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1894－1932），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男，壮族，广西省河池市东兰县人，中共党员，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毛泽东、彭湃、韦拔群）之一，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

韦拔群于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1926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根据地，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21师师长。1930年11月，红7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右江根据地，他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根据地，发动群众，重新组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他一家20余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

邓小平与韦拨群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黄 荣 黄语扬

深受人们爱戴和思念的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在组织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和开辟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与韦拔群有着特殊的关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们回顾和了解这段历史，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和他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一)

1929年7月党中央选派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广西南宁。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他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与主持省府工作的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俞、李做一系列的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俞、李对年仅25岁但才华出众的邓小平十分尊敬和赞佩。

邓小平经过了解，知道在广西搞农运很出色的韦拔群。他初到广西时，为了保密，虽然没有直接和韦拔群见面，但是对韦拔群却十分注重和支持。他通过做统战工作，使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同情和扶助韦拔群。8月间批准召开省农代会，让韦拔群出席，并被选为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更重要的是，俞、李还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韦拔群一个营的武器装备（300多支步枪，两万多发子弹），并同意东兰农军300多人在南宁郊区西乡塘进行军事训练。这是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统战工作的显著成果，也是韦拔群从物质上、精神上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讵料，俞、李原来不仅同新桂系有矛盾，同蒋介石更有矛盾，而且愈来愈加深，他们主政广西不到3个月，就贸然决定参加广东军阀张发奎的反蒋战争。尽管邓小平如何开诚布公地劝告，由于俞、李与蒋介石的积怨过深，因此，不顾邓小平的善意劝告，于10月1日在南宁召开了反蒋誓师大会，立即挥师东进与蒋军作战。结果不出邓小平所料，不到10天，部队还没迈出广西省界，反蒋之战宣告失败。

失败的消息飞传南宁。邓小平按原计划，命令中共党员俞作豫掌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转移左江龙州；命令中共党员张云逸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所有的武器装备西进右江地区；命令在西乡塘的韦拔群立即停止农军训练，率队赶回东兰，并派中共广西特委成员严敏随行，到东兰协助韦拔群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准备工作。韦拔群奉命日夜兼程，很快回到东兰武篆那论村，立即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10月中旬的一天，在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分水陆两路开始出发，浩浩荡荡，向右江百色挺进。20日，几艘汽船泊在恩隆（今田东）平马的码头。这时，邓小平又作出一项重要的决策，即把船上的部分武器发给东兰和恩隆的农军。韦拔群接到邓小平的通知后，马上写介绍信交黄举平、陆秀轩带300多人到平马领取。因人少武器多，通过时任恩隆县长的东兰人黄大权（原省长俞作柏任命的县长）向群众借来14匹马把武器驮走。

运来的武器放在东兰武篆坡善军火库，堆满了两间房，计有步枪1000多支，机枪12挺，迫击炮3门，山炮2门，还有大批的弹药和手榴弹。邓小平的大力援助，使东凤农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其战斗力明显优于本地反动武装。这使韦拔群激动不已，对举行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充满了信心。他不辜负邓小平的殷切期望，立即组织农军解放了东兰和凤山全境，并在东兰、凤山边境全歼原广西省长蒙仁潜所率领的一支反动武装，俘获蒙仁潜本人及部下两名司令，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这期间，东兰、凤山两县歼敌任务繁重，韦拔群不能前往恩隆迎接邓小平和张云逸，只好亲笔写了一封汇报信，交凤山县委书记兼县农军总队长黄明春（黄松坚）专程到平马，通过雷经天向邓小平报告东凤方面的情况。一天早上，雷经天在右江农民协会办事处门口把黄明春介绍给邓小平，说：“这就是韦拔群的代表黄明春同志。”邓小平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哦，您辛苦了。”邓小平对韦拔群的代表格外亲切和器重，把他留在平马，交给一项重要任务：参加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准备工作，为百色起义扫清障碍。

(二)

12月11日，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红七军胜利诞生。邓小平任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委），张云逸任前委委员、军长，韦拔群任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全部编入红七军，东兰农军除编满第三纵队外，其余编入第一、二纵队，成为百色起义的基本力量和红七军的重要基础之一。正如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写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

百色起义后，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部队开赴隆安作战失利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红七军军部从百色转移到韦拔群发起农民运动的中心地，也就是拔群的故乡东兰武篆。邓小平以此作为立足点，运筹帷幄，顺利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有效地指挥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邓小平带着一班警卫从左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右江特委机关所在地——东兰武篆。韦拔群高兴极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邓政委，辛苦了！”“拔群同志，你好！”早已互相盼望见面的时刻终于到了。两人一见如故，笑得非常开心，正是：“快乐事业，莫如革命”。从这一天开始，武篆不再是过去的武篆，东兰也不再是过去的东兰，因为这位伟人的到来，这块土地的上空更加晴朗，革命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

