，随着上海城市道路的改善，上海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用车数量大为增加，且华人成为主要乘客，周祥生眼光敏锐，看见了这一变化和发展脉络，将营业的重点转向不断扩大的市区，以及不断增长的华人顾客。相比之下，云飞公司的站点少，而总行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地理位置偏西，车辆数量也不如祥生多，出车自然较祥生时间长，因而在与祥生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

在服务站点的设置上，周祥生也动足了脑筋，他坐车在市区观察，看哪里的客流量大，最后在全市设立22处分行，总行在北京路800号，掌控全市的车辆运行情况，另外，还有委托代叫点50多处。一旦有顾客电话叫车，总调度马上指令最近的分行出车，数分钟内，一般就能到达指定地点。

40000号电话传奇

说起电话叫车，说起祥生的40000号电话号码，更是一个老上海商战的经典传奇。

早期的出租汽车由于收费昂贵，顾客稀少，只由警方规定了市中心屈指可数的几处候客点，如礼查饭店、华懋饭店、跑马厅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雇车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电话预约叫车。

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电信业的发展，装有电话的人家多了起来，电话叫车，不仅方便，更成为时尚。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打完麻将之后，接下来的节目，自然是叫车去南京路的四大公司购物，于是出租车公司的广告就画出来了：一盈盈浅笑的俏丽女子拿着电话听筒，一副轻轻松松的模样，而一辆漂亮的出租车已经开进了花园。这样的惬意生活，多么撩人神思。周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学生去看电影，如果没有汽车来接，即使自家有人力车也不坐，非得打电话到汽车出租行订一辆汽车。

电话叫车，图的是方便快捷，电话号码的通顺易记，琅琅上口，就成为各公司的看家宝，打入市场的不二法门。云飞的电话号码30189，谐音“岁临一杯酒”。银色公司的30030，也简单好记。

当时祥生汽车的电话号码是:40251和40253，周祥生总觉得不理想，为弄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电话号码，他多次和电话公司联系，强调祥生汽车公司的业务中，有24小时接送病人急诊服务(当时没有救护车)，极需要一个简单易记的电话号码。电话公司的总经理比克是洋人，看他这样痴心地要挑电话号码，跟他开玩笑，说电话公司要改排线路，把电话公司自己的“40000”号码给他。周祥生知道这个号码是电话公司自己用的，却故意假戏真做，马上印日历、登报做广告，结果比克无法反悔自己的承诺,弄假成真。

周祥生花了十条金条(100两)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了电话交换总机，利用电话公司线路，可给全市祥生分行连接，还省了很多线路费用。周祥生说：“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4亿人，上海没有4亿号电话号码，只有我们4万号，因此我们的广告语就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公司为此打出的广告语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这个电话，不仅因其简洁易记，更因其内含的政治意义，立即击败竞争对手。

周祥生擅长经营之道，为了扩大这个电话号码的影响，他在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当时，电话机习惯装在墙上，铃声一响，拎起听筒对话，偏偏来电不是找自己，于是叫人来接听，这时听筒无处搁放，常常悬空吊着，很不方便。周祥生就叫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别致的金属搁架，上面印有祥生公司的红色J标记和40000电话号码，免费装在饭店、舞厅、电影院等热闹场所，乘客打电话的时候，都能看见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如果要车，自然叫祥生啦。

40000号电话，在祥生公司不仅是一个叫车电话，周祥生利用这个电话，还开办了询问天气及火车、轮船启行时刻的问讯业务，既方便了顾客，又使许多问讯者乘便叫车前往车站、码头，由此又增加了不少营业额。

货真价实的优良服务

周祥生不仅有敏锐的眼光，精明能干，始终能把握先机，而且十分强调服务至上，视乘客为衣食父母，把方便乘客，提供货真价实的优质服务放在第一位，得到广大乘客的信任，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周祥生规定，即使乘客半夜叫车，也要及时派车上门，决不能让乘客等待时间过长，还可应乘客要求提前叫醒他。如果乘客上门叫车，汽车必须立即出发，不得耽搁。无论何时何地，驾驶员要下车为顾客打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安放行李，服务亲切自然，动作迅速。有时周祥生在场，他必亲自打招呼，为顾客安放行李，开关车门，恭恭敬敬送客离去，使乘客备感亲切。周祥生还随时派人外出抽查，对从祥生汽车上下来的客人征求意见，万一客人表示不满意，司机不但要当场向乘客道歉，回公司后还要受处罚。

