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活公元1927年3月23日生，广西陆川蕴珠村人。1953年7月在桂林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安排到西安陕西纺织供销公司（前身为中央纺织工业部供销总局西北供销分局），长期从事基层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先后参与了推行“苏式凭单日记账”的会计制度改革；“限制现金结算、取消企业间商业信用，代之以国家银行借款，实施银行转账结算”的信贷结算制度改革。在长期的会计实践中将“苏式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逐步改革、发展成为接近国际会计先进水平的“特种日记簿账簿组织系统”的现代会计程序；而在参与银行信贷结算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中，成功实行了由原料收购站点按供应计划发货后，代办托收承付的销货结算方式，取得结算在途资金零占用的巨大经济效益。

六十年代中期又参与了“试办陕西棉纺织托拉斯”的筹建工作，负责起草、制定和贯彻执行了一整套关于纺织工业系统关联企业，实行供、产、销配套成龙，原材料集中采购，计划供应的同时，将原纺织工业产品由省纺织供销公司统一作价，由省、市商业部门直接向纺织、印染企业收购的方式，改为由纺织供销公司统一集中调拨商业系统，由省、市纺织品公司负责批发零售业务的管理体制；而纺织工业生产用原棉，针、棉织用纱，印染用坯布，亦改为由纺织工业内部直拨，各关联企业之间的应收、应付货款实行“计划结算”，差额由“托拉斯财务部”统一划拨的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办法；在银行系统的密切配合下，实现了以4 000万元流动资金，确保一个年产值16亿元，名列全国第五大纺织基地，供、产、销三大环节的资金周转需要，创造了流动资金9天周转一次的历史性记录。

特别是将财务会计工作介入生产业务，通过与成品销售部门的密切合作，逐步建立全面、科学、合理的纺织成品的生产规模、存货储备、销售定额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了纺织工业季节性生产（夏季集中生产冬令商品，冬季集中生产夏令商品），导致棉纺织厂纱、布生产环节，必须每年更换不同型号的纺织器材，造成数以百万元计的社会财富严重浪费，和企业停工停产的落后生产模式，使之成为全天候均衡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企业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工作质量，为中国现代化企业的科学化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成为国内少数既有会计学术理论，又精通会计实务，并有丰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

1979年4月转到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前身）管理系、经济系任教，从事西方现代会计科学的教学与研究。10年教学相长，进一步提高了现代会计理论学术水平。主要论著有：《西方公司会计》（西安公路学院1986年铅印教材）、《西方管理会计》、《西方会计学原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试论成本会计方法改革》（《新疆交通财会》）、《加速折旧与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兼论汽车运输业重整》（《1989年度陕西公路学会年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会计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已列为《中国会计体制改革设想》、（《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0月）的第一、二篇的《关于管理专业设置及教学改革的若干设想》、《从成本会计学的发展演进看我国的会计改革》等学术论文；于1986年6月获“陕西省技术职称评委会”评为会计学副教授；并被知名会计学者杨时展教授誉为“国内研究西方会计科学卓有成就的学者”；而对“经验与教训”一文，更认为是“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旁征博引，大力驳斥了马卡洛夫之流会计有阶级性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放我国会计学人的思想，摆脱‘左’的影响，尤见推廓之功”的论著；与《若干设想》、《会计改革》两文一道，曾先后荣获多家国家级以上学术机构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1989年5月“退而不休”，8月应邀南下深圳，先后在多家房地产公司任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营销策划部经理等职，参与了特区创办房地产业的开拓性垦荒工作，经历过特区房地产业沉浮的深切教训，与青年企业家林福麟合作编著《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业》（香港现代出版社1993年12月）；小册子不仅全面论述了房地产业的性质及其产生、形成、发展的规律，而且在抨击主管部门推动房地产业发展工作缺失的论述中，提出了一整套如何创建一个健康发展房地产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面对深圳特区的“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所谓“干部、职工住房制度改革”，更是高度洞察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一项远非当前国家、企业和员工个人财力所能负担，势必造成后入职工作人员住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影响深远，危害无穷的错误“改革”；特别是在编写三个建设用地多达15.6、21.7及100万m的大型房地产项目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成功创造了集“工程规模、建安造价及计划进度”、“投资成本、作价回收计算依据”、“投资支出及回收年度/金额”以及“预计损益表与相关财务指标体系”于一表，时间序列长达20年的《开发投资成本、回收计划表》的表式（见表式一、共两页）；并于2003、2004年间，将小册子增补修改为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的《房地产业的开发、经营与策划》书稿；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代精通现代企业投资决策理论，房地产开发计划可行性研究的专家、学者。

