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丁兆国译《新亚洲半球》2010年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未来三种未来；亚洲崛起的七大支柱；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西方无能，亚洲胜出；成为全球领导力的先决条件：坚持原则、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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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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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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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新亚洲半球

作　者：〔新加坡〕马凯硕　，刘春波，丁兆国（译者）

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2-1

ISBN: 9787801708939

开本： 16开

定价: 38.00元

作品简介

近两个世纪以来，亚洲沦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手足无措地面对西方商业、思想和力量的冲击。但是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洲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占据达18个世纪之久的舞台的中心。

那么，亚洲是如何崛起的呢?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力量，做好成为未来全球领袖的准备了吗？历史告诉我们，新的力量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西方又将如何应对亚洲文明的复兴呢？马凯硕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

作者简介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被认为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第一智囊，任职新加坡外交部长达30余年，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时代》杂志称他是“21世纪领袖的代表人物”、《经济学人》称他是“亚洲的‘汤因比’”、《华盛顿邮报》称他是“推动儒教伦理的‘马克斯·韦伯’”。他被视为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的宣扬者和整个亚洲的发言人，也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5年，他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及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其著作有《亚洲人会思考吗》、《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是他的第三部著作。

主要观点

●三种未来：

从1世纪到1820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2000多年的历史中，逝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主导世界历史只是个例，而不是规律。

●亚洲为何正在崛起？七个支撑亚洲崛起的西方智慧柱

亚洲崛起是因为，经过漫长的艰苦的历程，他们终于发现了最近200年来支撑西方进步并使西方超越亚洲各国的西方智慧的支柱是什么。我们不该吃惊中国和印度崛起如此之快，而应该为他们（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这么晚才发现这些西方智慧的支柱而叹惋。

●为什么西方不能举杯庆祝他们的胜利？

仅占世界人口总量12%的西方，假想他们可以主宰全球剩下的88%世界人口的命运是没用的，因为这88%的人口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准备接受命运的挑战。

●去西方化：历史的回归

强势的去西方化运动的最终结果将是全世界走向一个正面意义的目的地，在那里很多丰富的古代文明复苏，为世界文化财富补充新鲜血液并且释放出文化宽容和文化理解的本能。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在1989年冷战结束后，欧洲充满信心地注视未来，几乎没有人会料到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欧盟会在维护其长期的地缘政治利益方面表现不佳，而中国的表现会胜过世界其他任何国家。

●成为全球领导力的先决条件：坚持原则、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刻，实用主义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指导精神。因此，完全可以在这里再次引用20世纪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精英推荐

在《新亚洲半球》中，马凯硕从亚洲人的视角出发，有力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个世界，而且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也显示出全球的相关性。本书既有远见卓识，又有令人兴奋的争鸣，读来兴味盎然。

——阿马蒂亚·森 哈佛大学托马斯·W·拉蒙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新亚洲半球》深刻分析了全球重心持续转移的长远含义。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那它就需要接受本书提出的告诫和教训，而这一忠告出自一位对美国友好、并熟谙亚洲现实的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顾问、理事、副主席

马凯硕比大多数人都更为清楚，1945年后所建立的东西方关系已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本书解释了全球强权政治正处于关键变化时刻的原因，说理令人信服，读来引人入胜。书中提出，东方与大多数地区（尤其是西方）必须做出决定，即能否以更为平等的方式分享权力，还是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争夺权力。

——谢加·凯普尔 奥斯卡奖影片《伊丽莎白》的导演

马凯硕具有全球性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带有独特的新加坡视角。他这本立论极具说服力的书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长大，结交穆斯林和华人朋友，而且接受英式殖民教育—。这些正是成为原初新加坡人的主要因素。他研习西方哲学，为经历过热战和冷战、具有务实精神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做外交官。通过这些，他也怀有“世界一家”的精神，认同联合国的理念。就是这样，才有了这位老练而世故的新加坡人，决心去剖析复兴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将如何迫使古老的西方改弦易辙。此外，在西方发生变革的时候，他还激励新兴的亚洲应该如何做出回应。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都对亚洲的崛起耿耿入怀，进而恶化为保护主义和慌恐不安。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随后90年代打击印度的外购业务，21世纪伊始又打击中国。作为当今最有洞察力、最有影响的亚洲知识分子，马凯硕表示，这些行为愚不可及，而赞赏并面对亚洲非凡成就的现实则是明智之举。这本精彩绝伦的书是西方每一位决策者所必读的力作。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与法学顶级教授 《捍卫全球化》的作者

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对西方和亚洲的研究精湛。毫无疑问，他是全亚洲最为响亮清晰的声音；他向西方坦言直陈，亚洲人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潮流在变换，虽然马凯硕的预言可能逆耳，但是如果西方领导人对此置若罔闻，他们必将面临危险。

——傅高义 哈佛大学教授

目录

导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危机，更是转机。

Part 1 未来三种未来

人类的未来，究竟是全球齐步迈进现代化，还是亚洲现代化但欧美退回安全堡垒，或是“西方”的终极胜利？

Part 2 亚洲崛起的七大支柱

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

Part 3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

Part 4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

我们以进入“去西方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及伊斯兰教世界由于文化信心日增，与西方的看法已渐行渐远。

