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闻天，江苏溧阳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任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教师、宜兴县县长、江苏省政府主任秘书、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47年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参与发起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和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简介

艰苦求学

反对独裁

坚持抗战

组建孙盟

建国以后

人物简介

许闻天（1902—1982），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

许闻天，一生坎坷，虽数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改革命初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遵循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支持改组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艰苦求学

1902年1月24日，许闻天出生在江苏溧阳县溧城镇。许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许闻天的祖父是个读书人，英年早逝，只留下破旧的四间小房屋，1937年被侵华日军烧毁。许闻天的父亲是一个贫困的小学教员，既没土地，也没住房，只能靠一点薪金养家糊口。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愈来愈大，江浙一带的革命活动愈演愈烈，许闻天的父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受到迫害，被迫逃往上海。在上海，许闻天的父亲在一个书局当校对，每月收入只有12元，常常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只好到当铺典质或借贷度日。有时候，许闻天的父亲还写一些章回小说，卖稿养家。

许闻天自幼喜欢画画，八九岁时就能做巨幅绘画。1917年，他随父亲到上海后，师从中国画家金寿石先生。在近3年的学徒生活中，许闻天做了一件对后来成长道路有较大影响的事情，这就是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各界掀起了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高潮。18岁的许闻天被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所感染，也加入到上海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在游行中，他被北洋政府的警察逮捕，并被打伤。金寿石先生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参加“政治学潮”，一气之下开除了许闻天。意外的是，这一“开除”不仅没有使许闻天远离革命运动，反而使他萌发了与腐败、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五四运动”后，许闻天进入上海美专普通师范科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一所小学任教员。他虽然擅长绘画，但文化基础并不扎实。因此，对他来说，当小学教员着实有点力不从心，有一次竟被学生发现认错了字，他不得不因此离开了学校。辞去小学教员职业后，许闻天又进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科学习。为了生计，他边学习，边为书局作装帧、布置橱窗等工作，以换取少许生活费，有时也以卖画为生。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他后来还被推举为上海美专学生会会长。在担任会长时，他领导学潮，参加反对军阀卢永祥的斗争，结果再一次被学校开除。

其后，许闻天一度担任东方艺术研究会导师，积攒了60余元现金，他就凭借这60余元去了日本。到东京后，许闻天钱已花尽生活无着，只好在同乡的引荐下，到中国学生留日圣公会当雇佣。他原想在日本留学，好好学习一些技能，没想到艰苦的环境使他连半工半读的机会也没有。为了能够读书，许闻天找到了在上海创造社时认识的郭沫若。郭沫若介绍许闻天到中国学生留日青年会当佣工，并进修日语。后来，许考入东京美专，学习一年有余后，仍因生活所迫而辍学。

1923年，许闻天在日本遇到一个上海美专的同学。这位同学是朝鲜人，名叫韩东然，他在沈阳办了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其实是为朝鲜独立党做抗日地下工作。韩东然邀请许到沈阳美专教书，许欣然应允。在沈阳，许闻天边教书，边协助韩做抗日工作，不幸被日本特务发现。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抓捕沈阳美专参与地下工作的师生，韩东然潜逃到海参崴，许闻天只身来到南京。

反对独裁

到南京后，许闻天经人介绍到南京美专教书。正是在这时他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导了反英学潮。他鼓动学生打击英人开办的南京怡和洋行，被军阀逮捕。后来虽被释放，但学校却向他下了逐客令，他无奈只好离开。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许闻天被派往北洋军阀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做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与同乡沈叔邃在沈阳合办了一个报刊，名为《大亚图画周报》。同时，他改名易姓，仍到沈阳美专教书，当时的沈阳美专已被东三省教育会接办。在工作中，许闻天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共事。1925年，因身份暴露，他被逮捕，经受了酷刑拷打。半年后，沈叔邃疏通奉系重要人物杨宇霆，并以赎金将许赎出。随后，许闻天至大连等处继续工作。1926年底，张作霖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组织安国军，于次年春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许闻天也因此再次被奉系通缉，被迫逃往上海。

当时，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上海。许得知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就想去找郭沫若安排工作。不料，蒋介石发动政变，总政治部被查封，共产党人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被追杀，许闻天也几次险遭逮捕。为了躲避蒋介石集团的逮捕，许闻天被迫回到家乡溧阳。在溧阳期间，许闻天与部分青年合办《溧阳评论报》，开展反蒋、反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许的活动触怒了国民党右派，他又一次被捕，并被江苏特别法庭判处极刑，准备解往南京枪决。

