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从那时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简介

永乐盛世

迁都

改革吏治

发展经济

文化教育

赫赫文治

对外军事

海外交流

明王朝的强盛(军事贵族 文官之治 宦官与锦衣卫 蒙古之役 干涉安南 西藏 蒙古 女真族 朝鲜 日本 东南亚)

永乐帝的遗产

简介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

此外，明成祖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从那时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明成祖统治期间以永乐作为年号，明成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后世的史学家称其为永乐盛世。

迁都

明成祖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就开始建造紫禁城宫殿，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年)年，正式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以后，北京就是明代的政治中心。

建造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占地面积724250平方米，还没把护城河与城墙的绿化带计算在内。宫殿建筑总面积达163,000㎡。紫禁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周有高10米多的城墙围绕，城墙的外沿周长为3428米，城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是护卫紫禁城的重要设施。城墙四边各有一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有四座设计精巧的角楼。紫禁城宫殿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其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世上罕见的。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中国二千多年专制社会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与中国历代皇宫一样，故宫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形制完全服从并体现了古代宗法礼制的要求，突出了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

北京紫禁城筹建于明成祖永乐(1402年～1424年)五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具体负责是规划师吴中。从明永乐五年（1407）年起，明太宗集中全国匠师，征调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经过14年的时间，建成了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组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之一

改革吏治

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太宗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现在。

发展经济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文化教育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赫赫文治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对外军事

为了彻底解决大元朝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元朝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军一直进入到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班师回朝。

永乐十七年(1421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元朝势力遭到明朝的连续进攻后，此后数十年没有进攻明朝。

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海外交流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 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明王朝的强盛

军事贵族

永乐帝即位以后，他需要很快地巩固他的权力。他最初改组了军事领导，用创立一个新的军事贵族阶层并大量封赠爵赏的办法来支撑那些随他反对建文朝廷的军人们的忠诚。后来他也把这些特权同样封赏给了那些在远征蒙古和安南作战中有功绩的指挥官们。1402年10月，即在皇帝追封在内战中死去的他的几位将军之后，他开始创立这一新的军事贵族阶层。他封丘福（1409年死）和朱能为公（1406年死）；封张武（1403年死）、陈珪（1420年死）和11位其他的人为侯；封徐祥（1404年死）、徐理（1408年死）和其他7人为伯。火真（火里火真，1349—1409年）原为蒙古的许多降将之一，后来参加了明军，他也被封为侯。除此之外，在南京陷落之时或陷落后不久即投向永乐帝的官吏中也有一人封公，三人封伯，这就是李景隆、茹瑺(1358-1409)、王佐（1405年死）和陈瑄。1403年6月，又给其他九名品级较低的将军封了侯爵与伯爵，以酬报他们在内战中的劳绩。

永乐帝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对积有军功的军官封以同样的贵族称号。1408年8月，他封张辅将军（1375—1449年）为公，又封柳升（1437年死）为侯，因为他们平定安南有功；另外，他在1409、1412、1419、1421和1422年又分别对在对蒙古作战中有功的一些将军们封了侯爵和伯爵。后者包括某些蒙古的将军，如吴允诚（把都帖木儿，1417年死）在1412年封了侯爵；薛斌（脱懽台，1421年死）在1412年封了伯爵；以及薛贵（脱火赤，1440年死）在1422年封了伯爵。这些封赏表示，皇帝并不歧视他的蒙古族将领，认为他们也一样应该根据功绩得到奖赏。

皇帝还经常御驾亲征，跟他的下级军官们一起战斗；这就加强了他和他的军事贵族们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并且促进了他们对他的个人忠诚。在1410年和1414年的头两次对蒙作战中，他使用了1402年册封的几名将军作为他的副手，而且终他之世他总是给那些在这种战争中有功的人以封赠。因此，这些军事贵族和皇帝都亲如一体，同时，由于他们依靠君王的恩宠，所以都表现得极忠诚，打仗极勇敢，他们中的有几个人在讨伐蒙古的战斗中还以身殉职。只有一两次对军事贵族的指控，但这些指控都起因于他们行为上有过失而不是因为不尊重朝廷，并且没有导致清洗扩大化的案件，象太祖当年的所为那样。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助于在永乐帝时代在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文官之治

