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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杨官寨遗址
释义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中文名称:杨官寨遗址

外文名称:Runion of Yangguanzhai

类别:历史博物馆

地点:陕西

开放时间:2008年

杨官寨遗址介绍

概述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环境

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仰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空缺。仰韶文化(距今5000 年到7000 年)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21 年首次在河南仰韶村发现而得名。4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1648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31座、水井5口。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17 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2007年~2008年,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0870平方米,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个、陶窑16个、瓮棺葬24个及一些其他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米~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米~3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H776和G8-2)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G8-4)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

聚落的布局

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

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含壕沟)24579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地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杨官寨遗址目前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

发掘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房址和陶窑,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目前遗址北区共发掘仰韶时期的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座、陶窑16座、瓮棺葬24座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环壕西部发现一处宽约2.7米的门址,在门道两侧出土大量陶、骨、石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大量半坡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特别是泾渭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

杨官寨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为探索该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考古专家分析说,就该聚落本身而言,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分析,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在东北段环壕内侧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专家表示,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据悉,杨官寨是目前发现该时期唯一环壕保存完整的中心聚落遗址,考古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

巨大的环壕聚落遗址之谜有待揭开

杨官寨遗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245790平方米,保存如此完整、规模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结合之前的半坡遗址,之后的周秦都城等,说明这一带泾渭流域的西安地区一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中心之一。杨官寨遗址自2004年发掘至今,发掘面积超过17000平方米,已经远远超出半坡遗址四年10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也已经超过姜寨遗址8年17000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是近年来仰韶文化研究中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硕的遗址之一。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年代在距今6000—5000年,在此之前的仰韶早期文化如半坡和姜寨等遗址都有壕沟围绕,是所谓的环壕聚落,此次杨官寨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环壕可能是仰韶文化中期大中型聚落的典型特征,一些考古专家认为,壕沟内还应该有木栅栏等一类东西隔离。通过发掘,可以看出杨官寨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特别是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先民们生活生产方式具有重大意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保存相对完好,为探索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或许该聚落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重要的是,这一环壕基本为方形,与半坡圆形壕沟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也许它还是最早的正在形成阶段的以“城”和“池”为主要特点的城市模式。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还在继续,这个遗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还远远没有被完全揭开。从巨大环壕的挖掘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划的工程。谁来组织、谁来修建?是不是说明这一聚落的人们已经有了层次之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中国文明已经开始形成,同时,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地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他们的祭祀活动如何进行、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工等谜团也都有待于被逐步揭开,相信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和收获。

杨官寨遗址:复现中国6000年前城市生活

6000年前的生活答案

6000 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的保存较好的杨官寨遗 址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考古专家的大胆推测中,这个相当于4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 米的环壕。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生活在城中的古人有的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 人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3 月底,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 4 月7 日,陕西省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对杨官寨遗址实施保护。

环壕聚落的等待

这是西安市高陵县姬家乡的一个普通村落,多少年来,这里的大部分村民都以耕地为生。几年前,因为建设西安泾渭工业园,村里的5600 亩耕地全部被征用。从那时起,人们不得不在林立的工厂里寻找新工作。

如果没有2004 年的那次偶然发现,这里会和大多数工业园区一样,到处都是新的公路和厂房。

那时,因为毗邻赫赫有名的半坡遗址和汉阳陵博物馆,一直有考古学家在杨官寨附近勘查,但人们从未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先祖们(距今约6000 年)在此休养生息的证据。

2004 年,在工业园的一次修路工程中,一座公元前4000 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的遗址被挖了出来。因为地处杨官寨,考古学家把其称为“杨官寨遗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这是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所谓环壕聚落,就是大型人类聚居地。

3 月31 日,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仰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空缺。仰韶文化(距今5000 年到7000 年)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21 年首次在河南仰韶村发现而得名。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兼杨官寨考古队领队王炜林介绍,“仰韶时代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早期(公元前5000 年至公元前4000 年)以半坡文化为主,中期(公元前4000 年至公元前3500 年)以庙底沟文化为主,晚期(公元前3500 年至公元前3000 年)以半坡四期文化为主。位于西安临潼区的姜寨遗址属于半坡时期,但考古界此前从未发现庙底沟时期的类似遗址。所以在杨官寨被发现之前,没人知道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是怎样布局、人们是怎样生活的。”4 月,《外滩画报》记者赶赴杨官寨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考古队已经在这里钻探和发掘了四年,记者在现场见到:一条长达1945 米的壕沟内,24.5 万平方米的杨官寨聚落已初见雏形。在考古专家的大胆推测中,这个相当于4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城市。