这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救了许闻天。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与汪精卫、陈公博等部分国民党政客矛盾激化。为了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汪精卫等于1928年11月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会员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地高校。当时，改组派卢印泉等人为了加强反蒋力量，将许闻天救出。随后许闻天进入改组同志会江苏省委会工作，暗中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冬，许闻天、陶希晋等人发起了有千余人参加的溧阳暴动，占领溧阳县城一周，宣布改组政府，废除苛政。后来暴动遭到镇压，许闻天被迫逃往上海，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蒋介石通缉达3年有余。1932年初，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许闻天与陈公博曾同为改组派会员，于是就投身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任工人科科长。1933年冬，许闻天领导开滦煤矿、赵各庄、马家沟等9个矿的工人罢工，反对汉奸殷汝耕、陶尚铭组建的伪冀察自治政府，被伪军赵雷所捕。

坚持抗战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纷纷向西南撤退，许闻天回到家乡，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但由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未等许闻天来得及纠集同志，溧阳就已沦陷，他的熟人也四处逃散。无奈之下，许闻天于第二年春天前往武汉，后来在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任组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顾祝同，对原改组派的人物特别嫉恨，许闻天当然未能例外，因意见相左差点被顾逮捕，于是许不得不在1938年冬天去了重庆。在重庆，他经人介绍到国民政府社会部任视察，因与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意见不合，又离开重庆，是年为1939年。

离开重庆后，许闻天回到皖南休宁闲居，因经济拮据难以生存，复至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任秘书，以微薄薪金糊口。1940年6月，皖南办事处解散，许又失去了工作，复经人介绍至国民政府江南行署任秘书。1940年8月，许闻天被国民政府派往宜兴沦陷区任流亡县长。在担任宜兴县长期间，许积极开展对侵华日军的斗争，先后数次与日军刀枪相见。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许从未与共产党发生摩擦，相反与国民党军队却有过冲突。1941年初，蒋介石派挺进纵队进入沦陷区，这些部队抗战不力，但祸国殃民的事倒做了不少。许闻天对此非常愤怒，与挺进纵队发生了冲突，结果被挺进纵队抓捕，遭严刑吊打，遍体鳞伤。许因此离开宜兴，回到溧阳乡间居住。

1945年初，许闻天与新四军苏南行署取得联系，正准备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却被溧城镇的日军和国民党特务发现，遭到两方特务不分昼夜地搜捕。许闻天在溧阳无处藏身，只身潜往皖南。在皖南歙县，许被国民党特务侦缉，被捕入狱。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流亡在皖北阜阳，省主席王懋功是许闻天的熟人，于是许经王营救获释，从此跟随王懋功，直至抗战胜利。

组建孙盟

抗战胜利后，许闻天随王懋功回到江苏，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主任秘书。这期间，许闻天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并积极参与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

“孙盟”于1945年冬在重庆开始酝酿，以后建立组织、开展工作，1949年秋宣告自动解散，先后历时4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瘫痪，人民生活艰难，许多有志之士要求和平民主、重建家园，而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们有的大声疾呼，公开反对国民党政权，有的则秘密集会结党，有组织地联合各方民主力量，共同反蒋。许闻天和一些参与创建“孙盟”的同志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真正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恢复三民主义的本来面目，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才有出路，因此有建立一个和共产党合作从事反蒋的民主政团的必要。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后，1947年春，许闻天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南京碑亭巷东方旅社集会，商谈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事宜。当时集会的人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中有以许闻天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员，有以邓昊明为代表的老第三党（邓演达领导）的成员，有以陈惕庐为代表的从蒋介石嫡系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军政人员。此外，还有个别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协商，大家逐步统一了认识，将组织定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目的是分化瓦解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随后，孙盟在江苏、浙江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建立了分组织，并逐步向全国发展。1948年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政治纲领》正式通过，其核心内容就是“反蒋拥共”。此外，“孙盟”还扩大组织，吸收了部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孙盟”的组织系统，分为四级，即总部、省市支盟、分盟及小组。总部设中央委员会，委员33人，并设有常务委员会，许闻天是常委，担任常委的还有刘不同、邓昊明、陈惕庐、金绍先、贺耀祖、侯桐、高宗禹、谌小岑、杨玉清、韩梅岑等人。许闻天和陈惕庐还兼管“孙盟”的组织工作。

