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曼德尔 |
| 释义 | § 简介 少年曼德尔 曼德尔生于一九二三年，那时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才刚失败。父母为了生下儿子而从比利时返回德国二十及三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革命、反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曼德尔目睹周围的工人阶级的困苦，使他很年轻便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他父亲──一个共产主义者──每天把新闻解释给他听，而且讲许多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理论，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至巨。 曼德尔在一九三九年加入了比利时的托派组织。不久德国纳粹占领比利时，托派组织积极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因此多人被捕，有些被杀，其中包括了曼德尔所敬仰的阿伯拉罕．里昂（Abraham Leon，着有论犹太人的名著，廿四岁死于集中营）。曼德尔前后被捕三次，第一次因为向德军派发传单。曼德尔的国际主义精神，大大帮助了他这次脱险。在押解往奥斯维兹集中营途中，曼德尔首先跟狱卒说话。其它比、法等国狱友都不屑跟德藉狱卒说话。从谈话中他知道有些狱卒曾经是被禁制了的社会民主党或共党的党员。他努力向他们解释这场战争的性质，自己的信念，游说他们协助他逃走。狱卒对这个只有16岁的少年很激赏，于是助他逃脱。虽然不久他又再被捕（直至一九四五年才被释放），但是这次经验对这位年轻革命者的终生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疑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曼德尔一生的事业主要都是建造第四国际，从二次大战结束起一直到他逝世，他都是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 战后活动 经过五十年代的寂寞、孤立之后，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使新一代青年激进化。曼德尔期待已久的突破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捷古华拉邀请他赴古巴一起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曼德尔的理论才华，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版，而得到确认。这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至今已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中共内部发行）。在史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到令人生厌的时候，这部书令人耳目一新。用曼德尔自己的话，此书是要根据今日的科学研究资料，考察资本的诞生、成长及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再现马克思所研究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该书最后几章论述苏联经济、过渡时期经济等，也被评价很高。 一九六八年的法国革命突然爆发，接着在西欧、亚洲、拉美都发生回响。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都积极投入群众斗争而且急速发展。曼德尔奔赴各地，作公开演讲，与战友讨论、激辩，控诉资产阶级政府，批评社会党及共产党的叛卖工人的路线。不久，报复来了。先是东欧各国拒绝曼德尔入境，继而美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澳洲等国也拒绝给他入境签证。他成为整个激进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而且他之参与运动，是全心全意地参与。他是许多国际文件的执笔人，是无数次国际会议的参加者，也是许多组织工作以致技术工作的参与者。他知识渊博，理论修养深邃，但他从来不是经院式的学者。他是名实相符的革命学者。对于「少干实务，多做学术」的劝言，他一直都是一笑置之。 § 曼德尔的理论贡献 但是繁忙的革命活动居然没有妨碍他的理论研究。一九七二年他出版了有名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开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长波」（在此之前虽有论述，但未及深研），指出资本主义除了短的经济周期之外，还有长达几十年的「长波」，而资本主义经历过战后的繁荣长波之后，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长波。 一九七四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以及整个后来发展，都证验了曼德尔的研究。从八十至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大为放缓。那么，这次衰退长波何时才会转为繁荣长波呢？曼德尔强调，从繁荣长波变为衰退长波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所使然。但从过去的经验看，衰退长波变为繁荣长波，单靠资本主义内在经济规律是不足够的，还须要「外在」的因素──政治、军事、科技因素，革命与战争等等。他这个观点观其后在一九八○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有更专门的分析。 《晚期资本主义》一书行销各国，中共也有翻译并在内部发行。八十年代此书由香港的战讯出版社翻印。（可惜由于译文欠准确，所以有碍读者研究。） 曼德尔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革命者，让他们看到，在史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些假社会主义之外，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一种消除官僚专政与富人专政，让全体公民实行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如果《晚期资本主义》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艰深些，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入门》（本社出版了译本，书名改为《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就是一本通俗的基本理论的入门书。 曼德尔的晚年错误 但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崩溃，以及这些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之陆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令他意外，也使他失望。意外，是因为他想不到官僚层会走资，失望，是因为前苏联及东欧的群众运动未曾发展为政治革命。但是，在我们先驱社看来，实在是既没有意外的理由，也没有失望的理由。在这里反映了曼德尔有关官僚理论的缺憾。托洛茨基早就指出了官僚的历史倾向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不是无限期地保护国有财产制。曼德尔在这点上却不同意托洛茨基，而且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责托「低估了苏联大多数官僚对集体财产的关连程度」。虽然在一九九二年的《权力与金钱》一书中他多少承认了托的估计，但仍然坚持所谓三角理论──即官僚、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理论赋予官僚很大的自主性，其程度差不多可与阶级相比。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官僚会无限期地一面压制工人，一面保卫国有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可是，三年来的事实却进一步证明官僚早已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官僚了，所谓官僚有「自主性」及保卫国有制的特性，已被证实为子虚乌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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