祥生公司的规章制度严格，凡乘客遗留在车上的物品要一律上交，隐匿不报者要受处罚，甚至开除，而上交贵重物品的司机可以得到奖励，因此乘客坐祥生的车都有一种安全感，偶有什物遗忘在祥生车上，一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祥生公司还每过一段时间登报失物招领，使公司赢得很好的信誉，故而上海火车站,只容许祥生汽车开进车站接送旅客，其他车辆一律不得入内。

为了招徕更多的乘客，周祥生还十分注意市场调查，了解乘客的需要，从而提供种种便利。凡影剧院、体育场、舞厅、夜总会散场时，顾客蜂拥而出，不失时机地停在门口候客的，总是祥生汽车。至于火车站、码头等水陆交通大门，更是祥生汽车必到之处，随时可以见到它们穿梭的踪影。

经营理念

当时出租汽车的大多数乘客都是通过电话叫车，周祥生认为电话号码有无特色，是否容易记住，对公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英商电话公司申请到了“40000”的总机号码。

为了使“40000”深入人心，周祥生利用各种方式大做广告。他把公司的汽车一律漆成与众不同的墨绿色，车头上钉着白底蓝圈的圆形铜牌标志，车尾部喷涂有公司标志和“40000”号码。公司司机穿着统一的号帽、号衣，衣帽上也印着“40000”的醒目大字。周祥生还买了大量饭碗，做成同样的墨绿色，碗上印一辆汽车和“40000”号码，送给公司的老乘客。更有创意的是，公司制作了一个“4”字带四个大圆圈的广告牌耸立在街头，霓虹灯在夜空闪烁，别致而醒目。

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的，当接到电话而欲唤人之际，往往苦于听筒无搁放处，一不小心还会挂断电话。周祥生请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架子上冲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派人到戏院、酒楼、舞厅、赌场等热闹场所和用户家中免费安装，深受欢迎，前后共安装了数万只之多。祥生公司此举虽然花费了人力财力，但收获之大却非同寻常：只要叫车者一近电话机，“40000”就了然入目，大批生意就自然而然地属于祥生公司了。

“40000”不但简明易记，更巧的是恰与当时全国四万万同胞之数相吻合。当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兴起时，“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地提高了祥生公司的营业额。周祥生还根据报纸上刊登的讣闻、讣告，迅速派人按地址上门联系，详细介绍送丧用的汽车，索价很低，使一般丧家均乐意雇用。公司派出一长列式样新颖、涂着醒目标记的车队，随着出丧仪仗队缓缓而行，甚为壮观，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周祥生知道：单有人人皆知的电话号码是不够的，唯有服务周到，乘客满意，才是万年之策。他打出“服务社会，便利交通”的口号，营业守则突出“日夜服务，承叫即到”。他硬性规定，凡乘客叫车，10分钟内必须到达；调度员接电话必须语气亲切礼貌，绝对不许态度生硬；凡乘客上门叫车，必须车随人走；乘客遗忘在车内的物品要一律上缴，使失主能到车行领回失物；车辆外壳和座椅要始终保持清洁和完好，等等。他经常在外边打电话装作顾客，同时打祥生、云飞等几家公司的电话，检查最先到达的是否祥生汽车，倘若不是，调度和司机就要受到处罚。祥生公司的电话还兼其他社会公益服务，如问天气和火车、长途汽车、轮船班次时间，都能得到正确的回答。

周祥生要求调度室密切注意全市发生的重大事件，熟悉主要活动场所的规律。在剧场、影院散场，体育比赛结束，舞厅、夜总会关门等时间，总是及时派出车辆揽客。遇到清明、冬至等节日，也不失时机地到有关地段接客。火车站、船码头是揽客的主要场所，祥生公司和上海火车站订了约：在北站设分行，车子可以破例直接开上月台送客接客。每有火车进站，轮船靠港，调度室就从其他分站调出车来，停候在北站的车辆通常有近百辆之多。调度室还与医院和一些老顾客建立专门联系，按其所在地区编了号码，叫起车来更为简便。对于一些老顾客，公司采用月底结账一次收款的办法。

原浙江省台州军分区司令员

周祥生（1956.11~），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崇贤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76年2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州军区九十一师炮兵团八五加农炮营计算兵、侦察班长、指挥排长、炮兵团榴炮五连连长、福州军区第三十一军司令部参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学员、九十一师炮兵指挥部正营职参谋、九十一师炮兵团参谋长、九十一师司令部炮兵指挥部正团主任、九十一师炮兵团团长、九十一师副师长、浙江省台州军分区司令员。是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获三等功2次，5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3次评为优秀指挥员。自1985年起，在《军事学术》、《人民炮兵》等发表文章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