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时法在我国刑法典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但国内外一般认为中间时法是指在某种行为的行为后、裁判前存在的法律，此种法律对该行为的法律评价与行为时法、裁判时法不同。中间时法的产生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适应这些变化的众多不同法律就会随之产生，在这一适应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同一种行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评价的法律规范。中间时法也就随之产生。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并且这种转型是大规模多方位的，造成了政治、经济、人文、社会以及其他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法律也不例外。在原有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被当然地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其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1997年10月1日以前的刑法即1979年的刑法，成立玩忽职守罪。这样的规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勿容置疑的，然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就显得不适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政企分开等社会大环境的要求，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许是由于立法技术的不足，或者是因为观念的改变，新刑法没有将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情况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使1999年12月25日的刑法修正案不得不将刑法第168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利益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的行为，成立该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同时，中间时法也就产生了。

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布了《关于依法贿赂、渎职犯罪适用法律问题座谈纪要》，其中第六条第三项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适用法律的问题，应遵循三个原则：（1）对于97年10月1日刑法实施以后至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过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行为，无论何时被查获、处理，均不能认定为犯罪。（2）对于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此类犯罪行为，如果在97年9月30日以前或者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过后被查获而尚未处理的，应根据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处理。（3）对于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此类犯罪行为，如果说在97年10月1日以后99年12月24日以前的时间段内被查获而尚未处理的，不应按犯罪处理。该《纪要》不考虑中间法的溯及力，按照刑法第13条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对上述《座谈会纪要》修改后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关于审理依法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与《纪要》出现了分歧，其中第六条第三项规定，对于99年12月24日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为），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均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该修改意见考虑了中间法溯及力，在行为时法、中间时法、裁判时法三法中进行比较，扩大解释了刑法第12条的内涵，因为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思想在刑法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而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必须在所有的法律中间进行选择，而不是仅仅在行为时和审判时的新旧两部法律之间选择，只有将各种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并根据所有旧法和新法所可能判处的具体后果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才可以做出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