在改组文官政府的时候，皇帝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帝国的官僚体制。他通过重建帝国的官僚政制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人曾在前朝服务，另外有许多人可能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篡夺者。他在历次战役中作出的争取他们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牵扯了皇帝的注意力和精力。但是，这些努力给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永乐帝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他父亲的制度，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弃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样就弥补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永乐皇帝即位后不久就着手组织新的内阁：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开始时是在1402年8月和9月分别任命解缙（1369—1415年）和黄淮（1367—1449年）做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1361—1431年）、胡广（1370—1481年）、杨荣（1371—1440年）、杨士奇（1365—1444年）和金幼孜（1368—1431年）。这些人都很年轻，又都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方，都是因他们优异的文学才能和行政经验才入选的，尽管他们几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务过。除了胡俨、解缙和杨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时代中了进士试。在洪武朝，这种翰林学士马上会加大学士衔；现在在新皇帝统治之下要到晚些时候才能加这个衔。但是，虽然他们享有很大权力和势力，他们的品级却比较低，高不过正五品。他们全都任职于皇宫内的文渊阁（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他们能随时待诏。这种办法也和洪武时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时期这些大学士都在禁城内的四殿二阁供职。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开始成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年年到1409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宦官与锦衣卫

皇帝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其中有几个人还是蒙古、中亚、女真或朝鲜人），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郑和（1371—1433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1403—1427年）和亦失哈（1409—1451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造成悲剧性后果。1420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卫机关的牢狱，而且，关于东厂实行的非法监禁、严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于死地的传说一直在公众中流传不息，直至明朝的灭亡。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皇帝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锦衣卫最初由洪武帝在1382年通过重建他的个人卫队而创立，但是它的警察职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为那时发现了锦衣卫的某些军官有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他的锦衣卫的那些功能，永乐帝征调了他信任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这些人中有非汉人的指挥使——特别是已经赢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1409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1409年9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1410年3月，皇帝率领逾30万的大军从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帐，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他在6月15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军追赶本雅

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但是，帝国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皇帝从大草原撤兵，于8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

1410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时构成了新的威胁。1409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队时于1412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1413年7月被封为和宁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1413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开始。皇帝这一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剌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剌人退却，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皇帝于8月份凯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皇帝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剌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1421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皇帝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由的顽强的反对。皇帝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1422年4月皇帝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住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却是直趋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2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终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皇帝不想穷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皇帝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皇帝直到8月末才离开北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皇帝在10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1424年，他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对阿鲁台的党羽侵入开平并南下进迫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4月初，他在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求给一个月粮■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永乐帝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年8月12日，他病逝于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

在这些战役中，皇帝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这就造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大难题。永乐帝放弃了明太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这种部署兵力的方式在补给上会花费很大，同时把戍守部队长期束缚在防守阵地上。结果，他把几个关键性的前沿卫所撤到了长城以南，按保卫新京师的需要重新部署了兵力。

在撤退的卫中，有一个卫是在大同西北的东胜，它变成了明军内线防御工事的象征。但是，当皇帝采取主动，并尽力搜寻敌人的时候，又当他执行一个分而战胜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领袖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时候，他的这些计划都要落空。他很难追踪到蒙古那些飘忽不定的诸帐部落并与他们作战，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最后疏远了蒙古人的各个派系。这些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也大大损耗了帝国的财力，伤害了军队的士气。

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在永乐帝死后，除了1449年的一次惨败之外，再也没有组织讨伐了。中国人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只有组织长城以内的防御线。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的最严重的负效果。在这些讨伐中大量浪费的精力和物力，并没有取得长远的效益。

干涉安南

不管永乐帝在蒙古的战略方针设想得多么不周到，北方边境确实是引起关心的原因。但在极南方的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安南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藩属国家；但它自10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顽强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国统治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战略重要意义，曾经想间接通过外交和文化压力来迫使它就范。明太祖1395年的《祖训录》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国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进不许中国人入侵的外国之列。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行政结构的强行建立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们开始到处反抗明军。张辅的军队粉碎了这种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国。1408年9月，原陈氏官员陈 （1420年死）首先举起了有组织的反叛的旗帜。他建立了大越王国，并攻占了义安府城和其他几个城镇。曾经在征服安南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沐晟，这时又受命带领云南军队来平定这场叛乱。可是，陈 的军队很熟悉当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败了沐晟的军队。1409年秋，张辅又被派回安南来挽救局势。经过了一次周密计划的进攻之后，1409年12月张辅打败了陈 ，并捉到了他。张辅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随驾出征北方边境的阿鲁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负责交趾的事务。

陈 的一个侄儿陈季扩现在登上了陈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变成了越南人抗战的领袖。沐晟对他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明廷想安抚陈季扩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战事仍在继续。1411年初，张辅再次被派往安南，随带2.4万人。他连胜两仗，夺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义安府城。但是，叛军回避打阵地战，叛乱继续拖延了三年，直到陈季扩在1414年3月30日最后被俘为止。张辅在1415年暂时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扑灭另外几次叛乱。可是，这时的抵抗很轻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国军队都被召回国。

