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臾(1901～1987年)，别名湘涛。上海市川沙县人。早年从师于浦东三桥镇王文阶先生，1921年录取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毕业后回浦东家乡行医。1924年又承业于江南名医丁甘仁，并在仁济善堂任中医内科医师。1925年重返故里开业。建国后参加上海市邑庙区第一联合诊所，1956年进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曙光医院任内科医师，1978年任上海中医学院内科教授。

中文名：张伯臾

别名：湘涛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上海市川沙县

出生日期：1901年

逝世日期：1987年

职业：医生，教授

毕业院校：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主要经历

主要成就

贯通寒温

谙熟医理

抒发己见

遥溯《千金》

主要经历

张伯臾从事中医内科和教学工作。中医临床前后凡六十年，长于内科杂病，辨证细致，分析精当，疗效卓著，深得病家信仰。撰有《张伯臾医案》，《中医中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等。

张伯臾幼年在农村中度过。当时农村哀鸿遍野，疫病流行，农民染病之后，常无力求医，倒毙者不可胜数。这对张伯臾童年的心灵触动很大。

记得当时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名噪大江南北，它是许多有志于岐黄之术青年的响往之所，张伯臾也是其中一个。经过努力，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考入了该校，成为该校第三届学生中的一员。

入学后，同窗学友多有聪慧敏捷者，而张伯臾自知性较钝缓，故加倍努力，以勤补拙，终于获得较为优异的成绩，于1923年毕业。旋又师事丁甘仁先生，得蒙深造，获益良多。一年后，返乡梓行医。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兵燹延及浦东，全家移居市区，设门诊所于当时的中医疗养院。解放后，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十年内乱期间，虽身遭迫害，犹潜心医业。粉碎四人帮后，张伯臾虽已年届耄耋，但党和人民仍然绐了张伯臾中医教授及上海市科学大会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这对张伯臾来说是且感且愧的。在有生之年中，除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之外，其余一切皆无所萦怀。下面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简要陈述于下，或与年青一代有所裨益。

主要成就

张伯臾从医60余年来，手不释卷，精研中医经典及各家著述，同时还勤习 西医及文史诸子，以求他山之助。其仁心慈厚，悬念病家疾苦，为探索疾病治疗规律，勤求不怠。虽年届耄耋，仍坚持门诊、会诊，指导并参与临床科研，并热心教学，为国内培养了大批中年中医骨干。

张伯臾著述有《张伯臾医案》、“张伯臾教授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清胰汤治疗急性胰腺炎”等10余篇论文和医案医话。还主编了第五版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医内科学教材。张伯臾治学，主张寻本溯源，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基础，

但同时又必须结合临床广览医书，撷采众长，这样才能增进学识，提高医术。他认为读历代医家之书，不能肓从，不能不加思索地兼收并蓄，重要的在于认真地进行临床验证，方能学到真谛。徐灵胎评注的《临证指南医案》是张一生爱看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左之处。对此，张氏不轻率随和一家之言，而总是潜心研讨，然后融为己见。如《临证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天士常用麦冬、五味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唯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出路，是何法也！” 对此两说，张氏在临床上留心十余年，悟有灼见，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资寇助纣，然临诊之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吐血痰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用清化痰热，以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滋腻，配搭之妙，诚可取法。”

张伯臾擅长治疗内科急重病和杂病，他辨证细致，分析精当，

其特点在于“平调阴阳，培补脾肾”，注重人体正气，立方用药。章法分明，贯彻“扶正祛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碍邪，祛邪而不伤正”的学术思想。

张伯臾在中医学术上的发展，开始于对温热病的治疗。1924年,张氏回乡悬壶行医。当时，乡间农民积劳成疾，故门诊或出诊，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症，如高热、霍乱、痉病、厥逆等等，病情复杂多变，非温病时方如桑菊、银翘等轻清之剂所能奏效。面对棘手之症，张氏在刻苦钻研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吴又可《温疫论》、戴天章《广温疫论》、雷少逸《时病论》等医籍，掌握了一般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投以治疗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提高。

然而，张伯臾并不以此满足，在临诊中，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嫌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证见卒然暴吐泻，手足厥冷，汗出，

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张氏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从中得到启发,故他旋即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汇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终于逐步形成了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的治疗热病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临床中犹在在可见。

张伯臾从农村到市区行医后，临诊中内、妇杂病增多。在诊病之余，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此外，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秦伯未、程门雪等互相切磋,如此历经20年，处理疾病日趋稳健。1956年到曙光医院工作，病种接触面更为广泛，并担任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而他经常注意把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之条理化。然而从中张氏又深悟自己的学术经验还较局限，“时方”轻灵之剂用于有些疑难杂症，常有杯水车薪之憾。因此，他用“学无止境、以勤补拙”激励自己,花甲古稀之年犹攻读不止，结合临床潜心研究各家学说,这是他虽年迈而学术仍不断长进的原因所在。

张伯臾常说：“习医之道在于熟读医理，又善触类旁通,达常知变。”这正是他的学术特点。此外，又如他在精通《伤寒论》桂枝汤方加减应用的基础上，根据桂枝汤的药物配伍，具有和营、温通、止痛、振奋脾胃功能的作用，而又广泛运用于辨证虚寒的慢性泄泻、慢性胰腺炎、胃脘疼痛、神衰、虚劳等内科病证的治疗中,疗效卓著。

张伯臾十分注意总结，精于思考，大胆谨慎地提出自己的创见，张氏常说：“精通医学,以熟谙医理为首务。但是，欲求发展，又不可为成说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结合临床深入体察，反复思考。以得真知，抒发己见。

