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奠基人

杨邦杰，常用人名。主要介绍了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和蚕业教育家蚕业科学家杨邦杰的生平和事迹。

中文名：杨邦杰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

出生日期：1891年6月18日

逝世日期：1971年1月5日

职业：蚕业科学家

毕业院校：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主要成就：华南地区蚕桑高等教育的创始人

◎ 一、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 出身及职务

杨邦杰，男，汉族，1948年2月出生，四川乐山人，2003年12月加入中国致公党，工学博士，研究员，现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业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农业与食品工程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农业工程学报》主编。

◎ 经历

1973年3月至1975年7月在四川乐山嘉乐民中任教；1975年8月至1978年2月在四川乐山城关镇街道工业办公室工作；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在四川工业学院就读，获工学学士学位；1982年3月至1982年8月在四川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系任教；1982年9月至1988年4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工程专业就读，获工学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4月至199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副主任、代主任，其间1993年至199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顿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在西澳大利亚农业部从事合作研究；1996年2月至2005年5月，在农业部规划设计院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农业部资源监测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农业工程学报主编；2004年12月至2008年3月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农业工程学报主编、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2008年3月当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与中国农业的不解之缘

◎ “米袋子”一定要“挂在自己家里”

十年前，美国学者布朗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当时曾经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农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说，布朗的书在散布中国威胁论，但在杨邦杰看来，布朗的问题很简单，当然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米袋子”一定要“挂在自己家里”。

◎ 农业绝对不能萎缩

30多年的农业科研经历，使一直致力于农业研究的杨邦杰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2004年12月，杨邦杰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这为他提供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开始为国家农业现代化、西部草原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2005年，“中部崛起”成为“两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在这个热闹的场景中，杨邦杰发出了冷静而理性的呼声：“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固然很重要，但中部的农业绝对不能萎缩。沿海的发展已经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果中部的土地再被工业发展挤占的话，中国就没有生产粮食的地方了。杭嘉湖平原、珠三角以前都是中国主要的水稻产区，现在已经消失，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水稻田被占之后是难以恢复的。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水稻产量占全国的36%，因此中部的崛起绝对不能放弃农业，要坚决保住这块粮食基地。”杨邦杰说：“发展是参政党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作为致公党中央负责参政议政的副主席，我将为之而全力投入、努力工作。”

杨邦杰，1948年出生，四川乐山人。1977年考入四川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和杨邦杰交谈，你会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勃勃生机。农业问题似乎是打开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他对此显然有着超越时空的敏感。他说，只要有机会工作，就不应去回忆，而是要抓紧今天，计划明天，展望未来。

◎ 结缘农业，上下求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杨邦杰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一个普通人家，全家靠母亲在城里帮人带孩子、洗衣服维持生活。无论生活多么艰辛，父母还是咬着牙把他的几个兄长都送入了大学。“文革”开始了，上了高中的他不能再继续升学了，到一所民办中学当了音乐教员。西部小城一隅，悠绵的小提琴声与对未来的憧憬，成为杨邦杰灰色青年时代的全部元素。面对冰雪封冻的时代，是沉沦还是与命运抗争？杨邦杰并没有过多地徘徊于人生巨大问号的阴影下，他时刻准备着一次新的出发。

1977年恢复高考

　杨邦杰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工业学院农业机械设计专业。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愿望，生性沉静的他开始全身心地拥抱新生活。于是食堂里多了一个总是站着吃饭的学生，实验室里多了一个勤奋的青年，乐团里多了一个小提琴手……1982年，杨邦杰大学毕业，他留在四川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留校不久，杨邦杰又考取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曾德超院士的硕士研究生。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他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被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系统学习与研究，杨邦杰的思考更为理性，也更为清晰：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他说，世界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生产工具的发展史。2000年，美国工程技术界评出“20世纪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20项工程技术成就”，其中排名第7位的就是农业机械化。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的贡献率已达20%。

