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尚书大石坊，又称袁氏双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明崇祯皇帝御旨建造，为表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袁可立“三世尚书”封典而建。明崇祯六年（1633）冬天，袁可立卒，七年春，皇帝令工部“致水衡钱”，御祭御葬并修“袁尚书大石坊”两座，是时袁可立官衔尚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于是坊额如故。建坊工程由京营总督李襄城、杞县状元刘理顺监工营制，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书丹，上有“四朝元老、五世恩荣”等字样。

1、具体发展(1外观造型 2历史发展 3风水习俗)

2如今发展

1、具体发展

1外观造型

袁尚书大石坊分列明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两旁，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双牌坊过街而立，为三间四柱五楼式建筑，规模宏大，雕工精巧，楼檐下兽斗花拱，狮子云龙，其造形之精美，为明清两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两清石一两银”之说。

2历史发展

光绪十七（1891）年，睢州地方官知州王枚听信巫师关于“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袁尚书牌坊阻挡

了他的官运风水之说，借故大石坊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等理由将大石坊强行拆毁，袁尚书后人上控京师数年，睢阳戏曲名人张广义编有《王玫砸牌》一戏流传于世。清光绪十八年，知州王枚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公署》中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语，特列“袁尚书大石坊”一条进行自辩，这是清光绪十八年王枚主修《睢州志》中唯一列单条进行详细记载的一个牌坊。

“明袁尚书可立‘三世司马’、‘宫保尚书’两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其‘三世司马坊’，为发匪焚毁。巅顶大石，岌岌欲坠。清光绪十七年（1891），州牧王枚募工拆之，今惟石梁及两石柱存，事始末。见《睢州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民政门·土木工程·坊珉》）

“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皆距大门五十步之遥，略如公署辕门式。其东‘三世司马’坊，清光绪十八年州牧王枚以坊上石条将坠用强硬手段拆去，尚书后人上控数年，详见坊珉条中。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脉络连贯，为尚书园宅范围中地无疑也。后楼下为明末许定国刺杀高杰处，楼上不设棚板以作后来纪念焉”。（《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尚书大石坊在署前东数武街衢之中，日久岌岌欲仆，每大风时，有碎石剥落。知州王枚恐巨石下坠伤人必多，召其子孙与议修建，又各诿谢迁延，不得已命役夫暂为拆卸，俟其子孙光复焉”。（光绪十八年王枚修《睢州志·公署·袁尚书大石坊》）

3风水习俗

按睢州名剧《王枚砸牌》戏文与王玫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为拆毁“袁尚书大石坊”的自辩内容大不相同。 满清入主中原，大兴文字狱，抗清名将袁可立的事迹和著作先后遭到封杀，诗稿遭毁。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乾隆四十二（1777）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袁可立）行状》册，因为该文中被指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在此形势下，知州王枚又颇信风水巫师之说，他认为进出睢州公署（清代中后期衙门被毁，公署遂借居于袁尚书府第）都要屈尊穿过袁可立的大石牌坊，这会大大阻挡他的官运恒通，适逢其晚上又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被袁尚书大石坊压着久久不能起来，梦醒后顿起拆牌坊的念头，这种说法和睢州一带至今仍在流传南人挖坑破睢州城风水的做法是不谋而合的，于是在风水仙和睢州会首殷国有的怂恿下，拆毁了精工镂雕的袁尚书“三世司马”坊，使这座在睢州古城通衢中巍然屹立二百多年的名器毁于一旦。《王枚砸牌》戏文中曾有“吃斗吃斗斗，我名叫殷国有，原给杞县中拔贡，现在睢州是会首，要是谁想拆牌坊，咱梗绳架板啥都有”等戏词。

2如今发展

其右侧“宫保尚书”坊，为一九五O年正月十六日在睢县城拓宽街道时拆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睢县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由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坊额为袁氏后人保存完好。为再现这一明代艺术品的风采，睢县政府暨袁氏家族遂于2001年将这一艺术珍品重新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此距王枚拆毁大石坊并预言“俟其子孙光复焉”过去110年，但重修后的牌坊雕工形制已明显逊于前。然数百年名器能毁而复立，昭示着一代名臣廉吏精神永存，必将激励古老而崭新的睢州人杰地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