“孙盟”虽然在苏、浙、皖、鄂、湘、桂、粤、黥、川、康、闽、京、沪、平、津、汉、穗等省市都设有支盟等组织，但它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开展工作一般以盟员个人的工作身份活动，此外还借助一些外围组织如中国农工通讯社、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立法院二五座谈会、南京大学教授会及新群社等团体开展工作。1947年冬至1948年秋之间，“孙盟”曾三次派杨沛如、韩梅岑到香港与民革的负责人朱蕴山联系工作，并要求民革把“孙盟”作为民革的一部分。朱蕴山表示欢迎“孙盟”作为民革的一部分，但必须取消“孙盟”组织的名称，改用“民革”的名称，这一更名意见未能在“孙盟”总部讨论通过。不过，“孙盟”仍然经常同上海民革、民联的负责人王葆真、郭春涛等保持联系，同时加强与在港的民革组织的联系，以求通过民革取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号召”之前，“孙盟”还派张达生三次过江，与“新四军”管文蔚所部的沈云樵取得联系，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中共“五一号召”发出后，“孙盟”因自身处境不便，未能发表公开声明，但在口头上表示过响应这一号召。

作为“孙盟”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许闻天带领“孙盟”组织成员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蒋斗争，主要分为立法院内的合法斗争和军事策反两种。他们在立法院内成立“二五座谈会”（每星期二、五集会两次），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戡乱，主张和平”、“反对独裁，主张民主”，具体有保障人身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征兵征粮，征实征购；废止动员“戡乱”的临时条款等。他们不仅座谈，还提出相应的提案并力求在立法院通过。例如，由立委转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的“孙盟”成员杨玉清，力促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释放政治犯”案，许多政治犯因此获得了释放。

“孙盟”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做了不少助选工作。在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孙盟”又力促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许闻天就是这些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李宗仁也非常尊重“孙盟”成员的意见。有一次李以代总统身份请以立法委员为主的“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刘不同、金绍先、谌小岑、贺耀祖、高宗禹等午餐，商讨和谈问题。李宗仁在宴席上还要立法委员制止蒋介石把封存在上海的黄金运往台湾。事后，许闻天等“孙盟”成员联系四五十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交了一个制止黄金运台的提案，形成决议后交行政院切实执行。

许闻天还参与了多次“军事策反”工作。许闻天与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曾同为改组派成员，在抗战胜利前后许又在王身边工作，参与了王的许多机密事宜，两人关系非同寻常。依靠许与王的特殊关系，“孙盟”在江苏掌握了省政府民政厅、保安司令部、训练团等机关的部分阵地。许闻天在1947年还担任过省训练团教育长，并与CC系展开过斗争。在王懋功的默许下，省保安独立旅旅长陶鸿钊也参加了“孙盟”，“孙盟”还在江苏的宜兴、溧阳、丹阳、常州、镇江、江宁、无锡、苏州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当时，王懋功的日子并不好过，驻徐州的顾祝同、京沪线上的汤恩伯、驻南通的李默庵等，都以合力“剿匪”为名，把王手下的保安部队一团一团地拉走。许闻天就劝王把保安团队改为警察，必要时拉上茅山打游击，同共产党南北呼应，徐图进展。但王懋功认为江苏四面临敌，成功希望不大。许闻天又向王献策，准备利用“孙盟”的力量把浙江的陈仪、安徽的桂系拉过来同江苏结成同盟，王意有所动。

1948年上半年，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不愿到任。“孙盟”就派陈惕庐、许闻天、高宗禹三人到上海，劝说陈仪就任，以加强反蒋阵线的力量。他们在上海窦禄安路陈仪的公寓彻夜密谈，最后陈答允去浙江就任。陈于当年6月就任浙江省主席后，积极支持“孙盟”在浙江的活动。他任命“孙盟”成员张贤哲为省政府秘书长，贡沛诚为省建设厅厅长，陈惕庐为省训团教育长，同时还在浙江保安司令部也安插了部分孙盟成员。许闻天曾建议陈仪同王懋功建立联盟，得到陈的同意，并定期在上海会晤。不料，王却在1948年9月被蒋介石撤职了。同年冬陈敦劝有师生之谊的汤恩伯起义，汤向蒋介石告密。1949年2月，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自此“孙盟”在江浙两省开展工作遇到的困难就多了。

