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考古研究

考古价值

时代：商代

发掘地点：广东深圳屋背岭地区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管会、深圳市博物馆等

简介

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是广东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对于广东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树立起该阶段的年代标尺；刷新了对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在珠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区对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识。

屋背岭遗址是一九九九年深圳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二○○一年四月至二○○二年三月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地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已发掘清理的商时期墓葬九十四座。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埋藏总数应当在二百至三百座左右。

如此大规模的商时期墓群，要求人们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模式进行新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将其放在中国的范围内，又表观出一种共同的时代特点，表现出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向心力。

考古研究

1999年，深圳市文管会等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屋背岭遗址。屋背岭海拔高度61米，相对高度30多米，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马鞍形山岗。其西北面分布众多的低岗，东侧有源自东北的大沙河向西南注入大海，南距深圳湾8公里。

据调查所获判断，该遗址可能是一处早于或相当于浮滨类型的、较大规模的墓地。于是，深圳市文管会等做了试掘，收获可喜。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深圳市文管会、深圳博物馆和南山区文管会，从2001年4月开始正式发掘。包括试掘，共清理商时期墓葬94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布于山顶及其两侧，墓向多与山岗走向同，极少见到墓间的打破关系。墓坑由表土掘下，一般深约30厘米，有的则仅掘去表土而未至生土，人骨已不存。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有少量玉、石器。陶器器形有釜、豆、罐、钵、尊、壶、杯、器座和纺轮等。器物组合以釜、罐、豆为多见。纹饰有拍印的复线菱格凸点或凸块纹、曲折纹、卷云纹、云雷纹、方格纹和梯格纹等，还有少量绳纹。豆类多素面，有的圈足上有凸棱和穿孔。石器以小型石锛为主。还有少量玉矛、水晶玦等。

随葬品中釜、豆、罐、钵、纺轮数量较多，形制多样，富于变化，给分期提供了可能；结合器物组合特征，暂分三期，第一、第二期又可各分为早、晚两段。

第一期早段，比较直口鼓腹、矮圈足罐和夹砂釜的类型等可推测，与石峡文化第三期、香港涌浪、东莞圆洲等同类器物相似，时代接近或略晚。晚段与第二期有发展变化关系。此期暂定夏商之际。

第二期的有流带把器、尊和高柄豆、凹底罐的形制特点及组合，与后山类型前段同类器物相似，年代亦相当；与村头等遗存相比，高柄豆、有流带把器为新出现的因素，将其定为晚于村头，而与后山类型早段相当。

第三期中的竹节豆为新出现的器型，与龙川坑仔里的采集器物相似（后山类型后段），参考横岭山、香港马湾等器物组合，与其形制特点相对比，将其定为与后山类型晚段以及浮滨类型年代相当。

屋背岭第一期时间跨度较大，二、三期之间有明显的演变关系，根据器物对比，初步将二、三期定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

屋背岭墓葬群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地。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也是证实岭南先秦时期文明史的又一有力证据。

考古价值

屋背岭墓地的发掘及其成果，对岭南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就广东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屋背岭二、三期的材料，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文化编年的一段空白，树立起了该阶段的陶器年代标尺。与粤东地区比较而言，屋背岭二、三期大致相当于普宁后山类型的前段（以有流带把器为特色者）以及浮滨类型所代表的时间。与横岭山比较而言，则基本上又可接继其第三期以细方格纹为代表的一组。在珠江三角洲，屋背岭第二期与东莞村头等遗存之器物演变又可续接起来。这可以说是编年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

第二，正是由于编年认识上的进步，使对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认识。

一方面，对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商时期之文化特色有了更为清晰的勾勒。在这里，看到了从南海鱿鱼岗第二期、南海灶岗的几何印纹软陶传统自己的发展线索；而发展至横岭山第三期（相当于两周早、中期），无论是纹饰、器形和器物组合，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另一方面，也为商时期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粤东北的兴梅平原三个区域文化的相互关系带来了新认识。总体说来，后山类型的早段，在兴梅地区和韩江三角洲均可见到；浮滨类型成长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浮滨类型这个时段，后山类型后段被挤压到粤东北的兴梅平原；韩江三角洲则是浮滨类型为主体的一块；珠江三角洲地区虽有浮滨类型的直接产品出现，但只是零星的现象，或边缘地区有直接的交流（有海路也有陆路）。这究竟是人群迁徙还是交换所导致，需要今后的工作去证实。透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认识岭南早期文明史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文化的变迁与交流，所反映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群规模的变化，或许正是岭南文明化进程的特性在古文化、古城、古国模式中的具体体现。诚此，屋背岭商时期墓地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此外，屋背岭墓地对研究此时期的墓葬布局、排列及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第三，在开展南方沿海小地理单元考古研究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深圳市地图上可看到，屋背岭是西丽湖水库（系湖相沉积）、大沙河（独立入海）、深圳湾构成的小地理单元中西部的一处遗存。其周围还发现有18处新石器晚期至商周不同阶段的聚落或墓葬群，而西丽水库周围的数量更大，包括已发掘的向南村沙丘遗址。以往认为，在港、澳、深圳、珠海这一阶段的遗存就是沙丘遗址，视线向东、北、西移动，则是贝丘遗址。而屋背岭的发掘则改变了对珠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区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识。同时也要求重新检视沙丘、贝丘、山岗台地遗址间的关系。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角度考察，该地区内小地理单元文化如此多样，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这也许是广东先秦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边疆考古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如此大规模的商时期墓葬群，要求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模式进行新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将其放在中国的范围内，它又表观出一种共同的时代特点。例如，上升到某种层次去观察，此地的有流带把器物和大口尊，与长江、黄河流域（盘龙城、马桥、二里头等）的同一风格器物，似乎可理解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向心力的折射。

这次发掘组织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深圳市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联袂合作。发掘过程中，严格遵照田野工作规程，结合岭南红壤特点，积极地思考、探索田野发掘的方法；综合利用光学、电子设备，对发掘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图形记录；注重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获取更多的古代信息等。这些都为今后的田野发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