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瑶先生，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生，彝族大方县瓢井区中箐乡人。其先世为古西南夷扯勒（且兰）部君长。元、明时期四川蔺州宣抚司宣抚使，为奢氏的一支(奢香夫人的后代)，改汉姓为“杨”后，是贵州宣慰使司四十八头目之一。

参加革命

解放之后

参加革命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起，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改土归流”措施，土司、土目的政治地位削弱，但经济地位未发生本质变化，历史形成的习俗、等级观念大多得以延续。直至清末，土司的后裔在民族聚居区内仍处于领袖地位。杨伯瑶先生就出生在这种环境的土司家庭中。

杨伯瑶先生少年时，先后得到秀才潘子敬、陈希堂两先生的家庭私塾教育，深受汉族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年仅15岁，受革命浪潮的吸引，到广东驻军司令官龙腾庄（盘县人）部下任连长。民国13年（1924年）5月，经同盟会员安健（舜卿）和龙腾庄的介绍，杨伯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队的学员有中共党员陈赓、周士第、何光宗、左权，其他知名人士则有陈明仁、胡宗南和黄维等（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第二总队同学录》）。杨伯瑶在校时，多次聆听周恩来主任、鲍洛亭和嘉宁将军阐述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受到进步思想深刻地熏陶。他认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确立了“只有反抗列强，打倒军阀，铲除封建，中国才能强盛”的思想。

民国15年（1926年），杨伯瑶参加了国共合作发起的“北伐战争”。民国16年（1927年），国民党的一部分人发动“四一二”政变，杨伯瑶认为政变违背了孙中山所引导的道路，便以为父奔丧为托辞，弃职回乡。

杨伯瑶回到故里，就着手废除民族内部土司制度残余及有损乡邻利益的陈规，如鸡租、猪租、“扯手钱”（家庭婚丧要求佃户交的钱物）及“马草粮等”；政府粮赋，不再由大户转手，而由农户直接缴纳，以防舞弊。他通告乡邻，不再称自己为“二老爷”，而按年龄、辈份以叔、伯、兄、弟相称；废除佃户不得进屋就座的旧习，佃户有事来访，杨先生常陪同吃饭交谈。

杨伯瑶父辈曾因田租纠纷，和相邻的苗族同胞结下夙怨，杨伯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首先，他划出40亩土地，作为苗族“跳花厂”，并为跳花厂题刻了“舞花台”石碑。每年跳花节，杨先生都提供酒水、猪肉招待跳花的苗胞，并在闭场时，设宴数十桌招待参加跳花的客人。经他提议，在跳花中增加赛马、斗雀（斗画眉、斗鹌鹑）等项目，自己亲自参加赛马、斗雀比赛，使跳花活动更为丰富多彩。

对死于田租纠纷的三位苗族同胞，他为之修坟立碑，并承担了死者子女的抚养教育、父母生养死葬义务。有一位苗族老妇活到百岁高龄，杨伯瑶就为她立了“马母王氏百岁碑”，并认其作自己的“寄母”。他的努力，消除了父辈造成的民族隔阂，使当地苗彝人民长期亲密相处。

他还自定家规：每逢年终向穷苦乡邻提供一定数量的猪肉、粮食，帮助他们度过年关；歉收的年份，酌情减免佃户田租。他从做不损害乡邻的利益的事。有一次，苗胞猎获一口300多斤重的野猪，送到他家以示敬意。

结果，他招待几十位苗胞用饭后，还是婉言谢绝了馈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收养了十几个孤寡老人，照顾他们安度晚年。

