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开展中央委托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对前委及工委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地位和作用，史书和史学界均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对后委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论述则较少。

一、组织中央的人员、物资供应，是中央后勤保障的重要枢纽

1947年3月底，后委到达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人员从最初的3000余人，增加到最多时的5000余人。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了中央的许多部门，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和任务。中央十分重视其工作的开展，周恩来于4月初亲自到后委驻地具体布置后委的工作和工委的转移。随后，后委各机关合并，加强了集中领导，并按组织系统落实各自的任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集中精力开展工作。叶剑英7月作了《关于后委机关调整和业务工作的意见提纲》，并在后委建立了后勤供应保障的行政管理系统，有效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统筹后方的工作。

后委地处前委和工委的中枢部位，起了为中央输送人员和提供物资的中转站的作用。由河东供应中央的经费、物资以及部分兵源的补充，也由后委集中承办。比如，1947年6月至7月间，后委为中央前委征召了一批新战士。那时前委警卫部队的兵员补，大部分由后委从河东解放区征集挑选。对于这项工作，叶剑英非常重视，并同有关军区和地方政府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配足武器，经短期训练后开往陕北。又如，平时前后方过往人员，以及各战略区首长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后委是个必经的中转站。后委为保障这些人员的安全和生活的安排，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打进外线作战的部队，后委认真贯彻中央“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积极支持外线作战部队。对于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的在外线作战的刘邓部队能否巩固并扎下根来，叶剑英强调说，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高潮的前夕，发展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巩固。老解放区有责任帮助正在发展中的刘邓大军。对此，后委提出一是从物质上兵员上帮助，他们是给他们送输干部.这一方针正好与中央的决策相符。

毛泽东、周恩来时刻关心刘邓大军的发展，除指示后委随时提供敌情给刘邓部队和给部队以指示外，还给他们增加兵力、补充干部，并指示工委研究解决刘邓所属中原解放区的财经问题。后来经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南下中原。在这项工作中，后

委作了不少协调和具体事务，使这两个纵队按照军委计划达到指定地点，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粉碎敌人的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力量。

二、协助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部

中央撤离延安后，为了便于机动和灵活指挥作战，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前委由极少数人员组成，是一个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支队，不过七、八百人。中央及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人员和电台都归后委领导和指挥。当时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城工部、社会部、中央办公厅等工作机构、人员和电台，大部分在后委。因此，后委除了统筹后方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军委的参谋工作。前方作战需要其提供情报;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需要其提供联络;各战略区作战行动需要其协调。在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直接指挥下的后委参谋机构、情报机构、通讯机要机构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上述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情报工作是后委参谋部的首要工作。由于后委集中了中央的大部分情报人员和电台，又有了固定的驻地，因此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后委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出色，及时地为中央提供了各方情报;为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情报工作由叶剑英亲自抓，李克农具体负责，从人员配备、电台架设到情况汇总都作了具体部署。叶剑英要求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他还指示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一个全军的情报网，使中央能够全面掌握前方的情况和敌军的动态，作出相应的决策。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有效地进行军事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月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情报通讯工作中央也十分重视。总参谋长周恩来虽然不在后委机关，但他也多次作指示，召集情报、通讯、机要人员到前委所在地开会研究工作，特别研究保证国统区情报来源的通畅。早在1947年3月初中央撤离延安之际，周恩来亲自布置负责蒋管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蒋管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交待工作。他还指示两个部组成一个联合秘书处，并从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给他们增加机要人员和电台，加强工作。后来两部及秘书处全归后委指挥，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并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1947年7月，小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召集在后委的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三局局长王净、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和主管蒋管区秘密电台的罗青长、童小鹏到小河参加机要工作会议，研究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反侦察，保证中央电台、新华广播电台和我敌占区地下电台的安全保密措施。9月底，还再次召集他们开会，任弼时也参加并作指示。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企图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周恩来和任弼时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同他们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经过他们的反复研究和不断得到周恩来、任弼时的多次指示，会议前后开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这一切，对于加强我党机要通信工作，保障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讯联络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后委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央军委的电台90%以上都集中在后委驻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这样，就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各野战部队以及地下党，构成为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沟通了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

