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齐王墓地处临淄齐故城西南约13公里处的大武镇窝托村南侧，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墓南为丘陵，墓北是平原，地形由南向北倾斜。墓葬封土高大，巍峨壮观，历经两千余年风雨剥蚀、人畜损害，仍然有24米之高。占地面积62500平方米。钻探资料表明，原来的封土底部略成圆形，直径大约250米，比现存封土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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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淄博市博物馆考古人员配合胶济铁路东风车站扩建工程，发掘了齐王墓外围的5个陪葬器物坑。1983年秋天，又对墓室之上的封土进行了发掘和范围勘探。由此拉开了探讨研究临淄地区西汉齐王墓葬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的序幕。

西汉齐王墓明显承袭了战国晚期大墓的布局风格，与战国后期的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基本相同，和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的石室墓、洞室墓却有明显的差异。至于墓主是何人，因为主墓室还没有发掘而缺少直接证据，但是当地群众称做“驸马坟”、“相公冢”，明嘉靖《青州府志》认定为战国齐赘婿淳于髡墓，显然有谬误之处。专家依据史籍和其他资料，初步推断墓主有可能是第二代西汉齐王——哀王刘襄，但证据尚不充足，还需要以后的考古成果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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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齐王墓的墓圹平面布局呈“中”字形，中间有接近方形的宽大墓室，南北长42米，东西宽41米，深度约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其中南面的一条长63米，北边的一条长39米。两条墓道都略成梯形，与墓室相接处宽约35米，墓道口宽约15米。这样宽阔的墓圹结构，在已有文献记载的汉初诸侯墓葬中是罕见的。5个随葬器物坑，有一个在北墓道西侧，其余4个分布在南墓道入口处东西两侧，四壁都用枋木构成木椁，椁盖与底部均由圆木密集排列。据专家分析，这种在墓室以外设置随葬器物坑的做法，和当时流行的“外藏椁”葬制吻合。即在墓主的“正藏”——墓室的主椁以外，另设木椁盛放“婢妾之藏”或者“厨厩之属”。

位于北墓道西侧一号随葬坑，是一处器物坑随葬品主要是礼器和生活用具。坑长19.9米，宽4.1米，深3米。坑中发现了丰富的随葬品，计铜器、陶器、银器、铁器、漆器等200件。其中在坑西部放置的24件陶器，部列均匀，多为陶罐，其次是陶罍，一部分器物上的朱绘卷云纹图案，其艳丽色彩清晰可见。坑中部北侧，发现1件长方形提梁铁制烤火炉，2件温酒用的铜方炉。铁炉与铜炉之上叠压着2件漆案。附近无序放置了许多金属和陶、漆器。其中的60多件铜器制作十分规整，器形有鼎、壶、盆、釜、钫、罍、勺等；50多件仿铜陶礼器，器形有鼎、盘、盆、瓮、釜、钵、勺、匝、甑等，多数表面磨光，部分有朱绘卷云纹图案；4件盘、盒等银器纹饰精美，器形完整，是少见的珍品；叠置的漆器数量虽多，但已朽毁殆尽，仅存银扣、铜钮。观察其残迹，可分木胎、夹紵胎两类，器形有盒、箱、案、耳杯等，多数有朱绘卷云纹或者几何纹图案。

二号坑为殉狗坑，位于墓室西南方向的墓道西侧。长7.7米，宽4.1米，深3.36米，是五个随葬坑中最小的一个。在坑口以下2.3米处可见木椁的朽迹。椁室内有30只殉狗，骨架粗壮，相互叠压，无规律放置，大约是杀死后随意扔进的。每条狗的颈部都系有用贝壳串成的项圈，有28条狗颈部套有铜环。其中，有一条狗的颈下有8件铜转环、8件铜带钩，还有皮条的腐朽痕迹，大概是一只倍受主人青睐的宠物。齐地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崇尚玩乐，晚年的齐景公就以“好治宫室，聚狗马”而著称。《战国策·齐策》也有居民爱好斗鸡、走犬的记载。二号坑的30条殉狗的发现，证明齐地这种侈糜生活的遗风，直至汉代依然盛行。

三号坑是一处兵器仪仗坑，位于二号坑以南的南墓道西侧，长13.4米，宽4米，深3米。在坑口以下1.1米处发现木椁朽迹。椁室内有铜镞、木弓、箭杆、弩机、弹丸、漆器、乐器、仪仗器5000余件，其中铜镞、弹丸数量最多。坑东南部侧置100支捆绑在一起的铁戟；东北侧放置了上百个铜镞和上千个弹丸，以及成排的漆箱。漆箱腐朽严重，仅剩残迹，里边有300余件帽形饰物；西北侧有东西向排列的71件木弓和与之配套的铜质弩机，并且堆放着50个镞盒，每盒装有24只铜镞。铜镞和附近堆积的大量箭杆，都是弩机上专用的兵器零件。坑中还出土铜錞于、甬钟、牌状漆器各一件，前二者属于军乐器，后者当为仪仗器。

