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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徐大军著

丛 书 名：博雅文丛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082841

出版时间：2010-11-01

版　次：1

页　数：579

装　帧：平装

开　本：32开

内容简介

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宋前俳优小说与戏弄的混融形态

第一节　俳优小说与戏弄的混融状态

第二节　俳优小说与戏弄的趋同性特征

第二章　唐宋之际“说话”伎艺与杂剧关系的新变

第一节　“说话”伎艺叙事宗旨的出现与混融关系的打破

第二节　“说话”伎艺对杂剧叙事宗旨生成、确立的促进

第三节　唐传奇对杂剧叙事宗旨生成、确立的间接影响

第四节　叙事宗旨在宋金杂剧中出现、确立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　宋金时期小说对戏曲的影响形态

第一节　故事题材的影响

第二节　叙事能力的影响

第三节　演述方式的影响

第四章　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的继往与开来

第一节　元杂剧受小说故事题材影响的形态

第二节　元杂剧演述体制中的小说因素

第三节　元杂剧演述形态中的依相叙事思维

第四节　元杂剧对小说故事的特色开掘及其意义

第五章　同一故事系统中戏曲对小说故事的累积与开拓

第一节　元明水浒或与水浒小说

第二节　元明三国戏与三国小说

第三节　元明西游戏与西游小说

第六章　非同一故事系统中小说利用戏曲的现象

第一节　世代累积型小说汇入戏曲材料的现象

第二节　《金瓶梅词话》利用戏曲方式的开拓表现

第三节　《红楼梦》利用戏曲方式的成熟表现

第四节　明清小说利用戏曲现象的关系史意义

第七章　非同一故事系统中小说模拟戏曲的现象

第一节　《水浒传》、《金瓶梅》对戏曲故事的单面模拟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对戏曲故事的多面模拟

第八章　明清白话小说模拟戏曲形制因素的现象

第一节　小说叙述中被动地汇入戏曲形制因素

第二节　小说叙述中有意地引入戏曲形制因素

第三节　小说模拟戏曲形制因素的“拟剧本”现象

第九章　清初“无声戏”小说观念的内涵与实践

第一节　李渔“无声戏”小说观念的精神内涵

第二节　李渔“无声戏”小说观念的理论渊源

第三节　清初“无声戏”实践的“戏曲节录本现象

第十章　明清时期小说与戏曲关系的主流形态

第一节　稗官为传奇蓝本

第二节　小说式的戏剧

第三节　戏曲归属小说范畴的文类观念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宋前俳优小说与

戏弄的混融形态

宋前有丰富多样的戏弄，但它们不是成熟完备的戏曲形态，因为这些戏弄所表现出的形态和性质与后世歌舞演述故事的戏曲标准相差甚远，只能算是中国戏曲的一些构成因素，或

脚色，或扮演，或歌舞，然各因素并未融合为成熟的戏曲形态。但是这些“戏弄”的发展为戏曲的生成锻炼、准备了各种单方面的成分，而且也进行了初步的融合，不同程度地生成了趋向进步的戏剧因素。

相对于宋前戏弄的不完备，宋前小说的发展状况要好的多。唐代不但有文言的古体小说，也有白话的通俗小说。不但有材料证明唐时“说话”伎艺的存在和兴盛，而且还有作为“说话”伎艺的文本记录——敦煌话本。而唐代文言小说更为丰富，其中成一代之奇的唐人传奇小说还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但由于渊源、形态、性质和特征的不同，此二者与戏弄的关系各自不同，需要分别考察、理析。作为文人创作的唐传奇与作为俳优伎艺的戏弄并无明显的关系，而同为俳优伎艺的“说话”则与戏弄有着更为亲缘的关系。这种“说话”伎艺在宋前的形态颇为复杂，既有与话本小说相关的故事讲唱，也有与戏弄相关的戏谑嘲调。这说明“说话”伎艺并非单纯地以讲说故事的形态出现，而是还存在着戏谑嘲调的形态，比如俳优小说，它与戏弄在形态、性质方面相近，被共同纳入“杂剧”名下，混杂于百戏之中；甚至一度没有独立的形态，只是作为俳优的一项艺能而混融于俳优伎艺中。俳优小说与戏弄所存在的这种混融形态，是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重要开始。

一 第一节俳优小说与戏弄的混融状态

宋前的小说有两大系统，二者有各自的渊源、观念、形态和性质。一是归于杂史杂传的古体小说，它源出于史传，性质上是史之余、史之补的杂记，故有杂史、杂传之称；形态上是文言的丛残小语，故有“小说”之称。二是归于“百戏”、“杂戏”的俳优小说，它源出于俳优伎艺，与后世的“说话”伎艺密切有关，性质上是戏谑调笑，形态上是短小即兴，故有“俳优小说”之称，时人归类于“杂戏”、“谐戏”，唐时所谓“人间小说”、“市人小说”亦与之密切相关。俳优小说的这一性质和形态正表现出它与戏弄的混融关系，而这一混融关系也是造成它具有这一性质和形态的重要原因。