张伯臾据《金匮》及有关医著记载和切身体验，认为心肌梗塞不仅属于“真心痛”的范畴，也应属“胸痹”的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左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24小时之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曰“阳微阴弦”，为指阳虚，阴寒痰饮之邪乘于阳位，发为胸痹。张氏指出，就本虚标实而言，确为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然就病机而言，本虚者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者；标实者。不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不同，同时标本之间恒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尽管心肌梗塞的病机复杂多变，但在辨证上。张氏认为只要抓住“阴”(阴虚)、“阳”(阳虚)、“痰”(分寒热)、“瘀”(因气或因邪)四字及“心脏虚弱”“胸阳失展”“心瘀痹阻”等基本病机，结合病情进行分析。至于心肌梗塞的治疗。张氏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又提出三大原则：一是因本病特点为本虚标实，治疗必须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经细致地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细微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同时，既要防脱防厥，用药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心肌塞患者常见便秘一症。因大便不畅而引起心跳突然停止致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正确的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药时，应分清阳结、阴结，采取“先通便去实,然后扶正补虚”、或“补虚为主，辅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气的恢复。

张伯臾于青年时期，曾读《千金要方》。不解其意，视为“偏书”：曾见方行维先生用夹杂之方，斥为“无师传授”。近20余年来，他所遇疑难杂症，与日俱增，投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百思不解其结。于求法不得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丰富，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爱不释手。张伯臾认为，斯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证记录朴实可信，其上下、表里、寒热、补泻、通涩等药并用之方颇多。用心良苦，奥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合法合方，方能奏效。故张氏常说：“杂症施治，效法《千金》。”这是他10余年来，治疗疑难杂症的效果得以提高的心得。

贯通寒温

1924年，张伯臾回乡行医。当时，乡问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积劳成疾， 故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症，如霍乱吐泻，高热痉厥逆等等，病情凶险复杂，倏忽多变。面对耩手之症，张伯臾在钻研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雷少逸《时病论劳》、吴叉可《温疫论》、戴天章《广温疫论》等医籍，掌握了一般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啉会到但持桑菊、银翘辈轻清之剂，常无显效，而投以治疗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提高。然而，张伯臾又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症见卒然暴吐泻，手足蹶冷，汗出，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我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张伯臾从中得到启发，必须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会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为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张伯臾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

谙熟医理

张伯臾自农村副市区行医后，临诊时内、妇杂病渐渐增多，间遇达官大贾，治病遣方须小心谨慎。在诊病之余，张伯臾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联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且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程门雪、秦伯未等互相切磋。经过二十余年的学验结合，视野遂广，意境渐上。1956年张伯臾参加曙光医院工作，病种接触面更为广泛，并担任了高等中医教育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而迫使张伯臾把所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条理化。然而，张伯臾总感到自己的经验比较局限，临床疾病又千变万化，不胜尽治，因思古人天下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的告诫，认识到关键是在医者必须熟读经典，旁通诸家，又善守常达变，付诸临床。这正是医道的至要所在。

抒发己见

张伯臾常对学生说：精通医学以熟诲医理为首务。但是，欲求发展，又不可因循沿袭，为成说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结合临床，深入体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以得真知， 抒发己见。近三十年来，张伯臾也是这样要求自己，以求得学术上的进步的。

如对肝脏阴阳的认识，古人谓肝脏体阴而用阳，肝阴肝血其体可虚，而肝气肝阳其用总属太过。在数十年临诊过程中，张伯臾常思索这一问题：五脏皆有阴阳，均可见有阴阳之虚，何惟独肝气肝阳之无虚?此说片面可知。纵然，吴澄、唐容川等医家曾提及肝气虚、肝阳虚，但乏于阐述，未能付诸临床。其实，

瞄床中肝气虚、肝阳虚何尝少见，在肝炎、肝硬化病例中尤属多见，其症如胁肋隐痛，或胀痛绵绵，劳累则增剧，神疲乏力，腹胀纳果，面色灰滞萎黄，悒悒不乐，其或艮寒肢冷，舌多淡红胖，苔自或腻，脉虚细弦或沉细无力，并常与脾气弱、脾阳虚同见，治疗当以益气温阳、补肝建脾为原则，用参、苠、附于、白术、茯苓、细辛、白芍、枣仁、乌梅、木瓜之类。对此类病人，如执持成说，反用疏肝泄肝，投以大量理气活血之品，必致戕伐太过，更虚其虚。

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学者认为属中医真心痛的范畴。据临床体验，对照《金匮》及有关医着的记载，张伯臾认为本病不仅属于「真心痛』，还应属于胸痹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右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论胸痹日；阳微阴弦，乃指心胸阳虚，阴寒痰饮乘于阳位所致，故治疗也局限于补阳益气、通阳散结、豁痰化饮之剂。近十多年来，据张伯臾临床所见，《金匮》所论与实际不尽相台。就本病病机而言，本虚标实确是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但本虚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等；标实也非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之不同。同时，标本之间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因此，在治疗上也不能拘泥于《金匮》，应随证遣方，灵活掌握。张伯臾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了三个治疗要点；一是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要细致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素体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用药也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本墒患者常见便秘一证，由大便不畅引起心跳骤停而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恰当地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

遥溯《千金》

在张伯臾年轻的时候，曾读《千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张伯臾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张伯臾所遇疑难杂症，与日俱增，投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张伯臾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千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张伯臾认为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