铲出的古代世界

“鹿塬形胜占秦雄,二水溶溶浸碧空。渔唱不离烟霭外,人家长在图画中。”清代高陵知县丁应松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绘高陵的风景。其中“二水”指的就是泾河和渭河,这曾是陕西最重要的两条河流。

古代人类文明基本都以河流及流域为发源地,杨官寨村就位于泾渭两大河流汇合处西面。“渭河的支流比较多,仅与秦岭有关的支流就有70 多条。一般情况下,在这些支流两侧的阶地上都有仰韶时期居址,其数量堪比现在的村落。渭河就像一条大项链,维系着一颗颗如珍珠般点缀着的仰韶村落。”王炜林介绍道。为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泾渭工业园内设立了泾渭考古基地。

2004 年5 月,泾渭工业园决定实施南面路段的延伸工程。在没有通知考古研究院的情况下,几辆大型挖土机开动了。随着挖土机“轰”地一声铲下去,人们惊奇地看到,在翻起的黄土中,夹带着无数碎陶片,其中有的陶片上还有艳丽的色彩。得到消息的王炜林迅速赶到了现场,“土不是一般的黄土,从地下翻出来的都是灰土,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个大灰坑。”王炜林最初的判断,这里可能是古代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或许就是另一个姜寨。姜寨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掘最彻底的一个遗址,面积为5 万平方米。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过去人类的很多活动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储存什么东西,或者为了取土。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坑逐渐被填平,但其中经常埋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遗留品,比如陶器的残片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们的活动内容。这种坑的土质都发灰,所以叫灰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李岗接着解释。而那些挖出来的陶片经专家鉴定,被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文化的产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成立了一个杨官寨考古队,王炜林任领队。通过地面探查后,考古队把这个遗址的范围界定为80 多万平方米。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但杨官寨考古队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重重压力。泾渭工业园是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西安市高陵县政府联合共建的重点发展园区之一,遗址所在的土地原本已被划为“工业用地”。一个大灰坑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急着动工建设的企业并不愿意为一个未知的结果等上好几年。“我们当时也不敢肯定什么,只知道要先交涉,把涉及到遗址安全的工业建设都停下来。”回忆起当时与工业园区的交涉,王炜林至今记忆犹新。为了保住“杨官寨遗址”,王炜林和考古队租住在杨官寨村村民的房子里。从2004 年起,他们日夜守在遗址旁。他们搬来陕西省文物局领导,请来专家论证遗址的重要性,多次交涉,企业总算答应暂停施工。但晚上,他们刚躺下,推土机就开始“轰隆”作业。“他们不时地去推一下,希望造成既定事实。”一方面是园区企业的不理解,一方面是一个看起来更像个工地的遗址,王炜林曾经一度差点放弃。“这边我们最终还是没保住,厂房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下面的东西全毁了。”王炜林指着遗址南面的建筑,一脸痛心。在杨官寨入选“2008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陕西有个记者曾问他:“你发现这么重要的东西,激动不激动?”“我实在激动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它。”王炜林当时这样回答。

中国最早的城

“考古学就像是推理小说,是叫死人说话,让过去的世界说话,他们只能通过遗迹和遗物传达信息。”王炜林说。杨官寨遗址的挖掘获得重大突破是在2007 年12 月。当时,杨官寨考古队队长张伟正带领队员在遗址的东北角进行挖掘工作,突然,他发现有一处土质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里面全是灰土。”但这些灰土留下的痕迹不像是普通的大灰坑,灰土出现的范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灰土带。这一发现为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姜寨的遗址,外围有一个环壕?“ 半坡时期的人都是规划大师,他们会先挖一个环壕将整个聚落围起来,聚落里的房子门都冲着中心的广场。不像现在的人,都将房子的门朝着向阳的一面;他们是围绕广场做一个向心式的布局,广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场所,他们可能在那里聚会、祭祀甚至跳舞。”王炜林介绍说。

作为半坡文化的继承者,庙底沟时期的人们如何居住?如果是环壕,这将是多大的一个聚落?考古队在遗址周围取了四个点进行现场发掘,证实了壕沟的猜测。发掘结果显示,靠近南面的两个拐点的探方相继都出现了相同的灰土。

2008 年5 月18 日上午10 点,考古队正在遗址西面进行最后的探方挖掘。沿着灰土的痕迹,张伟发现挖到某一处,灰土带消失了,“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就到头了?难道这不是我们假设的环壕?”张伟有点失望。紧接着,他在相隔两米处继续挖掘,结果灰土带又出现了! 28 岁的张伟兴奋地打电话向王炜林汇报,“王院长,真的有环壕!”王炜林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他挂上电话,立刻驱车从西安市区赶往杨官寨。11点,到达现场的王炜林在认真看了好几遍西边的情况后,久经沙场的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那是四年来最兴奋的时刻,环壕确认的意义很重大,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真是超出想象,按照探测结果,杨官寨的规模相当于12 个姜寨。”