1999年7月第二次“退而不休”，继续从事现代会计学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于2002年编著出版了全面论述关于中国会计体制应该及如何改革的《中国会计体制改革设想》。论著不仅从成本会计学的发展演进的理论高度，抨击了中国大陆会计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端，论述了大陆会计体制必须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革的极具建设性的建议；在严肃批判现行主要会计制度关于会计要素分类、层级划分及科、子目设置与编号，以及凭证、账户、报表格式规定的错误与缺失的同时，提出了一整套与国际一般公认会计原理、准则、惯例、体制全面接轨，国内各行各业可以统一适用的会计制度释例，包括会计要素（对象）按五大类、四个层级划分，设置会计科、子目，并作合理适切的排列和科学化编号的会计科目体系；比较先进、科学的账簿组织系统的推介；一个可以提供攸关、有用会计资讯的报表体系的建立，以彻底改革建国初期从苏联搬来，但只反映20世纪30年代西方会计学术水平，复经“革资产阶级会计之命”的折磨，特别是推行增减记账法的彻底推残，不仅建立了极端落后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与制度；而且造成我国会计理论教学和实务工作队伍，出现了一个难以弥合的断层，成为中国会计学术及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的基因。换言之《改革设想》的编著出版，原意在推动中国大陆具有“标新立异”特色的会计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管理专业设置及会计学科的教学改革，以提高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素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但可惜正是由于上述众所周知的多方面原因，而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完成了客观评介西方现代会计学术、理论最新成果的《西方会计学基本理论与结构》（初稿）的撰写；书稿开宗明义指出：在中国大陆（注：使用这一术语，意在区别于传统上接受西方会计理论影响的港、澳、台地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把会计只看成是：许多繁琐的财经、税收法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和日复一日，简单机械的收收付付，写写算算的事务性工作。其实西方会计学术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会计既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更非一套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既简单机械又复杂多变，既微小显浅又宏大渊博，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观念更新和科学技术进步，并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渗透结合，而成为一门不断发展、演进、严谨、精密，既有理论性又有学术性的边缘科学，进而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继而不仅对西方现代会计学的形成，发展与演进，作了高度概括的叙述与展望，而且对西方会计学术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包括会计要素按五大类、四个层级划分，设置会计科、子目，并作合理、适切的排列与科学化编号的科学性；复式簿记与借贷法则的由来与演进；比较简明、规范、实用的会计程序的定型化；结账计算表及回转分录应用的必要性；以特种日记簿为标志的账簿组织系统的合理性，以及以财务状况变动表为特征的报表体系的有用性，均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客观评介与论述；诚可谓《理论与结构》一卷在手，西方现代会计学术理论的精华可寻。

此外，还完成了为开发一套以“特种日记账账簿组织系统”为架构，具有国际会计学术领先水平的“财务软件”提供会计学术理论依据的《现代财务会计电脑程式概论》（初稿）的编著；而《概论》除指出由于大陆现行“财务软件”所依据的会计学术理论陈旧落后，不仅无法提供对企业管理决策攸关、有用的会计资讯，而且还产生大量会计电算化的负效应的严重缺点外，并对西方现行的“特种日记簿账簿组织”的学术理论及账簿格式的设计，结合中国大陆推行增值税制的实际，作了创造性的改革、发展与完善，大大提高财务会计与报导提供的会计资讯的可了解性和有用性的品质，可说是华人对西方现代会计学术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

而继2005、06年完成了主要内容包括：批判庸人自拢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繁文缛节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制度；提出改革简化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建议等课题的《对现行增值税税制的批判与改革建议》；以及对《改革设想》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与完善之后；于2007年10月成稿的《试评当前地产与股市热》一文，确认上海、深圳、香港三地股市，近年虽已形成泡沫，但在1.35亿股民及环球证券基金的狂热入市支持下，仍可能出现持续攀升的势头；面对不少“股神”、股评专家齐唱好的局面，提出了：“以2007年8月美国次按危机爆破，以及1987环球股灾二十周年的2007 1019，华尔街股市全面暴跌为契机，以中、港两地股市为代表，以指数大上大落为特征的渐进式的股市泡沫爆破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的别树一帜的预言。尔后一年多来环球股市大上大落，总体趋势下滑寻底，累创新低的实际表现，似已证明预言的“不幸而言中”。

