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宁夏工委由杨一木、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即陆平)4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杨一木上书中央称，由于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另外，手头的工作暂时也离不开，要求中央另派人负责宁夏工委的工作。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在1941年和1968年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中称“1937年10月至1940年2月任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在1951年填写的党员干部简历表中载称“1938年1月至1938年12月任宁夏工委书记。”)经组织安排，李仰南携带张子华给袁金章、雷启霖的介绍信及早年同袁、雷同在北京俄文学校学习、时在三边特委工作的共产党员赵统儒写给袁、雷的信件，会同新任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从延安到定边，同杨一木等人共同研究了赴宁夏开辟工作的问题，确定李仰南、李维钧、薛天民(敏)、何广宽先行，与袁、雷建立联系，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宁夏。

1937年11月，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何广宽(化名杨文卿)分别从定边前往宁夏城。李仰南持张子华、赵统儒的信件拜访了袁金章，袁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效力，对李仰南来宁宣传抗日表示支持。袁通过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即高尚信)的关系，安排李仰南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不久，又把李仰南介绍给原北大学生、时任平罗县黄二完小教员王振纲(王茜)。李仰南请求王振纲带领何广宽去平罗县尾闸(现归惠农县)会见赋闲在家的雷启霖，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接着，李仰南多次去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通过王振纲、雷启霖结识了进步人士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即雍生善)、贺闻韶、刘廷栋等人。何广宽一时找不到合适职业，暂以卖书报的名义，往来于银川、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主要做中、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此后，李仰南又去宁夏南部的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马云泽(即马思俊，1926年入党，1933年到宁夏瞿靖堡养病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任宁朔县宋澄堡小学校长)等人建立了联系。另外，还通过苗培植(中共地下党员、马英才旅副官)的关系，把从三边调来的党员李维钧安排在马英才部队，专门进行兵运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宁夏籍学生陆续回到宁夏，他们多在教育界工作。1938年春季开学前，经王振纲、贺闻韶、刘廷栋等协商，通过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宁夏中学教导主任阎廷栋向省教育厅推荐，任命刚从北平回宁的进步大学生俞占鳌担任平罗县教育科科长，撤掉了省地政局局长的亲信王定一教育科科长的职务。俞占鳌上任后，根据王振纲等人的建议，对平罗县城镇小学进行整顿，撤换了一批思想守旧的小学校长，任命了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有事业心的雍生善、叶松龄、刘堂琛、谈尚庸等分别担任黄渠桥第二完小、石嘴山完小、宝丰完小、姚伏堡完小的校长，使平罗县各主要小学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进步分子的手中，为安排掩护地下党员在各学校开展革命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李仰南在掌握了宁夏的情况并作好上述安排之后，于1938年1月返回延安汇报工作，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抽调共产党员苏文、孙芳山(化名张芳山)、萧子珍等人到宁夏工作。苏文先被安排在马英才部当文书，准备配合李维钧做兵运工作，由于他不习惯军队生活，后来又被安排在平罗小学当教师，负责平罗县城一带的工作。孙芳山有文艺特长，被安排在宁夏中学任音乐教员，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子珍，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与李仰南以夫妻名义，租房住银川，主要从事红军长征中被俘后在马鸿逵兵营做苦役的原红军女战士的工作。薛天民被安排在掌政桥谢冒家店铺当学徒，主要负责省城至定边之间的交通工作，薛暴露后何广宽接任交通。1938年4月，党组织又派江生玉、金三寿、马宗彪来宁工作。江生玉是宁夏中宁人，在家乡以小学教师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金三寿、马宗彪系宁夏吴忠堡回族青年，回家乡从事回民工作。此时，杨一木也来到宁夏，在平罗县黄二完小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

1938年夏，曾混入我定边回民游击队并在三边分区定边县学习过的马鸿逵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回到宁夏。李仰南、何广宽在银川街头曾几次碰到此人，见他身着国民党军装，行动诡秘，遂引起警惕。因为来宁的部分地下党员与马子成在定边相识，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工委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陕甘宁边区。李仰南、杨一木到定边、延安汇报工作，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对在宁夏工作的地下党员进行调整。

1938年8月，各学校开学之前，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琳、李宜成(化名李宛)、蒙兴中(化名李平山)等中共党员到宁夏工作。他们到定边后同李仰南、杨一木商议了到宁夏的路线和去宁后的工作安排。白玉光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派他到宁夏是想加强宁工委的领导力量。但是他到定边后生病，直到1939年初才到宁夏，先在马云泽处任代课教师，后到宁朔县汉坝小学任教。李平山和李宛由杨一木带到黄渠桥，通过李冲和、刘堂琛、叶松龄的关系，分别安排在宝丰完小和石嘴山完小任教。苏文在平罗工作期间受到敌人的监视，不宜继续在平罗工作，由杜琳带到中宁，因找不到工作作掩护遂返回定边。杜琳是宁夏省城人，到中宁后由亲戚介绍先在中卫县兴台寺小学任教，尔后，又转至省城西门小学、新城小学任教。李仰南返宁后，因考虑到特务马子成的关系，不能继续在实验小学工作，便隐蔽在掌政桥那位同乡的店铺中，改名杨维宝，以商人的身份，领导宁工委的工作。

1938年至1939年，中共宁夏工委，先后在宁夏各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新发展的党员有：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员杨文海、薛云亭(薛嵩山)；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黄子华、霍纯锡；省城小学教师成明儒；黄二完小教师李东甫、郭英教，学生常凤翔；石嘴山完小学生王延(原名沈耀龙)，并恢复了叶松龄的党籍；宝丰教员王福寿、马焕如；中宁恩和小学教师安秉性、马成汉(又名马少波)。另有1938年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入党后派回宁夏工作的贺闻韶、杨森林、王世同、姚怀廉等人。据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在宁夏工作撤回边区的人员编写的《抗战中宁夏党的工作》记载，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其中，宁夏中学支部，党员11人；省城支部，党员5人；黄渠桥支部，党员5人；石嘴山支部(包括宝丰)，党员4人；吴忠堡回民支部，党员5人；中卫县派去党员1人，又发展1名新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政府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此大气候下，马鸿逵公开反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限制、破坏抗日宣传活动，宁工委的党员干部陆续撤离。10月，杨文海在高立天、涂春林、杨茂林的掩护下，离宁赴延安。12月，杨一木、李东甫在李冲和、熊根子的掩护下返回边区。1939年春，李平山、李宛也被迫撤回边区。加之1938年秋把一批进步青年送往延安，削弱了党在宁夏的骨干力量，党的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