如果说姜寨只是一个小村落,那么12 个姜寨足以成为一个城的规模。而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考古队还发现了疑似墙基的遗存。如果这个猜测得到证实,这将会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

对此,王炜林的解释是:“会不会有城我不敢肯定。但位于河南郑州的西山遗址表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城了。不过西山的城规模也不大,大概是2.5万多平方米。那时,夯土墙也已经出现了。”版筑夯土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构筑城墙的方法,也是城的一个重要标志。2008 年9 月4 日,包括严文明在内的11 位专家来到杨官寨遗址。勘察完毕后,专家们一致认定,杨官寨遗址是中国首个被发现的庙底沟时期完整环壕的大型聚落。

复原6000年前的古人生活

6000 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杨官寨遗址的发掘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但还是有很多谜团难以解开。比如说那条长达1945 米的壕沟。挖这样一条壕沟会产生10 亿立方米的土,这样的工作量不是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王炜林认为,这是少数人指挥多数人劳动的结果。或许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等级和阶层之分。此前,在杨官寨遗址附近,考古队还曾发现了韩村、上马渡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或许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王炜林说。让王炜林他们不解的是,杨官寨村这么大规模的聚落,“人死了之后埋在哪里?”至今,考古队都没有在周围找到大规模墓地。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已经表明,半坡时期的墓葬都位于环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个墓地里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级。”而2006 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上展示出来的半坡四期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葬,这表明半坡四期时代已经出现了等级。

但真正属于庙底沟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没有发现。“具有如此发达文化的人们,死后埋到哪里去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以往,这个时期的彩陶图案都是以鸟为主,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是不是让鸟吃掉了,有天葬的可能性。但学术研究是需要证据的。”王炜林笑着说。

此外,壕沟挖出来的十亿立方米的土去了哪里?在遗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杨官寨村,所以那么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专家们推测在遗址内部,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里面的东西,如果存在高台建筑,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人们也许都葬在高台处,这或许还会解开墓葬的谜团。”面对这么多悬念,王炜林很兴奋。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杨官寨遗址南面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 余年,这是关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

在成排的窑洞式建筑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窑。二者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吕”字形结构,即每一个窑洞式建筑后面都有一个烧制陶器的陶窑。烧陶是仰韶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几十年前挖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便展现了半坡时期人们的制陶生活。

考古学家还在陶窑的旁边发现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个窖穴里,考古队员挖掘出了20 多件完整的尖底瓶。“一个家庭用不了这么多瓶子,这证明在当时,陶器是成套生产的,可能用于交换或其他用途。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分工,比如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是专门烧窑的。而窖穴建在房子旁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私有的观念。”王炜林说。

通过考古学家的挖掘,人们可以拼凑出这样一幅场景:6000 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而他们之中最强壮的或者拥有最多生产资料的,将会成为首领,号令人们的行动。他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和阶层的出现。

难解的陶器之谜

4 月8 日上午11 点,劳作的民工在清理西边壕沟最底部的土,“这下面已经没有什么陶片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残留了。”张伟站在壕边,认真地观察着挖掘现场。

4 年多来,考古队在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7278 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 座、灰坑896 个、壕沟9 条、陶窑26 个、瓮棺葬32 个、墓葬45 座,挖出来的碎陶片装了20 多辆卡车。53 岁的赵周荣正在杨官寨村租借的村民屋子里干活。他的工作地点是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房子,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已经修补完的陶器,更多的碎片散落在地上,等待他一片片的拼补。

赵周荣做了35 年的陶器修复工作,是这一行的专家。他拿起一块陶片,认真地看了一会;又拣起另外一块,在比对后,他丢下手中的陶片,重新挑选了一块,“有时我会从颜色上简单分辨这些碎片是不是一个陶器上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会从陶质上区分它们。”赵周荣拿起两块陶片给记者看,“这块是夹砂的,而这块偏泥质。”将几十甚至上百片碎陶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器皿,需要多年的经验和功底,“越大的东西越难掌握弧度,也越难补,只要偏了一点点,就差很多,比如大肚瓶,稍微有一块翘了,你就再也没办法补成一个完整的圆面。”

杨官寨的陶器修补活,是赵周荣所接过的最大的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包括了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的陶器。”

配合赵周荣一起工作的,还有40岁的技工冯师傅。如今,两人已修好陶器近400 件,“但真正意义上的修复还没有开始。”赵周荣笑道。

杨官寨出土的众多陶器中,赵周荣印象最深的是一件疑似“天狗吞月”图案的彩陶。“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案。而这次挖出来的彩陶中,只有两件带有图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就是这个‘天狗吞月’。”在工地修复室的架子上,王炜林拿起一件刚修补好的小件陶器,这看起来有点像现代人用的精油灯,他啧啧赞叹道,“这个东西以前从没见到过,估计又要引起不少人关注了!”