◎ 创造现代耕作工程设计方法

耕作工程的优化设计

　中国的农业有数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在北京读书期间，杨邦杰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耕作工程的优化设计。那时，他存有一个困惑：在农业耕作机械设计中，长期以来，人们把土壤和机械之间的力学效应作为设计的依据，例如人们往往以减少耕作阻力，保证碎土、覆盖质量等为指标。然而，种子从播种到发芽、出苗期间，土壤水分与温度是关键因子，耕作的目的是要为种子发芽、出苗以及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气候环境。那么耕作机具与耕作方式的设计是否应该放弃传统的力学效应的考虑，而首先考虑到怎样保证土壤有“最佳”的水热条件呢？

在这个困惑的基础上，杨邦杰不停地向自己发问：用什么样的耕作工程措施才能保证土壤有良好的水热条件供种子发芽呢？解决这一疑问，田间对比试验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单凭实验难以揭示这一复杂过程的本质。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壤、环境与耕作传统很不一样，一时一地的实验结论也难以推广，给耕作方法的研究以及耕作机具的设计与推广带来了诸多困难。

“西北黄土高原耕种增产措施机械化”

　杨邦杰与陕西延安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黄土高原耕种增产措施机械化”研究项目，承担了“不同耕作措施对苗床土壤水分温度分布影响”的理论分析与模拟研究。在合作过程中，杨邦杰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老百姓在实际生产中创造的“沟种”方法，在半干旱地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决心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不断改进。历经几年的艰苦努力，杨邦杰用计算机对成千上万个实验数据进行了一维与二维土壤蒸发过程的数值分析，定量地计算出非均质地表面温度与蒸发率，从而完成了定量分析不同的耕作方式对土壤水分与温度分布影响的博士论文。这个成果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非均质土壤地表蒸发过程的理论与数值分析方法。他出版了专著《土壤水热运动模型及其应用》，创造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耕作工程的分析设计方法。

与此同时，这个项目当年在延安地区111.02万亩黄土地上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成果也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杨邦杰深深地感到，经验与科学之间有时只差之分毫，而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轻视这种差异，把原本可以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轻易地放弃了。

◎ 用中国技术攻克国际难题

研究斥水土壤

　1988年，博士毕业的杨邦杰来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参与生态学国际合作研究。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就这样来到了杨邦杰眼前，开始了与他长久的对话。杨邦杰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欧洲几个国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作访问学者。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与澳大利亚农业部合作研究斥水土壤所带来的农业与环境问题。

1991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听了杨邦杰在英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报告后，专门邀请他来西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当杨邦杰置身于西澳大利亚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上，感受着挟带沙尘的大风和高达摄氏48度的气温时，他深切地感佩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所创造出的农业文明。然而他当时面临的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研究难题：西澳大利亚的土壤极其特殊，把水洒在土壤表面时，水珠滞留在地表，长时间不能入渗。下雨之后，往往也只能润湿地表1～5毫米深的土壤，在积水处，由于积水压力的作用才形成入渗。由于土壤斥水性的影响，在西澳大利亚，秋天雨季来临时播种的作物只有在湿润的地方才能出苗，同时，由于土壤斥水性大大减小了入渗率，一旦下大雨，就形成水蚀，引起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

“沟种”法

　当时，土壤斥水性可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早在120年前，美国就注意到土壤斥水性及其带来的问题。在荷兰，大约有75％的耕地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斥水性。新西兰也正在进行土壤斥水性的普查与改良研究。澳大利亚从1959年开始注意到土壤斥水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虽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杨邦杰提出用中国农民发明的“沟种”法，采用深沟播种促进种子区的水分入渗并减小蒸发。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试验室和田间，一点一点地进行数据测试。通过模拟计算与田间试验，他提出开沟深度、镇压强度等工艺与工程要求，优化残茬覆盖与湿润剂的使用方法。开沟、播种后，种子发芽了，齐刷刷的小苗长到半尺来高，他成功了。当地电视台赞誉道：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

◎ 遥感监测国家粮食安全

回到祖国

　1996年，杨邦杰停止了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脚步，回国工作。早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便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开始研究地表温度的遥测与反演。对工程与数据的热爱使他在德国、美国从事合作研究时便开始用卫星遥感监测来研究区域农业与环境问题。回国进入农业部工作后，根据国家的急需，他便着手研究国家级农情遥感监测。