一、 同为俳优的一项艺能

唐前的俳优小说和戏弄皆属俳优伎艺，俳优是其品性，伎艺是其类型，但二者并无体式上的独立，只是作为俳优的一项艺能而混融于俳优伎艺中。我们现在以不同称名对二者强作分别，是基于它们被视为后世不同伎艺类别的渊源，然就当时作为俳优艺能而言，二者在伎艺形态方面并无体式上的区别，也不能独立于其它俳优艺能之外。

北齐高祖时(56l_564)名优石动筩有一段针对儒教经义的戏谑调笑表演：

动筩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云：“孔子弟子达者有七十二人。”动筲因问日：“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 人未着冠?”博士日：“经传无文。”动筩曰：“先生读书，岂合

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者有四十二人。” 博士日：“据何文以知之?”动筒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应对。

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优人李可及在懿宗诞辰延庆节上也有一段类似的戏谑调笑表演：

成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

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日：“《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座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日：“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第一章宋前俳优小说与戏弄的混融形态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上面材料记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优人以经义论难形式进行的戏谑表演。唐时流行的三教论难，乃是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相互辩难、阐发义理的讲经宣教活动。《周书》记武帝于建德元年(572)春，“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又于建德二年(573)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②。这种严肃的学术活动在唐时更为成熟，唐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⑧，其中韦渠牟因“枝词游说，捷口水注”而让德宗意动，数日后即转升为秘书郎④。由此看，这种三教论难的活动虽然有强烈的讲经宣教目的，但其表现的讲究捷口论辩的技巧和讥讽嘲谑的趣味，已有明显的伎艺化倾向。这种嘲谑趣味的论辩被俳优取用，三教论难活动就

不再以辩明经义为宗旨，而成为俳优借经义嘲弄戏乐的框架，于是出现了三教论难形式的戏谑性俳优伎艺，唐写本《启颜录》专列“论难”一目，收录不少此类材料，而上文所述名优石动筩、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可及的调笑戏谑表演即是这种论难形式的俳优伎艺。

这两段表演的形态略有不同，李可及表演有妆扮，而石动筩表演则无，由此，二者一般被视为不同的伎艺形态，一为戏弄，一为俳优小说。其实，李可及的妆扮是附着于论难形式的，其主体与石动笛的表演无二，皆是以言语论辩的形式针对经文教义的戏谑调笑，这是俳优的一项艺能。具体而言，这种俳优伎艺的内容是对经文教义的嘲调，方式是语言的抗辩，目的是戏谑调笑，妆扮动作的有无视主人要求和情境需要。扩而言之，当时的戏弄和俳优小说皆是这种性质，需按当时情境的要求针对对方的某一方面进行戏谑调笑，无妆扮者多体现出语言上的戏谑嘲调，有妆扮者多体现出动作上的戏谑嘲调，上面石动筩、李可及的表演各体现了这两项俳优艺能，而这两项艺能也各有其流脉。

俳优以语言戏谑嘲调的伎艺比较典型者是“说肥瘦”。《三国志》卷21注引《吴质别传》日：

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

这段三国时期的俳优“说肥瘦”表演被视为后世“说话”伎艺的渊源之一，但它明显不是以讲说故事为宗旨的表演，而是按宴席主人吴质的要求，针对曹真、朱铄体貌特征所作的即兴戏谑调笑，其宗旨是嘲弄，所以曹真“耻见戏”。这类针对场上人物的体貌特征即兴嘲弄戏乐的表演是俳优的重要艺能，宋前颇为流行，唐玄宗时期的名优黄幡绰即擅长此伎。

相关书评

为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追溯线脉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评介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日第19版《书品》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文学史上被长期关注的复杂而重要的现象。早在元末明初时夏庭芝、陶宗仪、朱权就在追溯元杂剧渊源的言论中涉及到二者的关系问题，而清人焦循更是明确把唐人传奇视为戏曲的渊源，近现代学者如王国维、刘师培、孙楷第、胡士莹、徐朔方、胡忌等也在小说研究立场或戏曲研究立场上注意到二者的关系问题，汪曾祺还以一个作家的敏思感受到“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人民文学》1989年第8期)。

对于这样一个受到持续关注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的论题，当下关注者也不在少数，徐大军即是其中用力最勤者。他致力于此研究多年，在《话本与戏曲关系研究》、《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之后，又推出一部力作《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以求二者关系研究的深化。

突破视界 把握关联

该书循以史述的思路和语调理析了小说与戏曲间关系的发展、流变脉络，并在这脉络中探析一些相关问题和现象。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思路，一是以二者关系史为考察对象，通过二者间所存在的关系现象勾画二者关系的发展流变脉络，二是以二者关系史为考察视角，把小说、戏曲的艺术品性、形态特征和发展演变放在二者关系生成流变的脉络上来考察，辨析二者关系的存在、流变对于各自发展的意义。这就是徐著“结语”中所概述的三个研究目标：“一是二者间存在的亲缘形态，二是二者关系的流变脉络，三是二者关系对小说、戏曲的意义。”(第557页)正因为此书把这两个思路扭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总体上看到的是二者关系的发展流变状况，但其中又切实地隐伏着对具体关系问题、关系现象的细致梳理。