考古研究院基地的库房里也堆满了杨官寨遗址出品的珍稀陶器。记者随手拿起一根细小的锥形物品,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骨头打磨出来的古人发簪,表面抛光得非常光滑,闪着圆润的光芒。“这是杨官寨最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拿好。”王炜林提醒道,“刚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么亮,杨官寨人的工艺水平真令人折服。”

王炜林拿起一个石璧给记者看:“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而这个石琮内圆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

摆放在架子最显眼处的一个笑眯眯的人脸覆盆状陶器(又称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十分引人注目,这也是杨官寨出土的经典文物,“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实用器具,只能说是用来祭祀,但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众多陶器中,有一件类似三星堆出土铜人面的大眼睛残片,大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交错分布,“如果能复原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圆环,眼睛和鼻子互用。”王炜林说。

28 岁的张伟有大胆的想象力,他指着陶祖(陶质的男性生殖器)猜测道, “当时母系社会的首领出现时,有可能是戴着这个人面的陶盆做帽子,一手握着陶祖,来表示她的权威和地位。”

而在杨官寨遗址西门两侧的环壕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层层叠叠堆放的陶器、石球、陶刀等。每一层的器物群都不一样,有的盆多,有的罐多。据王炜林介绍,在以往其他遗址的发掘中,他们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了解开这些陶器的谜团,考古队需要勘测环壕中每一层灰土的年代。“以此了解这个环壕的堆积过程花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层?”此外,考古队还需要分析每一层土中的植物遗存,从而大致推断土层发生堆积时的季节。

通过了解土层的年代,分析同时代的植物遗存,考古队可以确认各种陶器所属的年代和文化,推测不同陶器的用途,并复原持续了500 年的庙底沟文化每个时期的标志性陶器。

杨官寨遗址给了专家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众多的谜团只有在完全发掘完后,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而这会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程。

4 月7 日,王炜林接到了陕西省政府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对杨官寨遗址实施保护。他站在遗址的西门上,望向最东面延伸的遗址远处,“现在看着这块土地,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也许没有机会揭开它的谜底,但至少,我们为后人保住了这份遗产。

相关十大遗址排名

“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从去年年底开始,经过初步评选,在3月初确定了25个入围项目,我省“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西安曲江西汉墓”3项入围。3月30日,25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在北京一一进行汇报,经过20位专家评委无记名投票,昨日上午最终确定了“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始自1991年,至今已是第19届,它已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代表了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平。

今年评选活动民间走向官方

往年的“十大新发现”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共同主办,属于民间性质,但由于中国考古学会代表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平,这个非政府奖具有很大权威性和影响力。

今年起,“十大新发现”评选活动从民间走向官方,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目的是正确引导社会大众对文物和考古信息的需求,使其成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力量。

第1位大型环壕聚落遗址

上榜理由

五六千年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炜林介绍,2008年在杨官寨遗址考古发掘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一处大型环壕聚落,这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

所谓的环壕聚落,就是大型人类聚居地,被一道长约1945米的壕沟围绕着,面积达24.579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有考古专家推测,这里可能为当时的一处中心聚落,可能为5500年前原始城市,人们由此可以看见“城镇”的雏形。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遗址南部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余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这证明5000年前人类就开始居住窑洞了。

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有极为罕见的“镂空人面深腹盆”,上面有一个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酷似现在流行的QQ头像。这种“镂空人面形”的器物在全国仅发现了两件,另外一件是出土于山西吉县沟堡遗址的“人面形筒状器”。还有蜥蜴纹彩陶盆上面清晰地印着蜥蜴爬行的模样,以及涂朱砂的人面残片等器物,都十分罕见。

第2位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该遗址大致为黄河上游的一处距今三千五六百年前后的齐家文化墓地,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王朝的后代,但当时甘肃地带还没进入夏王朝的版图。在此处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发现了从没见过的埋葬习俗——多人多次多批合葬。