杨伯瑶虽然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声望，却并不利用来谋求高官厚禄。在地方上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平时喜爱骑马、旅行、吟诗作赋自娱。所作诗赋不拘泥于格律，多表达自己乐于闲适，不攀附权贵的志向。黔军驻毕节旅长宋醒（号称“宋大马刀”）因见大方境内社会治安良好，送他一幅楹联，称赞他“此地可称干净土，知君不是等闲人”，并约他任参谋长。他虽未就职，但与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由于他在黄埔军校曾受到周恩来的教导，故对中国工农红军持欢迎态度。民国25年（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大定八堡时，杨伯瑶先生请在家塾教书的官敬陶（正清）先生制作许多三角红旗，上书“欢迎红军，打富济贫”，“欢迎红军，救国救民”等口号，派黄成武带乡亲插在由八堡到中箐交界的猪市坝、武官坡一带的路旁田边，以示欢迎红军到中箐。在家门口悬挂 “欢迎红军，救国救民”的横幅，堂屋里供上周恩来在黄埔军校赠给他的横额。红军一到，他就出外欢迎，献出粮食、肥猪慰劳红军。红军开走时，又赠一批枪弹和银元，并收留红军伤员刘贤桂、尹发万和王某在家整整住了三年，最后供给旅费，分别送回家乡。杨先生的热情接待，给红军官兵留下很深的印象。据1974年转业回黔西的王桂林说，他在西藏服役时，有位老领导向他讲述红军过贵州，受到一位大土目（土司）欢迎的往事。按他说的时间、地点、经过情形，可以确定所谓“大土目”，就是指杨伯瑶先生。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后，薛岳就任命杨伯瑶为少将参军，后又任他为“川、滇、黔边区黔境民团”少将指挥官。此间，他为地方治安作了很多工作。在旧社会兵荒乱马乱的局势下，他努力维持辖区内的安定，想尽办法避免群众被抓壮丁、派款，减轻了贫苦群众的痛苦。

杨伯瑶在毕节任指挥官时，中箐有个名叫梅德沛的汉族佃户，绰号梅三估（“估”即“犟”的意思），因租佃纠纷而与杨家发生矛盾。梅趁杨伯瑶不在中箐之机，带人强占了杨家的几间房屋，并擅自处理杨家的财物。当时人们都认为杨回来后一定会惩处梅某，但杨伯瑶回来后反而设宴招待他，席间劝导他办事要恪守信用，使梅心服口服。这样既解决了私人矛盾，又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

杨伯瑶重视文化教育，他家中长期设有私塾，官敬陶、张奎久等地方上有威信的清末举人，均在他家当过塾师。为使乡邻子女都能入塾读书，凡经济有困难乡邻，他都给予资助。新学兴起，他又请陈炎武教授新学。为了使他安心教学，就把陈的家属接到家中同住，拨了几担田租补贴陈的家用，更在八堡街为陈熙堂老师树立纪念碑，培养社会尊师重教的意识。

解放之后

贵州解放后，他认为共产党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大定城刚解放，他就邀集地方知名人士，带领各族群众载歌载舞进城，表示祝贺。毕节地区是解放军进军四川、西藏的必经之地，距毕节县城50余公里的燕子口，是补充军用粮秣的重要据点。为了保障军需，做好民族工作，中共委派蔡崇林、张存震和陈迢三人动员杨伯瑶出粮支前，先后三次到三圆洞杨伯瑶家。杨安排好三人的住宿，为他们的宣传工作提供方便。因当时他家正办婚事，所以几天后才派十余名劳力向解放军粮站送粮。蔡崇林第二次到三圆洞，向杨先生介绍了解放军解放泸州、西藏的计划，杨伯瑶再一次动员40多人，送给部队粮食3000多斤。这引起部队首长高度重视，把情况一直汇报到周恩来总理处，才知道杨伯瑶的历史和为人。为争取更多少数民族的支持，蔡崇林第三次走访杨伯瑶先生。首先代表党表扬他于1936年2月以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支援红军二、六军团的义举；对他帮助三名受伤红军战士疗伤、返乡的事表示感谢。杨先生想不到自己做的每一件好事，中共都记得清清楚楚，非常高兴，立即派人送万余斤粮食到国库。后又动员其他家族成员踊跃缴纳公粮，为此，他获得燕子区人民政府授予的“支前模范”称号。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杨伯瑶先生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是动员少数民族群众交出各类枪支1000余支，二是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1950年，原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大队长、保安副司令罗湘培随“贵州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起义。同年3月，罗突然在普定发动叛乱，致使织金、水城、威宁、赫章、金沙等数县人民政府机关被迫撤出县城。后罗又与国民党专员廖星序勾结，串联凤冈、铜仁、石阡等县地主恶霸策划全省大叛乱，并变本加厉，与国民党特务、散兵游勇及土匪联手，制定“川、滇、黔反共纲领”，成立所谓“川、滇、黔军政委员会”，所有武装由他统一指挥。