安南的和平是短暂的。当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张辅的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安南人不满情绪的加剧是由于被派到安南来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臭名昭著的宦官马骐，增加了对安南的税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发生了几起暴乱。叛乱分子聚集在黎利（约1385—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纠纠武夫，曾经追随过陈季扩，现时已自封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军打仗，但两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击战继续抗争，并且赢得了乡村人民对他的忠诚，他在乡村中被视为抵抗运动的象征。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战军队和行政支持，中国人发现不可能把叛乱运动镇压下去，安南战争一直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在永乐末年中国人也仍然未能镇伏叛乱。这种失败引起了永乐帝诸继位者的许多严重问题。1427年，朝廷承认其安南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决计撤兵，放弃了22年以来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西藏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13省的帝师。他们的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持。止贡派在1290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方领主。从1332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1351年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世俗力量。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至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至1363年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久为止。

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他在南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来使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1446年以后，与噶玛派诸教长的关系破裂。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永乐帝不要试图重建对西藏的统治。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永乐帝曾有此意图；一切迹象表明，得银协巴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实力的宗教人物而被邀请的。但他的访问促使永乐帝与西藏的其他各方面的宗教领袖建立关系。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帝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永乐帝请他来朝廷。他拒绝了。1413年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他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帝国朝廷发生联系。情况似乎是，虽然永乐帝无疑部分地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这样，情况如同中国边境的其他地方那样，他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他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明帝通过搞分裂、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见前文），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它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它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1422、1423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达。

瓦剌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1416、1420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

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但是，只有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生女真对1403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1392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1402年9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1435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1400—1422年在位）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1406、1407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1408年，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300名处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1410年）。她成了永乐帝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1409年再次向朝鲜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求。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1409年）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1402至1424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1406至1427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次是在1408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高。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1403年10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1408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皇帝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永乐帝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1405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1413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永乐帝的遗产

1424年8月12日，皇帝当他最后一次征讨蒙古返回时，在多伦以外的榆木川去世，终年64岁。他去世的确切情况正史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他病故。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1417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长达一个多月。他瘫痪的性质不详，但要减轻病症，皇帝习惯性地服用麝香或樟脑制成的刺激性药剂，以及他的几个随从处方的道教的丹药。这种丹药能暂时地减轻他的瘫痪程度，但证明对身体有害，并会上瘾；它会导致间竭性地大发脾气。当皇帝惩处几名劝阻他征讨蒙古和迁都北京的官员时，他可能已在受这种丹药的影响。丹药的作用是积累性的；皇帝可能中化学毒性已有好几年了，因为丹药还含砷、铅和其他金属。因此，当他筋疲力尽地穿过严酷的蒙古平原而又得了一次中风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的事。

皇帝的尸体立刻装进灵柩运回北京，准备安葬。他的长子朱高炽随后登基成为洪熙帝。尊奉永乐帝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他的陵墓称长陵，建造得极为豪华宏伟，以证明他的丰功伟绩。②1538年10月，嘉靖帝把永乐帝的庙号改为更显赫的称号：成祖。

嘉靖帝想抬高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朱祐杬（1476—1519年）的地位而使他进入帝王的行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一支皇位继承世系的始祖。

因此，把永乐帝的庙号从“宗”改为“祖”，这意味着永乐帝在推翻他的侄子时也开创了一支新的继位世系，这显然旨在支持嘉靖帝自己父亲的正统性。选用“成”一字，表明在其继承人的眼中，他是明统治的巩固者，应该被承认是王朝的第二个创建人，因为他完成了洪武帝的未竟之业。

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1362—1407年），因提倡儒家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1420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帝的专宠。她又成了皇室的监护人，但她的寿命没有皇帝长。皇帝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长子朱高炽后来成为洪熙帝；次子朱高煦（汉王），三子朱高燧（赵王）都为徐后所生；幼子朱高爔幼年夭折，其母姓名不详。还知道皇后养育了五个公主当中的四个；她们都下嫁给有贵族封号的将军或其子。这些驸马中有的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弹劾，有的在军事征战中丧生。

回顾起来，1538年追赠给皇帝的最后的谥号成祖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称誉。它集中体现了与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贤君理想地联系起来的文治武功。永乐帝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的治国之术和重新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奠定新基础的人。

但是，他的政策也受到批评。他废除建文帝的年号和残酷地清洗建文帝时代的官员的措施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在黎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则以关于被废皇帝的种种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他没有死，他的后裔最后使王朝不光彩地灭亡，以此向篡位者报仇。他国内的各种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巨大花费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批评者不是明确地谴责他的篡位；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永乐帝一个人的过错，这种看法是适当的。对他国内政策的批评则比较直截了当。他远征蒙古的几次战役和迁都北京之举不断遭到攻击。但是后来的明代史学家一般原谅了这些过分的行为，认为是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的舆论强调皇帝的积极成就和缩小它们的消极后果。但是一股强烈的批评暗流由后世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

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的确是昂贵的。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