四号坑是一个车马坑，位于墓室东南方向的南墓道东侧，长30.2米，宽4.6米，深3.8米，是五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口以下2米处有木椁痕迹。坑西部自西而东放置着3辆朱轮华毂车，形制大致相同，有丝织品做的伞状车盖，因椁顶坍塌而被压扁。由残迹推算，轮径1.44米左右，轨距在2.06~2.2米之间，单辕长度在3.2~3.75米之间，可以断定是3辆实用车。坑中部有殉马13匹，狗两只。坑东部有通长2.84米、高约1.14米的轻便轺车一辆，没有参乘和车盖，舆近90厘米见方，座位置于舆前部，外表有一层红色丝织品，里面是富有弹性的皮条方格网。舆后部有梯形车门。车轮直径0.98米，轨距1.13米，26根辐条各长34.5厘米。

五号坑是兵器、器物坑，位于南墓道东侧，北距墓室约51米，西距墓道约11米，坑口以下90厘米处有木椁朽迹。随葬品以兵器为主，其次是生活用具。坑中部有戟、矛、铍、殳等四种铁制兵器，戈、矛、戟等铜制兵器。坑西部置漆盾12件，圆铜镜4件，矩形铜镜1件。坑东部的一处夯土台上，发现铜剑两把，鎏金铜熏炉两件，铜骰子两件。骰子附近有长方体状骨质博具。

西汉齐王墓的发掘，是我国汉代考古的重要成果。在未被盗掘过的5个随葬器物坑中，出土各类遗物1.2万余件，其中陶器79件，铜器6751件，铁器410件，银器131件，铅器994件，漆器163件，骨器311件，泥器3000件，其他遗物311件。按照器形分类，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仪仗器和大量日常生活用品。其出土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制作之精美，都为汉代考古和汉初齐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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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银质装饰品，最早出现于商朝，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流行过金银镶嵌工艺品，但纯金银质器皿在汉代之前极为少见，直到唐代才有比较多的发现。西汉齐王墓出土的3件银盘，均制作精良，装饰华丽，在国内首次发现，属于中国早期金银器中难得的珍品。成组汉代刻铭器物的发现，更给予考古工作者一个偌大的惊喜。这类器物达53件，包括鼎、壶、钫、盆、勺、镦、匜、罍、熏炉等铜器，盘、盒、扣件等银器。铭文主要记载当时的官职、宫室、地理、度量衡等，其中刻记职官的38处，刻记汉初齐王宫室的6处；刻记地名的铜器有2件，刻记度量衡的铜器和银器有16件。经考古工作者对后者实测，量制、衡制都和汉王朝相同，反映了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西汉初期的齐国与汉王朝在制度上的一致性。银器上的铭文包括战国古文、秦隶、汉初齐国刻文等3种不同时代的字体，对于研究古文字演变规律以及该银盘的制作、收藏、流传过程提供了珍贵资料。

2254件兵器的出土，是西汉齐王墓给予考古工作者们的又一惊喜。铜制兵器中既有剑、矛、戈、戟等手持兵器，又有弩机和弩机用专用箭镞等发射兵器。铁制兵器中不但有戟、矛等常用兵器，而且有铍这样的兼具矛、剑功能的先进兵器。它对于中国兵器发展史和汉初齐国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大量先进兵器的随葬，显示了汉初齐国强大的军事势力，也反映了身为齐王的墓主人对军事的高度重视，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中关于西汉齐哀王屯兵济南、配合平息诸吕之乱的记载相吻合。

从姜太公封齐到西汉的十个世纪，是淄博地区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千年。西汉齐王政权承接了姜齐、田齐创造的文明成果，凭借着巨大的惯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造辉煌。汉高祖刘邦的长子（庶出）刘肥被封为齐王，足见西汉朝廷对齐地的重视。临淄城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十万户人家、“民众殷富巨于长安”的东方名都。大武西汉齐王墓的宏大规模，随葬器物炕出土的珍贵文物，正是西汉齐国经济空前繁荣的缩影。尤其五号坑出土的矩形龙纹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达56.5公斤。形体之大，工艺之精，举世无双，正是齐国泱泱大国之风的真实写照。

我们期待着窝托西汉齐王墓墓室的早日发掘，从而揭去高贵的墓主人那神秘的面纱，给予世人以更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