根据中央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选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 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济南，和打长春等战役的经验。叶剑英还组织参谋部人员，认 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为此，后委被赞誉为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及时准确，通讯联络畅通，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的中央前委，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仅顺利地指挥了西北战场，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三、承担对外宣传和出版任务，是中央的对外宣传机构

在后委成立之初，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军委驻地王家坪召集从北平、南京等地回来的外事人员开会，编成一个队，组成军委外事组，其人员有薛子正、黄华、王炳南、柯柏年、章文晋、陈洁、王光美等。后委成立后，在三交把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承担对外宣传和出版外事资料的任务。

1947年5月11日，叶剑英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报告。报告中说: 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榆(延安)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余人，分为三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他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

在实际工作中，编译处负责翻译了毛泽东、刘少奇当时的主要著作和我党的土改文献，向国外宣传介绍，扩大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影响。研究处主要研究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提供给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参考，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新闻处负责出版《参考消息》，介绍世界新闻，供中央和后委干部学习参考。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在后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给中央了解世界提供信息和参考意见，又使世界了解解放区有了最直接的渠道。

另外，外事组的同志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周恩来7月31日在外事组的学习计划草案上批示道:“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在学习上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外事组正是按照这一指示严格要求自彭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而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质。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外事组南人员成了新中国外交部的最初人员。

四、参与中央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领导，是中央土改工作纠偏的执行机构

解放区顺利开展土地改革是解放战争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中央后委所在晋绥边区土改开展得比较早，1946年5月就全面铺开。晋绥分局从各级党政军民机关选调了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各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中央后委在圆满完成中央委托的任务的同时，也派机关人员下乡参加土改，并在叶剑英领导下，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做法，认真地执

行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

1947年7-9月间，叶剑英参加了在工委驻地西柏坡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并对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如何贯彻实施发了言。12月，他又与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20名后委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并通过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二是讨论土改中若干政策问

题;三是分析阶级。会前成立三个专门小组，毛泽东主管政治组;军事组由周恩来、彭德怀负责;叶剑英作为土改组副组长同任弼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

土地组的讨论上很热烈，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叶剑英根据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和晋绥土改出现的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提到只有正确执行联合中农和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左”的错误。甚至在早些时候，谢觉哉根据对临县土改的调查，多次召开座谈会，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偏向。他还两次写信给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并以法研会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土改中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求中央应有一指示为好。在12月会议上，谢觉哉也参加了土地组的工作，并在会上作了许多关于土改纠“左”的发言。这一切为中央制定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来自基层的依据，并注意纠正当时党内主要的“左”的错误倾向，使各项工作循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2月会议后，后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为中央的执行机构在晋绥进一步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叶剑英于1948年2月，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晋绥土改的“左”倾错误与康生否定了晋绥分局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规定并指责分局右倾分不开。再加上分局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刘少奇“要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推动土改”的指示精神，使原本已出现“左”的偏向的晋绥土改运动走向极端。如:临县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为首的七级干部土改工作团搞起来的。1947年3月，康生首先在临县郝家坡、张家湾、百文、南庄、后甘泉等6个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在运动中，康生推行“左”的政策，其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错定成分。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者，错划为地主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定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与中农的团结。二是冲击了城市工商业。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者，使全县的工商业遭到很大的破坏。三是对地主分子实行过“左”的政策。康生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以致在土改中未能坚持我们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对抗。

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后委参加土改的人员深入调查，与农民座谈，在进一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才召开纠偏会议。在会上，叶剑英作了报告，着重讲了形势问题以及怎样划分阶级问题，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打人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和平分土地问题。会后，各区村和工作组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左”的偏向得到了纠正，缓和了阶级关系，中农利益得到了照顾，党的工商业政策得到落实，土地分配工作稳妥进行。结果广大农民群众对土改比较满意，并为晋绥土改提供了榜样。翻身农民实现了土地所有，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积极为支援前线做贡献。后委对土改工作的纠偏有力地执行了中央的土地政策，使各项工作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1948年3月底，中央前委与后委在三交镇会合后，分别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在工委驻地西柏坡，合三而一，中央开始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领导解放全中国。后委在其存在的一年整的时间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土改工作中，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保证，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后委不仅是开展后方保障工作的机构，而且是进行前方作战的参谋部。后委及时向中央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对中央决策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