“农情遥感监测系统”

　国内外多年的农业科技研究与实践使杨邦杰认识到，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农业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同时承担着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以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迫切需要可靠、及时、全面地获取主要作物的生产信息。1996～2005年，杨邦杰任农业部农业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的同时，还兼任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信息与电器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主持了“农情遥感监测系统”、“基于3S技术的农业部资源环境信息服务系统”、“中巴卫星应用示范—新疆棉花遥感监测系统”、“农业信息资源开发与共享技术研究”等诸多国家级项目以及农业部的全国主要农作物遥感监测与耕地的遥感监测项目，出版了专著《农情遥感监测》。实现这些项目攻关，杨邦杰的目标只有一个：建设国家级的农情遥感监测运行系统，监测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他的研究成果“国家级农情遥感监测系统”以RS、GIS、GPS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为基础，结合地面监测系统，开发了覆盖全国的农情监测运行系统并投入应用，正在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提供及时、可靠、全面的农情信息。

◎ 对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时势”催人思变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杨邦杰对农业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他认为，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能用2%左右的农业人口养活98%左右的国民，而且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以色列、荷兰这样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居于农业发达国家的前列，究其原因，都是源于高度发达的农业工程技术。中国的农业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时势”催人思变。这种“时势”便是我国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这为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于是，过去为解决温饱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可以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向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过去由于资源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可以将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各类加工业，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更加适合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面对“时势”的变化，杨邦杰的思考又有了新结论：实现提高品质、加工增值、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农业工程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

农业工程将在六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杨邦杰说，在可预见的10年、20年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依靠工程技术。农业工程将在六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一是农业机械化将借助信息化高新技术，全面提升我国农机技术与装备水平，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二是农业水土工程需要多学科有机地结合，用一系列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的节水农业技术；三是农业生物环境工程将加强对动植物环境生理和农艺的基础研究；四是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工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根据不同生产规模的需要，研制先进的加工工艺和装备，并大力促进设备的国产化、系列化和成套化；五是信息技术向农业领域的运用和推广，将促使农业生产、管理、决策和市场全面实现信息化，推动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应用，成为农村教育的主要手段和农业科研的基本方法；六是农业生物质能源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将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带来新的动力。杨邦杰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先进实用的工程技术，先进实用的工程技术可以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

以

◎ 农为本，建言立论

建言献策

作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杨邦杰以自己的专业为轴心，参加了许多重要的调查与视察活动，为国家农业现代化、西部草原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2004年12月，杨邦杰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国家发展是他思考的永恒主题。历年的“两会”，杨邦杰总会提交关于农业发展的发言与提案，从“开展全球农情遥感监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展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农村能源建设是国家生态恢复与实现农村小康的当务之急”、“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信息完备的预警系统”直到“中部的经济强省也必须是农业强省”，这些紧扣“农业”的建言与呼吁渐渐成为杨邦杰肩头的一种责任。

“中部崛起”

　2005年，“中部崛起”成为“两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在这个热闹的场景中，杨邦杰发出了冷静而理性的呼声：“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固然很重要，但中部的农业绝对不能萎缩。沿海的发展已经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果中部的土地再被工业发展挤占的话，中国就没有生产粮食的地方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格局：东部沿海经济带，中部粮食基地，西部生态建设。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在崛起的愿望与农业大省往往是经济弱省的现实之间如何自处？在农业与工业夹缝间发展的中部将何去何从？

杨邦杰用他的长期思考坚定有力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全国的产业布局来说，农业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农业又是弱势产业，仅靠农业自身富不起来，所以还必须发展多种经营，使原有的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都得到发展。从长远来看，在国家加大投入以及农业自身的产业化趋势等综合作用下，农业是可以形成经济支柱的。我们呼吁中央要有一定的政策，协调一部分资金支持作为粮食生产基地的中部的发展，比如以转移支付来协调粮食产区和销区的差异。除了以前的粮食直补、减少税收之外，还包括产粮大县的奖励，以及建立农田基本建设的长效机制。”