第3位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3处,汉及宋元时期4处。

第4位岐山周公庙遗址

上榜理由

出土甲骨片上,可辨文字超2200字。

岐山周公庙遗址有“西周殷墟”之称,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在这一大型墓地外围,专家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这在西周考古史、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介绍,周公庙在去年共出土了7651片卜甲,可辨识文字1600多字,新字形屡见,内容丰富。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西周甲骨文达2200多字,是目前发现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

周公庙遗址自2003年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在“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周公庙因为发掘刚刚开始,许多重要文物尚未发掘而遗憾落选。

历时多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考古专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在去年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王季”为文王的父亲季历,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第5位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该遗址位于云南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揭露面积达1395平方米。三次挖掘共出土各类遗物约3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骸等。

第6位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娘娘寨这个遗址,考古界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觅,但一直没有发现,此次挖掘,将有助于揭开东虢国的神秘面纱,对西周的考古、封国制度研究以及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年代如此久远、保存如此完整的城址实数罕见,它的出现让考古界人士欣喜不已。

第7位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大城,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阖闾城的筑城年代晚于春秋中期,早于汉代,大致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当,即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间。

第8位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墓的结构非常特殊,墓葬封呈馒头状,特别是墓葬堆筑封土和填埋墓坑均使用五色混合土。而且在墓口之下0.7米深的填土中,发现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型”迹象,共有20条,角度有一定规律,有意区分不同颜色的土,这是原来没有发现过的。

第9位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胡庄墓地位于新郑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之西,是郑韩故城外围的重要墓地之一。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从墓地的中西部穿过,涵盖了两座大墓及附属建筑和陪葬坑墓。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至目前共揭露面积12000多平方米。[

第10位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十二桥文化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水井街酒坊遗址、金沙遗址之外的第六处年度全国考古新发现。在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共发现唐宋时期16条大小排水渠、4条铺砖道路、4条泥土支路、22处房址,3口古井。

杨官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节点

文化堆积以仰韶晚期和庙底沟文化为主

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座距今5000多年前的规模超巨大的史前聚落,其文化堆积以仰韶晚期和庙底沟文化为主,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泾河左岸阶地上,现存面积80余万平方米。2004年5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超过17000平方米,发现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19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文物7000多件。杨官寨遗址目前发掘范围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以及仰韶时期的灰坑496座、陶窑10座、瓮棺葬8座等,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文化堆积主要属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和庙底沟文化遗存,以半坡四期文化遗存为主。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基本上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从遗迹分布和出土文物看,这片由成排房子、陶窑、储藏陶器的窖穴等构成的区域很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从事陶器制作的先民们在这里为整个聚落生产各种陶器。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北区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万多平方米。北区的文化堆积主要属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座、陶窑16座、瓮棺葬24座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基本上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宽6—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3米。环壕西部发现一处门址,宽约2.7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大量陶、骨、石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十分完整,难能可贵的是,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镂空人面深腹盆、动物纹彩绘盆、涂朱砂的人面残陶片等庙底沟文化时期十分罕见的器物,人面彩陶双眼镂空,嘴巴为凹槽,面部整体涂有明显的朱砂残迹,其下巴则与陶器分离延伸至空中,十分独特和精美。据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炜林研究员介绍,从摆放的位置和分布看,成群、成组出现的镂空人面深腹盆可能是与祭祀有关,但具体用于什么祭祀活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巨大的环壕聚落遗址之谜有待揭开

杨官寨遗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245790平方米,保存如此完整、规模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结合之前的半坡遗址,之后的周秦都城等,说明这一带泾渭流域的西安地区一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中心之一。杨官寨遗址自2004年发掘至今,发掘面积超过17000平方米,已经远远超出半坡遗址四年10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也已经超过姜寨遗址8年17000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是近年来仰韶文化研究中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硕的遗址之一。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年代在距今6000—5000年,在此之前的仰韶早期文化如半坡和姜寨等遗址都有壕沟围绕,是所谓的环壕聚落,此次杨官寨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环壕可能是仰韶文化中期大中型聚落的典型特征,一些考古专家认为,壕沟内还应该有木栅栏等一类东西隔离。 通过发掘,可以看出杨官寨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特别是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先民们生活生产方式具有重大意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保存相对完好,为探索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或许该聚落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重要的是,这一环壕基本为方形,与半坡圆形壕沟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也许它还是最早的正在形成阶段的以“城”和“池”为主要特点的城市模式。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还在继续,这个遗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还远远没有被完全揭开。从巨大环壕的挖掘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划的工程。谁来组织、谁来修建?是不是说明这一聚落的人们已经有了层次之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中国文明已经开始形成,同时,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地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他们的祭祀活动如何进行、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工等谜团也都有待于被逐步揭开,相信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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