邓小平到武篆来，主要是为了向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适逢军部率主力到黔桂边游击去了，邓小平利用这个时机和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一起，以东兰为中心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武篆旧州屯开办一期县区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班。邓小平在学习班期间，亲自上了亲手编写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重要课程。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既是教员又是学员，每逢邓小平讲课，他们都要来听。

10多天的训练班结束后，各县区的学员回各地，认真贯彻这次训练班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土地革命运动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东兰，凤山两县完成任务较好。根据东兰试点的经验结合右江的实际，邓小平又和雷经天、韦拔群一起制定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并分别于5月1日、15日公布实施。在这期间，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率先办起东兰第一个共耕社，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佩上红领带出席了东里共耕社的成立大会。他们还一起到红七军板勉兵工厂视察，一起到红七军善学野战医院看望伤病员。接着，邓小平又和韦拔群的胞弟韦菁到太平区（今三石）视察土地革命后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邓小平这次在武篆期间，和韦拔群一起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坚持集体就餐，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从不搞特殊。邓小平和武篆的群众一样抽着当地自种自制的土烟丝。有时边抽烟边和群众聊家常，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

5月下旬，估计红七军第一、二纵队正向河池移动，邓小平决定前往河池向红七军一、二纵队传达中央指示。为了确保邓政委的安全，韦拔群特地挑选了第三纵队特务连指导员牙美元等四位精明能干的红军官兵作为向导，协助邓小平的警卫班护送邓政委去河池，并连夜同四位向导分析形势，研究行进路线。

第二天临行时，韦拔群又亲自牵来一匹大黑马请邓政委上马出发。邓小平在河池会见了红七军其他领导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研究回师右江的问题，立即率部回到东兰，在武篆召开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次日，红七军除留下第三纵队一个营驻守东兰外，其余全部浩浩荡荡开赴右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和激烈的战斗，终于消灭了盘踞百色的岑建英反动武装，使英雄山城——百色和原右江苏维埃政

(三)

10月2日，邓小平在恩隆平马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精神，决定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将红七军下辖的三个纵队分别改为19、20、21三个师，全军主力北上打柳州、桂林等城市（后在途中放弃攻打城市改为北上江西同中央红军会师），21师由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等在右江重建，作为一军的基础留守右江。这个决定，对韦拔群既是信任和重托，又是很大的压力。邓小平、张云逸认为中央决议精神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表示赞成。这时，邓小平深感拔群肩上担子太重，困难太大，极为操心。

为此，1930年10月上旬，他和邓拔奇亲自来到武篆，同韦拔群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坚持根据地斗争问题。最后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部署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改变了原来的脱离实际的留守整个右江的工作部署。这个决策，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当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进行整编，韦拔群按照军前委的决定，把21师的绝大部分官兵和装备分别编入19、20师随军北上，他只带了80个指战员和21师的番号返回东兰。临行时，邓小平和韦拔群依依不舍，握手辞别，还让张云逸军长带领一个连把韦拔群送到20里外的宜龙才分手。韦拔群不辜负党和邓小平的重托，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后，他和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等经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组建了21师4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的部队共3000多人。

从此，韦拔群率领东、凤军民先后两次粉碎了十倍于我之敌的“大围剿”，保卫了东凤地区革命政权。最后只因叛徒的谋杀和出卖，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人相继壮烈牺牲，才导致第三次反“围剿”的失利。然而，右江根据地人民始终牢记邓小平北上时所作出的关于以东凤为中心，坚持右江根据地斗争的指示，在右江特委常委兼右江独立师副师长黄明春和原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等同志的领导下，踏着拔群等先烈们的足迹继续前进，重新建立起赤色游击队武装，坚持开展对敌斗争，直至最后的解放。

(四)

1962年，在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邓小平挥笔题词（写了205个字的长篇题词），对韦拔群光辉的一生作出了非常全面、非常中肯的评价，赞扬韦拔群“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指出：“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邓小平到了晚年仍然怀念韦拔群，他对《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作者毛毛说：“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邓小平念念不忘韦拔群和东巴凤这块土地，而东巴凤各族人民更加热爱和思念邓小平。老区人民深深懂得，是邓小平带领右江根据地人民披荆斩棘，进行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为推翻黑暗的社会，建立新中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勇气和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实现党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高兴地看到，如今韦拔群的故乡东兰及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上级党和政府拨了巨款，对东巴凤革命老区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老区面貌焕然一新。当年邓小平走遍东兰的羊肠山道，如今已经是车辆来往如梭的柏油路和水泥路；昔日到处看到无数的茅草房，如今已为无数的砖瓦结构或钢筋水泥结构的平顶房所代替，很久以前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已经是梦想成真。邓小平和韦拔群在此日夜操劳为民造的福，人民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享受。目前革命老区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正在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团结奋斗，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阔步前进。

——原载《广西日报》2004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