在2005年“两会”全国政协首场提案协商办理会上，杨邦杰代表致公党中央作了《关于统筹区域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建议》的发言，这些建议成为国家相关部委和中部诸省在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时代的交响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杨邦杰依然保持着一份真性情。他酷爱音乐，现在仍然坚持闲暇时练习一个小时长笛。他的人生之曲也由独奏经过一系列变奏成为协奏曲，最后融入时代的交响。工程技术训练给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而音乐则赋予了他足够的激情，这两种东西汇合在他身上，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他的内心充满澎湃的活力，但现实中的他却在不动声色中付诸勤勉的行动，成就掷地有声的业绩，如此自信，如此从容！

简介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奠基人

育成家蚕良种，发展蚕学学科

对人谦让，对事认真

杨邦杰先生简历

杨邦杰先生主要论著

◎ 简介

杨邦杰（1891—1971），蚕业教育家，蚕业科学家。华南地区蚕桑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为振兴粤桂湘蚕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先为广东育成优良白茧蚕品种，并在整理地方品种、蚕的遗传研究和改进温汤浸种等方面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杨邦杰，1891年6月18日生于湖南省武冈县蓼溪乡（今洞口县大水乡）。1915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随即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学习期间，每每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侮辱，增强了他振兴中华的决心，并常与在日学习的中国同学共勉为祖国多做贡献。但终于忍无可忍，于1918年中学尚未毕业即愤而回国，在家乡中学教书。但内心十分惶惑，认为身无专长，长此以往，对国家无所裨益。遂于1920年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凡未取得日本中学毕业文凭者不能投考大学。因此，杨邦杰先投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毕业后才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今九州大学）农学部，着重学习有关蚕桑的课程，并师事日本著名蚕学家田中义麿博士进行研究工作。1928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此后又在该校遗传实验室继续实习。在日期间，曾与其导师田中博士共同发表《冬季莴苣叶养蚕》的论文，在日本蚕业界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开探索家蚕代用饲料研究之先河。杨在日本学习期间，与何品良相结识。何对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刻苦学习精神深为敬佩。何先回国，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校长，多次电催杨去该校任教。1928年末，杨启程回国，历任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委员会委员，湖南蚕丝改良场场长，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63年后，曾先后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1971年1月5日病故于广州，终年80岁。

◎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奠基人

杨邦杰回国之初，仲恺农工学校设有蚕桑部，而中山大学农学院则仅开设一门蚕桑课程。杨到职后，即锐意谋求改进和扩充，先后将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的小桑园扩充为400亩的实验桑园，新建实验蚕房2座，并附设小型蚕种冷藏库1间；将中山大学农学院的一门蚕桑课程扩大为蚕桑门，增设养蚕、制种、栽桑、蚕生理解剖、蚕丝泛论、制丝等课程。不久，又将蚕桑门扩充为蚕桑系，并举办女子蚕桑工学班多期。为此，杨邦杰多方物色知名专家教授，如桂应祥（朝鲜籍留日蚕学家）、沈敦辉等来校任教、兼课或讲学。蚕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杨邦杰一面锐意规划和处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对蚕业课程的安排、讲义的编写、桑园蚕室的建设、试验研究工作的开展、各造试验蚕的饲养计划、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聘请与培训，都逐项亲手经办或审理。同时，亲自讲授有关课程，并编写了蚕学、养蚕学和蚕种学等讲义。这些讲义，以日本教材为主要参考资料，同时吸收国内风土习俗和传统生产经验，以及他自己的实验、观察和研究成果。在移译国外采用的术语时，常反复与蚕业界人士商讨推敲，然后定出较为适合我国实际的中文名词。讲义编成后，很受其他蚕桑学校的欢迎，并被选用参考。