Part 5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

Part 6 成为全球领导力的先决条件：坚持原则、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精彩书摘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针对小布什所谓的世界正面临更多的危险这一说法，西方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在关注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在试图弄清楚危险的源头时，他们认为问题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西方的社论和评论似乎都近乎理所当然地认为，非西方国家应该为这些问题的出现负责，因为西方正在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敞开心胸，正视西方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看了最近的资料，人们肯定会问：西方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主要的全球性挑战吗？

为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西方思想家必须首先理解这样一个悖论。从其内部来讲，西方包括世界上管理最为完善的民族国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这些国家经济发达，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强大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在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很难说西方国家会在国内管理方面表现无能。大多数西方人也认可这样的内政治理。然而，人们不能就此认为，一个擅长治国的政府同样也擅长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本章将审视西方在应对四大挑战时的作为。在地缘政治阵线上，困扰西方思想家的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然而，在处理当下紧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挑战时，西方即将面临失败。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伊斯兰圣战者将拍手称庆。在经济阵线上，我们可能见证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进程以失败告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全球变暖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最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然而，在我们空前关注恐怖分子能否获取核技术时，西方管理者却坐视核不扩散体制的严重衰落。

因为西方认为它自己是解决方案的源头，而不是问题的根源，所以西方人在寻求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应对不力的原因时，很少躬身自省。是否存在可以解释这些问题的来自国内的结构性原因？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进程和结构性的短视思维是否已经控制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从而使西方无法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视角来应对长期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讲，亚洲国家是否更有能力处理好地区和全球性的挑战？

西方与中东

西方政策为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中东。同时，中东也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区。中东问题所影响的不仅是700万以色列人和390万巴勒斯坦人。它的影响范围甚至超出2亿阿拉伯人，波及到12亿穆斯林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每当中东出现闪电，电流就在每一个伊斯兰社群中汹涌，引起人们的关注、悲痛和愤怒。如果说西方要为这些闪电的出现负责，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惊奇。但无论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摩洛哥或马来西亚，感受到这些闪电刺激的伊斯兰社群，都坚定地认为西方才是罪魁祸首。

美国和英国作出的2003年3月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决定，将作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被历史铭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蠢行。近来极少有灾难会有这么多维度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对国际法的破坏。2003年以前，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趋向于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第一，作为自卫而使用暴力；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和英国为寻求入侵伊拉克的授权而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出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美国和英国知道，按照国际法，它们入侵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明确授权。当决议草案被直接否决后，它们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场战争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大量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是国际法的主要监管国。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的国际法的丰富素材，许多都是这两个国家给全世界的馈赠。美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建立了支撑国际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并且提供了在实践中遵守该法的政治意志和动力。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它们也不会放弃它们所扮演的国际法主要监管国的历史角色。

美国和英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继续扮演它们从前的角色，其中包括控制和管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3年开始，美英两国频繁地呼吁伊朗和朝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者怎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强制执行者呢？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还让人怀疑我们目前多边秩序的合法性，并会造成全球性的犬儒主义和幻灭感。例如，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中，印度的1.5亿多穆斯林算是最不激进的了。然而，他们也因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对西方产生了幻灭感。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印度的穆斯林卷入了英国2007年7月7日那场未遂的恐怖袭击。现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愤怒和痛苦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世界。

通过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小布什发动了战争，它以美国国内法赋予伊拉克战争以合法性。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国会就是最终的合法性权威，所以国会的授权就消除了所有从合法性角度对战争的反对。然而，按照国际法，这场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而国际法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产生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概念不能共存。美国国会对待国际法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迫别人遵守，自己却不遵守。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法，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包括菲利普·桑德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英国国际法律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桑德斯还与一位英国戏剧家尼古拉斯·肯特一起创作了一部戏剧《责问》。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应该为非法发动伊拉克战争负责，英国政府有可能使非法发动战争的内阁成员和军队走上被告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力量和勇气的日渐增强，在适当的时候，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案件肯定会在那里开庭审判。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因素已经在全球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战争的执行过程奇差无比，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战争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如何“不去”入侵或占领一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许多官员都被认为是“称职合格的”。然而，就是这一批在国内有良好公共服务记录的官员，发动了这样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一个合格的入侵计划应该以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开始，并弄清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不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匆匆地研究一下，也会发现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主要的民政机关及治理方式。在入侵前就应该确定好一些机构的去留问题。再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需要保护的国宝，借此显示虽然美国实施了占领，但还是尊重它要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所关切的事物。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没有做到。相反，却作出了灾难性的决策。美国推进民主，却没有首先考虑如何保护人数较少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是把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这显然意味着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前两者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美国民主政体建立之初，开国元勋约翰·杰伊说过，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快建立民主政体，是因为其人民“有相同的祖先，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坚持相同的政府治理原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他还说，他们确实是“一伙兄弟”，而且“永远不该分裂成一些彼此孤立、相互嫉妒和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鉴于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构成，一些人本应该想到，在那里引入民主显然并非易事。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一个更具灾难性的决定被作出，即解散政府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大量牢骚满腹、愤怒不满的失业人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