须要强调指出的是；《批判与改革建议》一文，不仅全面深入的批判了现行增值税制的严重错误缺失（包括劫贫济富，制造“三农问题”的方向性、政策性错误），而且提出了可以大大简化纳税申报程序手续的《增值税纳税、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及审批表》（见表式二），以及可以充分发挥“当作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的统计与监督作用，序时记录与分类核算相结合的《购货、销货及增值税日记簿》（见账式一）；这样一个事关10亿农民切身利益和有效防止企业弄虚作假，偷逃税利的改革建议，我们的税务主管官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大搞什么可以“精简人手”即不利于增加就业的网络报税的技术革命，和有奖的“饮食、娱乐业服务定额发票”的“票证改革”；造成假票、假证满天飞、为兜售假发票的不法分子和企业弄虚作假、偷逃税利大开方便之门。

2007年3月，北京两会提出了如何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议题，引起“无壳蜗牛”一族的关注。应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朋友的建议，本着“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心态，撰写了题为：《迟来的意见，部长式空话——试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试评”），篇幅多达12万字的文稿；详细论述了8月13日公布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政策体系、办法措施的方方面面。认为大多数意见都是不切实际，夸夸其谈，根本无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部长式空话；明确指出：试图依靠以私人资本经营为主的房地产业（特别是城市住宅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所谓“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不仅无法真正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的居住条件，而且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住宅问题，以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学说、目标要求背道而驰的错误决策；其流毒影响深远，遗害无穷。

“试评”不仅严肃批判了“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住房制度改革”的严重错误与缺失，而且还抨击了许多庸人自扰的改革，包括“革”新中国一建立就实行的“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的教育制度之“命”，连9年义务教育也要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教育制度改革”；将一个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传统医德，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相结合的公营免费医疗制度，“改革”成为不仅私家医院林立，而公营医院又奉行“以药养医，钞票挂帅”的经营原则，使医院也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盘生意的“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以及鼓吹“让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先富起来”，实施“企业职工奖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和“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工资同本人肩负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30年“贱卖国有资产、中小型企业实施承包经营的国企深化改革”的后果，的确令少数头头“先富了起来”，但却没有按改革设计师所设想，能够“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反而造成不同条件的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员工薪资奖金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而一些高薪厚禄的意志薄弱者，因生活富裕，养尊处优而蜕化变质，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的可怕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继80年代末开始进行“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廉租公屋住房制度之命”的“住宅商品化”改革之后，于90年代中期仅仅为了“引进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又进行了“革土地、房产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命”，将成片土地开发经营权优先给了外资大地产商的“改革开放”；不仅将巨额的房地产商业利润拱手送给大财团，而且将一个事关国计民生头等大事，具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性质的房地产业开发经营主导权，旁落在大地产商和大财团的股肱之中，大大增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以及防止地产、股市泡沫的形成与爆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等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保持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困难；并强调指出，当前中央主管部门盲目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常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的屁股后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不仅无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加速地产、股市泡沫的形成与爆破，并祸及实体经济的催化剂；而近三年来，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忽高忽低，时冷时热，甚至过山车式的大上大落，新地王层出不穷，高楼价累创新高的发展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试评的诸多论断的不幸而言中。

继而根据恩格斯“在现代社会里，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是解决不了住宅问题的”；但“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坚持“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的解决住宅问题的理论及政策构思；结合新中国建国头四十年全面实施“廉租公屋住房制度”的成功经验，以及进行“干部、职工住房制度改革”，贱价卖光原有的廉租公屋，造成后入职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失败教训；提出了：立即停止向公务员及部分有城市户籍人士供应廉价居屋的所谓“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错误做法；积极查处、清退在过去“房改”中被滥用的“房改用房”，以迅速增加廉租住房的有效供应；并全面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廉租公屋”住房制度，作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要对策的真知灼见。