1936—1937年，经杨邦杰四处奔走呼吁，中山大学农学院蚕桑系获得有关方面资助，开辟400多亩桑园和品种桑园，保存桑品种115个，修建大型蚕种冷藏库1座，增添多种教学科研用仪器设备，并在广州石牌设立华南蚕业试验场，使蚕桑系的各项教学及试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日军南侵，10月，蚕桑系随校本部迁往云南澄江，经费十分短缺，教学工作陷于停顿。这时蚕桑系保存的蚕品种，包括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基因型材料和生产品种达500多个，饲养保存十分困难，一旦丢失或死亡，将造成我国蚕业的巨大损失。在迁校途经广西时，杨邦杰发表了《抗战与蚕桑》等文章，申述蚕桑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并率领陈鼎新、蒋同庆、张其俊、唐维六等人求见广西建设厅农林处负责人。整整等了3天，才被接见并拨给一笔经费。当时有人劝他何必如此低声下气，他说：“我为蚕桑事业宁愿牺牲一切，等待二三天算得什么！”闻者莫不深受感动。由于争取到了经费，蚕桑系在越南河内（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设驻越南河内工作站，在广西龙州规划万亩综合蚕桑场，在广西平南设平南蚕种场，在广西桂林设家蚕育种工作站。之后，蚕桑系随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回广东坪石和湖南宜章，杨又再三向湖南省建设厅呼吁，得到支持，在湖南耒阳设湖南蚕丝改良场，在湖南澧县、长沙分别设立蚕桑工作站。蚕桑事业在广西、湖南逐渐得到发展，蚕桑系保育的500多个蚕品种也全部得到妥善保存。

抗战后期，杨邦杰与部分中山大学教职员工和湖南蚕丝改良场全体职工为躲避日军南侵，迁居在湖南宜章薛家水平游山顶上为时一年有余。1945年8月25日才获悉日军投降消息，在兴奋欢乐之余，他忖度时势认为必须尽早复员，恢复生产。1945年9月4日，他率领员工数人起程。当时公路铁路均遭日军破坏，他们水陆兼程赶抵长沙，向省建设厅报到，申请在澧县设蚕丝改良场，耒阳设工作站，长沙设办事处。获得批准后立即开展复员工作，使湖南蚕丝改良场得以迅速恢复试验和生产。

1928年杨邦杰返国后，几十年如一日，在华南创建和发展蚕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为提高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蚕桑生产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育成家蚕良种，发展蚕学学科

杨邦杰不仅重视发展蚕丝教育事业，而且倡导师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亲自或与人合作进行科研，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他在回国的头三年，引进日本蚕种和本地黄茧种杂交，培育出学14号、学16号等新品种（后改名为1014、1016），为我国最早应用杂交法育成的优良白茧种。其茧和生丝样品于1933年送巴黎博览会展出，获得国际蚕桑界的好评。

广东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21．6℃，月平均气温最低3℃（1月），最高28．3℃（7、8月）。桑树发芽早，生长快，落叶迟，生长期长，产量高，如果整枝和肥水管理适当，全年可采叶养蚕达七八造（次），但因多雨和气温高，也给养蚕带来不利因素。华南地区历史上饲养的原始品种是一种称为“轮月”的多化性蚕品种，它可以全年养殖，但茧小，产丝量低。在广东，第一造蚕可饲养一种叫做“大造”的二化性蚕品种。它的茧比“轮月”的大，丝量也重，农民愿意在第一造饲养“大造”，但如果在第二、三造继续饲养，会因不适应高温高湿气候而减产。为了改良蚕种，杨邦杰用纯系分离法对广东地方品种进行整理，选育出大造系统56号，土大、轮月系统仲恺258、560、369、4000号等10余个品种。又与桂应祥合作对仲恺258号品种进行改进，提高其生命力，达到茧形均匀、茧绵较少、解舒好、水结少、出丝率高等优点。这一品种在广东、广西等地推广，直到50年代初期，长达20多年之久。此外，还交杂选育出生命力和丝质较优的交杂固定种1053A2等，在广东西江流域一带推广多年。

1930年发表的《关于广东蚕种之改良——应用遗传的法则而得之二三结果》，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及其成果。

一、关于广东本地种（原有）蚕种的改良——利用纯系分离法所得的成果。即将本地种纯系分离后得到大造形蚕、大造姬蚕、轮月白茧形蚕及姬蚕、轮月黄茧形蚕及姬蚕。这些品种选纯后，其茧形、缩绉、茧色、茧形大小、蚕体斑纹都一致，同时茧层量较原有土种大有提高。