1950年9月15日，解放军发动“赫（章）威（宁）铁壁合围”战役，匪众被一举聚歼，罗湘培左臂负伤，化妆逃到中箐，妄想得到杨伯瑶庇护。杨立即通知中共瓢井区工委书记何启全。当晚，武工队包围了罗藏匿的地方。罗湘培自毙身亡。解放军官兵称赞道：“进军大西南以来，很少见到（杨伯瑶）这样的开明人士。”

此间，党和政府已经开始正式任用杨伯瑶先生。

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2937号任命通知书》，任命杨伯瑶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从1951年7月起，先后担任过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1953年，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

1957年6月，被任命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反右”斗争以后，中共党内“左”的思潮日渐高涨，基层部门负责人更对民主人士持傲慢蔑视的态度。1960年，贵阳粮食供应困难，杨伯瑶先生将自己留作纪念的几件首饰送到北京文物收购部门变卖，购买“高价食品”维持子女的基本营养。他所在单位负责人发现后，以“藏卖浮财”罪名，对他进行处分，并从他工资中分期扣除变卖“浮财”所得，连续两年才将变卖所得扣清。这对要抚育八个儿子的杨伯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幸，有四个儿子先后死于饥饿疾病。

1965年5月，全国各部门同时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及他们的作品），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原省府大院9幢2号杨伯瑶（时为老行政11级干部）住宅的卫兵突然撤走，标志着杨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时间）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一群“红卫兵”手持匕首、长矛等武器，翻过省府大院院墙，砸烂了杨家的门窗，冲入家中，把当时在家的三个儿子反绑并剃掉半边头发（名为“阴阳头”），并将大儿子打成重伤，造成终生残疾。同时，把杨伯瑶捆在椅子上，以军用皮带抽打，强迫他交出“私藏枪支弹药”。另一些人则大肆抄家，将杨老先生收藏的古钱币、珠宝、名贵鸟笼、古彝族马鞍、服饰等文物一扫而空。

在以后的几天里，各路“造反派”又多次抄家，连古医书、小提琴五线谱本也不放过，但始终未能查获任何“反革命”的罪证。“造反派”索性把杨伯瑶关进在机关内私设的集中室，并规定家属送饭时不准用彝族语言交谈。1966年9月5日，省级单位的“走资派”、“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同时被赶出“高干宿舍”。杨伯瑶一家六口也被迫租赁了黔灵公社小关生产队社员闲置的猪圈（茅草房）勉强住下。根据江青“要从经济上打倒走资派”的指示，“造反派”停发了杨伯瑶的工资，迫使杨先生举家靠借贷度日。由于杨家的亲友、同事均先后被“揪出”、“打倒”，很快就借贷无门。艰难之时，竟不得不接受子女的同学一两斤米、一两棵白菜的接济以维持生计。不久，省级统战人士被集中到和平路北天主堂办“学习班”。杨伯瑶被定为“问题最严重”者，交其他情节较轻的“走资派”成员轮流看管，不准回家。

杨在受到关押、游街示众和殴打等最原始野蛮的手段迫害之时，坚信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却不可能更理性地认识“文化大革命”，因而多次逃脱，试图进京上访告状。被抓回后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一度被押往湄潭“五七”农场劳改。其妻子、儿子也因此受株连。其妻子原为中医师，造反派以 “有一个刘少奇就有一个王光美”为由，将她下放为勤杂工。批判“牛鬼蛇神”时，她经常被拉去“陪斗”；所有的儿子均不分配工作，除了下乡插队的小儿子外，其他三个儿子长期失业。1974年，贵阳市第十九中学校长周学英出于同情，冒险将其排行第六的儿子杨焕煊安排为代课教师，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转正。

1972年，另外两个儿子离家出走，中途被抓回贵阳，杨老先生因儿子出逃之事，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于省公安厅看守所。病危时才准予取保就医，但终因延误了治疗时间，不幸于1972年10月11日病逝，终年77岁。

“四人帮”粉碎后，杨伯瑶和欧百川等老同志一起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