许闻天还参与了策动江苏保安独立旅长、镇江江防司令陶鸿钊起义的工作。陶鸿钊也是“孙盟”成员，为策应解放军渡江，他曾将长江南岸的地形、水文等情况绘制成地图或提供详细材料送往江北，甚至还把江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配备及作战方案等都交“孙盟”江苏支盟的负责人张达生，由张达生送给新四军联络员沈立樵。

正当许闻天等人为迎接解放、积极进行军事策反的时候，“孙盟”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948年底，陶鸿钊被军统特务毛森逮捕。1949年3月，军统又逮捕了陈惕庐、张达生等十多人，“孙盟”在江苏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地方组织也同时遭到破坏。4月10日，许闻天、金绍先两位立法委员在参加国民党立法会议期间，在南京文风书店（“孙盟”的交通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幸好金的“孙盟”身份尚未暴露，很快就得以获释，而许闻天则被戴上镣铐押送上海。金绍先获释后，立即公开谴责特务违宪逮捕立法委员的事实真相，引起了国民党立法院的震动。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中共在广播电台中也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逮捕立法委员、有意破坏和谈，使得国民党赴北平的和谈代表团也对此表示不满，这就迫使李宗仁、何应钦等不得不出面干预，才使许闻天得以获释。而被非法逮捕的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方志农、王文中5人则于1949年5月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

贵州修文起义是“孙盟”贵州支盟发动的。许闻天虽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但在贵州支盟的建立过程中，许闻天、陈惕庐是有一定作用的。早在1946年冬，他们就派马怀麟到贵阳发展组织。1948年底，“孙盟”总部又派陈明仙到贵州会同李思齐、马怀麟等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他们准备以修文为奇兵，并发展了保安团的一个营，里应外合，占领贵阳。不料起义消息泄露，修文民众被迫提前起义，由于准备不周，以弱击强，起义被镇压。

此外，许闻天还参与或间接协助了川康军事策反工作、浙江保安部队起义、蒋经国的军官教导纵队队长贾亦斌起义等十多起策反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南京解放前夕，许闻天为了躲避军统特务的迫害，潜伏于溧阳山区，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转至上海，住在宦乡（地下共产党员，与许有姻亲关系）家中。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电报，要他去北京。1949年7月底许闻天到达北京，向统战部李维汉同志汇报了“孙盟”的有关情况。与此同时，“孙盟”留在上海的几个负责人如侯桐（雨民）等也向中共华东局统战部汇报了该组织的情况。华东统战部部长吴克坚、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局长何以端，邀约侯桐、韩梅岑、陈建晨等数次座谈，商讨“孙盟”的善后工作。不久，孙盟召开了一个包括苏、浙、皖、京、沪等支盟、分盟负责人在内的大会，许闻天接到侯桐、韩梅岑的信也南下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孙盟”决定宣告解散，其成员一般并入“民革”。

1948年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以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民联、民促仍继续单独保持组织活动。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至此，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许闻天当时作为“第四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建国以后

努力工作　建设新中国

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决定邀请“孙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由许闻天、邓昊明代表“孙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报告政协代表名单的协商经过及其代表的广泛性时，曾说明“孙盟”虽然是一个不太大的政治组织，也安排了两个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明：“……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14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除了这14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就这样，许闻天、邓昊明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了新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许闻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国家中枢，政务院参事室之职掌的工作有：一、关于政策、政令、法案等之研究及草拟事项；二、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院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三、关于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四、关于政务院与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之间工作联系事项；五、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许闻天积极参与中央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各项学习、视察、慰问、调查等活动，1951年曾和卢郁文一起随陈云副总理赴中南视察财经工作；以后又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

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民革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努力实施民革的各项政治决议，推动和组织全体民革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三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做好岗位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3年困难时期，许闻天作为组织部部长带领调查研究工作组在上海蹲点，运用“神仙会”形式，进行形势教育，促进了党员服务与改造的积极性。总结出坚持“依靠中共，结合中心”的工作方针，推动党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围绕中共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工作经验，进而在民革各级组织中交流推广。“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革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许闻天对此深感气愤。但是，他经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10月，民革恢复活动。许闻天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却仍为把民革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执行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尽心竭力。

1982年6月17日，许闻天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享年80岁，生前留有遗言，要求在他逝世后，不举行告别、追悼等纪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