二、利用上述6个已改良的广东本地种彼此交配得到的一代杂种，试验结果表明，其茧层量提高甚多。以缫制1斤生丝所需茧颗数计，容奇和官山的本地轮月种，分别为8142颗和9374颗，而仲恺农工学校改良种的各种杂交种茧只需3968颗到5200颗，其中以4330颗左右为最多。

三、利用已改良的本地种与已改良的外来种（一、二化性）交配得到的杂交种，其茧壳量之增重十分明显。同时，这些杂交种抗性较强，在广东气候条件下，即使按旧法饲养，每年至少可养3造，即春蚕1次，秋蚕2次。其收茧量亦以此3次为最多，丝质也优于未经改良的本地种。

杨邦杰应用遗传学理论的纯系分离法和杂交法选育良种，当时在我国蚕业界处于领先地位。其应用成果发表后，全国各蚕校纷纷向仲恺农工学校索取资料，参考学习。 广东因为饲养多化性蚕种，一年孵化多次，习惯采用蚕种浸汤法（浴种）促使孵化，而且还可以杀死那些虚弱有病的蚕种，因而也是一种预防蚕病的方法。历来都依靠浸汤师傅的经验掌握汤的温度的浸汤时间。如果汤太热或浸汤时间太长，蚕种就会死去；如果汤不够热或者浸汤时间太短，蚕种就不孵化或孵化不齐一。1933年，杨邦杰发表了《蚕卵浸温水试验》、1959年发表了《二化白茧浸温水孵化试验（预报）》，使浸汤法有了科学标准，很快在蚕种生产上得到应用。当时广东每年各造制种达百万张之多，其孵化齐一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对发展蚕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家蚕遗传学研究方面，他从1933年至1936年先后发表了《广东蚕之二三特殊系统》、《广东特异蚕卵之形态与遗传学的研究》、《二三特殊系统蚕之卵黄色、血色、茧色等三形质之相互关系》和《仲18、48号黑色蚕之黑色性是否属于附加体色》等4篇论文，详细介绍在试验过程中所获得的许多有价值的特殊品种，以及各项性状相互杂交后的遗传规律，充实了蚕的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材料。

1933年发表的《家蚕之品种、性及体量与成熟速度之关系》一文，则从遗传学角度探讨本地品种、外来品种、以及它们的杂交种的雌雄蚕体重、茧层量与成熟迟早的规律，从而对当时本地种的改良，对一代杂种、三元杂种、四元杂种的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即从遗传的形质推想，至少存在两种Q因子。但由于无人深入研究，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杨邦杰在《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上还发表过几篇有关蚕体解剖、蚕体生理的论文，为蚕的生理解剖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文献。

◎ 对人谦让，对事认真

杨邦杰一生为人忠诚厚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对人谦让，对事认真，律己严谨，公私分明，一切以蚕桑事业为中心，业绩卓著，对我国蚕桑界有深远影响。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他提倡为生产服务的观点和劳动观点，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并重，在一定条件下首先研究生产上急待解决的问题。

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不分寒暑与假日，常常工作至深夜。由于他夙有气喘病，曾多次于隆冬之夜昏倒在回家途中。

他公而忘私。1933年他夫人临产时，忽接中国合众蚕丝改良委员会电报邀他去南京开会。上午接电报，下午即起程，毫不犹豫。

他克己厚人，热情好客。留学期间经常慷慨解囊资助旅日同学。在九州帝大时同学朝鲜人桂应祥，勤学有才，他十分器重。桂有困难，他屡予资助。1930年聘请桂应祥来仲恺农工学校任教，至抗日战争开始，8年间两人切磋学术，交往频繁，并尽力支持桂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桂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应祥任朝鲜农业科学院委员长，曾3次率团访问我国，每次必来拜访杨邦杰。两人友谊之深，由此可见。