与此同时，在总结近8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经常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特别是继1987年10月全球大股灾之后，日本出现了地产、股市泡沫的双爆破，并经历了近20年还末见底的萧条的历史教训；而近年来更由于在美国宽大无边的按揭政策的推动下，加上按揭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的自由泛滥和金融大鳄的极度贪婪，以“高风险高回报”的“迷你债券”为诱饵，以信贷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DS）可有效分散和转嫁风险为“幌子”的金融投机的推波助澜下，首先于07年8月触发了举世瞩目的“次按”危机；随着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雷曼兄弟等主要经营“次按”及按揭证券的金融机构的濒临破产和申请破产，而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而华尔街高层却可以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花红”“袋袋平安”，以欢庆金融诈骗在全世界取得的胜利。这种血淋淋的惨痛现实和劣迹昭彰的可耻贪婪行径，再次宣告了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寄生的腐朽的而且还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无期徒刑，和资产阶级不学无术的“学者”，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辩护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说教的彻底破产。

最后，以反潮流的勇气，提出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才是唯一可以根治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痉挛”顽疾，消除剥削、失业和贫富悬殊的丑恶现象，共创“当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就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的别具只眼的新论点。

正当人民共和国迎来60周年华庆之际，应主编《为人民服务——共和国功勋歌颂毛泽东》书卷单位之邀，于2009年9月撰写了题为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深情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缔造者毛泽东》，篇幅多达15 000字的文稿。首先概述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不仅以非凡的政治智慧，顽强的革命斗志，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全力支持下，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并坚持了“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出政权”的策略构思；以“用兵真如神”的军事指挥天才，以种地的农民为主力，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了以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武装到牙齿的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杰出代表。无愧于“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歌颂。

其实，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贡献，不限于建立了新中国。而是以他的博学笃志，才高八斗，文采风流；大智若愚，虚怀若谷，韬光养晦，善于学习；平凡中见伟大的一言一行，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光辉思想和精神财富。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原则立场，而且在如何“剥夺剥夺者”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的方方面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创造性的难能可贵的贡献；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名实相符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谋求自身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继马、恩、列、斯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

针对有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鼓吹“让部分地区、企业和个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攻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不学无术的假马列主义谬论，高度概括的论述了毛泽东时代，不仅是在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而且面对反共反华势力的经济封销和武力威胁，并连续进行了时间长达25年的三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家卫国的艰苦战争；以及顶住了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撤销援建，追讨抗美援朝耗用军火“欠债”的压力；加上不时出现的天灾人祸等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对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成功组建了最廉洁奉公，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践了低工资、充分就业，没有剥削，住房、教育、医疗、集体福利靠国家的真正的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如何“剥夺剥夺者”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在人口占全国总数90%以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之间，进行合作制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政企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也就是说，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算起，毛泽东主席在10年不到的时间，凭着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心为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说的思想原则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在一个人口六亿，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大国，成功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梦寐以求的“‘可能的’共产主义”的丰功伟绩。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书中的原话来说：“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作为一个既亲身体验过旧社会的失学、失业和贫穷；又享受过新中国的“一切学校免费向人民开放”的大学教育的穷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分配工作，并提供水电费全包的0.64元/月的廉租公屋，以及全公费的医疗保健制度的小职员；在与共和国共同学习、工作、生活超过60年的漫长岁月，虽名不见经传，但毕竟在文革期间，曾三读那时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略懂一点马列主义ABC的退休的年老职工。在深情缅怀毛泽东主席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按照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在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了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不能不为他的晚年，特别是山颓木坏后的不幸遭遇而深感悲哀。

随之因应面对中央主管城乡房屋建设部门，盲目跟在市场经济时起时落的屁股后面，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措施，特别是加大财政、信贷的支持力度，确保完成一年几百万套安居房工程，以解住房之困的雄心壮志，不仅无助于城市低收家庭住房解困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反而可能成为中国地产股市泡沫形成与爆破的催化剂。而中国经济如增速放缓或萎缩，则“世界经济必然出现双底衰退”的风险，特将“迟来”一文的第七、八章，改写为《马列主义解决住宅问题的理论学说》、《马列主义创始人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专论，意在为“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彻底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题的困惑，提供或有一得的管见。

第二次“退而不休”之后，不时有感而发的“议论滔滔”，“著书立说”，洋洋120多万言；只是再次展现“自信人生一百二，会当八十学芭蕾”的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风貌，用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的结语的话来说，“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仅此而已，别无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