当然，二者关系史的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至于如何把握、展现这个复杂的过程，最常见的思路是以小说、戏曲的文本形态为据而进行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研究的思路只是关注二者的异同，而二者关系史的研究远不止此，甚至不只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形式体制的影响分析，而是要通过小说中的戏曲因素和戏曲中的小说因素，来探究二者关系对于各自生成、发展的影响之力和促进之功，并着眼于二者关系的演变脉流来辨析、认识小说与戏曲各自的艺术品性、形态特征和发展演变。因此，我们在小说与戏曲关系史这个问题上应该突破文本形态的视界，结合古代小说、戏曲独特形态和生成渊源，来切实把握二者关系的发展形态与二者各自艺术发展状况之间的关联。

理线索 抓现象 探原由

该书在二者关系史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把二者基于文本形态而表现出的亲缘关系，与二者所经由的口传阶段的伎艺形态密切地关联起来。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形态，即二者都源出于伎艺，二者文本所表现出的形态有其伎艺渊源的印迹，所以，二者文本的关系与伎艺形态的关系直接相承相联。由于二者文本为基础的关系是早期伎艺形态时关系的沉淀，所以要充分注意到了二者早期的关系，比如对元杂剧中的小说因素，元杂剧演述体制中的依相叙事思维和格式。

二是把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各自艺术发展状况密切地关联起来。在二者从伎艺形态到文学形态、从口传阶段到书写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二者在故事表述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比如叙事宗旨在二者演述形态中的出现时间前后有别，叙事能力在二者演述形态中的发展程度各不一致，二者关系呈现出三种形态：混融形态、影响形态、交流形态。而在具体的关系现象方面，二者中一方的发展形成特性，便对另一方有影响；二者中一方的发展有需求，便对另一方面有借鉴。比如随着元杂剧的艺术进步和广泛传播，它的成就和特色在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影响渐深渐广，吸引了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艺品类的注意和借鉴。

对于这种研究思路，该书作了简练的总结：“在二者关系的演进中理线索，在二者关系的表现中抓现象，在二者关系的基础中探原由，简而言之，就是要理线索，抓现象，探原由。”这一总结不但指出了二者关系史的研究思路，也指出了二者关系史的撰述方式，它或许更有利于把握、展现二者关系的发展状况。但在小说与戏曲的密切关系这一问题上，更重要的不是要指出二者如何地关系密切，而是要辨析二者为何会如此，为何会发展到如此。正是这样的追溯线脉的交织才会展示出二者关系的发展流变脉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需要把一些关系现象置放于二者关系史的研究框架上，来探析它们在二者关系脉络上的前后源流、左右关联。

“减负”方式有短板

在探讨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该书勾画了二者关系的发展流变。但正如一个人为了更好地通往远方的目标，而不愿负载太多，要舍弃一些东西，徐著为了呈现二者关系的发展流变时，也舍弃了一些东西，由此而影响了对二者关系全貌的展现。其一，徐著为了展现二者关系发展的走向，过多地关注于二者关系的“创变”，这个思路需要建立在全面了解二者关系在某一时期的面貌及其与前后时期面貌的关系的基础之上。但二者关系史的全貌并非如此的直线发展，在新的关系形态出现之后，旧有的关系形态并不会短时间消失，甚至会伴随着新的关系形态一直存在。其二，与重点梳理二者关系的“创变”思路有关，徐著对于二者在故事题材上的关系考察也缺失之处，虽然它在故事题材上理析了二者关系的承变之迹，但作为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的文本改编、题材类同等并未重点关注。所以，这种流变史的思路只关注于二者关系中的变量，由此在二者关系的全面展现方面就有缺失。当然，这是因为这些方面没有提供出二者关系的新质，即使它们在明清时期十分普遍，但由于只是题材上的一般承袭变化，所以也就不涉及了。虽然这种普遍的题材交流关系对于具体的作品考察意义显著，但在二者关系史的整体框架中，也就被舍弃了。

与此相关，该书在关系史的梳理上，并没有按作品史为纲，涉及到二者关系在每一部作品中的表现，而是以问题为纲梳理二者关系的流变，抓住一些关键意义的问题。这在明清时期的关系史梳理上尤其明显。而在这个问题为纲的关系史的呈现上，是大处把握，小处入手，把一些关系现象、关系形态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具体的作品上，如在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时，即从对戏曲的几个称名入手。这种大处把握，小处入手的思路，既体现在整部著述的结构和阐述上，也体现在它的具体问题分析中，比如“绪言”、“结语”中。“绪言”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关系史的流变脉络和撰述思路，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二者关系史的一篇“纲要”来看。总之，徐著在小说与戏曲关系史的框架中，对于二者关系的诸多问题的宏观把握和细致辨析，为我们展示了二者关系史的脉络和概貌，把二者关系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