1928年，沈敦辉由日本回国，杨深悉其学识深厚，即商请学校当局聘沈为教授，并让出自己担任的蚕桑系主任职务，请沈担任。逾年，沈去德国学习，杨复任主任。1935年沈回国，杨又请学校延聘为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6年4月因实验发生事故，沈被烧伤逝世为止。7年之中2次让位，在当时乃至当今社会，都令人敬佩。

杨邦杰办事公正无私。广州解放前夕，学校因经费关系而裁减工作人员。他首先将其妻弟媳裁减。有人劝他：“可裁者多，何必此人。”杨回答：“进人，先疏而后亲；退人，先亲而后疏，才是公道。”196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需要蚕桑系毕业生1名。当时有1名毕业生成绩优异，蚕桑系一领导欲留在本系任用，他坚持不可，说：“全国一盘棋，应看全局，不能顾私。”极力支持将该生分去。

60年代，他的女儿、女婿在吉林工作，儿子、儿媳在甘肃工作。他当时已年逾70，身边无人照应。他的子女多次要求调回广州，他坚持不许，并一再诫勉其子女安心在原地工作。长者道义，实堪表率。

◎ 杨邦杰先生简历

1891年6月18日　生于湖南省武冈县。

1915年　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1928年　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获农学士学位。

1928—1952年　历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

1934—1937年　兼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委员会委员。

1941—1946年　兼任湖南蚕丝改良场场长。

1941—1943年　兼任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

1952—1971年　任华南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

1963—1971年　曾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71年1月5日　病逝于广东省广州市。

◎ 杨邦杰先生主要论著

1　杨邦杰．蚕学讲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部，1930．

2　杨邦杰．养蚕学讲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部，1930．

3　杨邦杰．蚕种学讲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部，1930．

4　杨邦杰．关于广东蚕种之改良——应用遗传的法则而得之二三结果．广州：仲恺农工学校，1930．

5　杨邦杰．关于蚕种改良之几个急切问题之商榷．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1930．

6　桂应祥，杨邦杰．蚕卵浸温水试验．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3，1（1）：1—83．

7　桂应祥，杨邦杰．家蚕之品种、性及体量与成熟速度之关系．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3，1（2）：1—24．

8　桂应祥，杨邦杰．广东蚕之二三特殊系统．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3，1（2）：25—40．

9　杨邦杰．广东蚕之研究与附录改良蚕丝之管见．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3，1（3）．

10　桂应祥，杨邦杰，杨星岳．二三特殊系统蚕之卵黄色、血色、茧色等三形质之相互关系（第二报）．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6，2（1）：1—32．

11　桂应祥，杨邦杰，杨星岳．仲18、48号黑色蚕之黑色性是否属于附加体色．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6，2（2）：1—36．

12　桂应祥，杨邦杰，杨星岳．关于家蚕的蚁蚕的体毛之形态与其分布的研究．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6，3（1）：1—14．

13　桂应祥，杨邦杰，杨星岳．家蚕幼虫腹尾肢爪之形态及其条数与龄期、性别、肢位的关系．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6，3（2）：1—96．

14　桂应祥，杨邦杰．广东蚕改良之基本的调查研究（第一篇：气候、桑、饲育及化性）．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8，4（1）．

15　桂应祥，杨邦杰．广东蚕改良之基本的调查研究（第二篇：家蚕化性是否受外界与饲育室之光线、温度、湿度的逆变所左右．仲恺农工学校研究报告，1938，4（2）．

16　杨邦杰．蚕丝复兴运动声中从我国蚕丝业目前之危机说到今后应付之方策．刊于广东省建设厅：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

17　杨邦杰，郑庭杏，邹良华．二化白茧浸温水孵化试验（预报）．1958—1959．

18　杨邦杰．十年来蚕桑教育的巨大变化．华南农学院校刊，1959（197）．

19　杨邦杰．思想大解放，生产大跃进．广东蚕丝通讯，1959（创刊号）．

20　杨邦杰．十年来高级蚕桑人才的培养．广东蚕丝通讯，1959（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专号）．

21　杨邦杰．新蚕品种14、28、48、56、78、79等的培育．1962年华南农学院科学讨论会资料．

22　杨邦杰．发展我省蚕业的几点建议．广东蚕丝通讯，1964，5（5、6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