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君，山东青岛人，现为北京《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委。曾任北京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首都青年记者协会一届理事、北京杂文学会会员等。

简介

工作

经历

主要观点(文化观 三农问题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社会问题分析(关于青歌赛 关于央视春晚 关于草根文化现象 关于山寨现象 关于企业文化 关于文化惠民 关于广告 关于公共关系)

理论观观点补充(关于中日韩端午节观点 关于民俗节日元旦观点 关于民俗节日失宠的分析 谈古曲艺术 关于诗书画现象 山寨现象认识上的误区 关于山寨明星问题 关于铁人精神)

简介

艾君：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作家、资深记者。本名宋艾君，出生在山东青岛，常用笔名“艾君、皑峻、草峻、夏草、木公、子翁、木草”等。曾担任过专职团委书记、报刊社记者编辑、部主任、副总编等职务。现为北京《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委。系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中国区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秘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理事、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古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乡土文学委员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首都青年记者协会一届理事、北京杂文学会会员等。

工作

主要从事“三农”问题、乡土民间文化、企业文化、广告公关等课题的研究与评论，系我国公共关系前期研究和传播者之一。1988年参与策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公关媒体《北京公关报》并兼编委。北京亚运会前后多次受邀到首都高校作公关专题讲座，并多次担任中国公关协会主办活动的评委。曾担任或者兼任过北京公关报社编委、光明日报社记者，《北京商业》杂志常务副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辑部主任、编委，《企业与品牌》周刊主编、《国门时报-经贸周刊》主编、《中国县市乡镇长周刊》、《中国特种种植养殖周刊》主编等职。

经历

中学起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作品千余万字、摄影作品数百幅。

从1995年12月起参与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调研和报道，近10篇文章获部委好新闻1-3等奖。所出版的个人诗集《奇异的情思》（1991年。系我国首部书信体诗集）、书信体诗选《梦在旅途》、爱情书信体诗选《等你一千年》，以及散文集《走过一串心》（作为献给95年教师节之书出版，向希望工程捐书3000余册，此书荣获第三届北京写作文化节文学类2等奖）、经济专著《当代生意经》（荣获首届北京写作文化节科研类特等奖）等著作。

1993年主编过"商海谋略系列丛书"和诗集《流远的思念》。

1995年参与了我国首部1000万字《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管理卷的编写。

1998年12月受中宣部、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委托主笔编著《中国，您好》（中小学2版本）一书。

2005年主编并编著了我国首部以春节新习俗为主题的贺岁书－《中国年》。

2005年参与主编大型精装礼品书《时代劳模》等。

主要观点

文化观

贺岁理念：2005年艾君在接受红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贺岁”作品，我国传统民俗与西方理解是不同的，我国民俗界与影视界的观念也是有区别的。他说，在演艺界“炒作贺岁”实际传承的是西方“贺岁理念”。他们把贺岁片归纳于三种类型，即“类型说”、“档期说”和“模糊说”。所谓类型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的观点。所谓档期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在春节档期放映的影片而已”的观点。所谓模糊说，就是既不完全赞成类型说，也不完全赞成档期说，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两种观点提出自己观点。而在我国民俗界，更注重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简言之“贺岁”就是庆贺岁末。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贺”的含义是“庆贺”，“岁”的含义是“年”，“贺岁”也就是表示“庆贺（新）年”。既然是“贺岁”文化，那么他的内容和故事一定与祝贺新年、春节等有关，中国的贺岁文化是春节文化的特有产物，不容盲目更改，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从民间文化的事件、风情和民间生活去发现和追溯看“贺岁”作品也是有民间来源的。旧时我国的梨园有个传统，每逢年关岁末，必会聚合大帮名角儿唱一出大戏，内容都是与春节关联的吉祥喜闹类，各位角儿都使出看家的本领。演出目的就是感谢观众多年的厚爱，与义演无异。可见传统的“贺岁”作品也是有标准：一是主题以喜庆吉祥为主，为节日里图个吉利；二是内容与过年有关；三是目的主要是酬谢观众厚爱。

文化的概念的理解：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会随着社会人们精神、价值趋向、道德观念、社会认知度而发生变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文化仅仅理解成“精神”，所以才有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说法；后来，随着我们观念的更新，社会的发展，认为“精神”已经无法完全包含一些社会文化内涵，所以后来便采用了“先进的文化”概念，实际就是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大的文化范畴。

所以，在当今知识膨胀、信仰价值多元化化的社会，对于文化概念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实事求是、可操作性为出发点，广义的也不能广的无止境，狭义的也不能小到成点，一切不要陷入文化的机械主义观念中，针对社会发展现状和需求，以科学发展为出发点，去动态地理解文化的概念，才能发挥文化生产力的巨大魅力，为人类进步和发展服务。

三农问题

艾君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观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如果说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并且由土地入手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那么30年后今天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将从土地入手完善和解决一些束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三农”问题，艾君关注了十多年，曾经多次撰文探讨和呼吁。写就了《农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与思索》、《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切莫把“农民”与“村民”混为一谈》、《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还给“农民工”合体的称谓》等一系列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以及农业发展问题的探讨文章和呼吁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关于一些概念的界定问题，关于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提法倡导“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关于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问题，关于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城市发展权问题，关于农村和谐发展问题，关于“村民”、“农民”的界定问题，关于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的问题，关于村民的权利和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以及城乡环保一体化问题、生态农业问题等等，艾君都或多或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纵观有些见解和看法，值得欣慰的是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央正在逐步推行实施的相一致。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我国30年前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走出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缺乏的困境。

30年后的今天，农村、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农民问题以及所凸显出的社会矛盾也在制约着农村有序地健康发展，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也是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建国后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又以人民公社化把土地收归国有，家庭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合法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一股春风，充满了活力，但30年后的今天土地仍归集体支配，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活力。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所以倡导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话题具有时代现实意义。

艾君曾多次撰文呼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难事，关键要看决策理念的正确性与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人为本，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具广泛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允许农民土地流转，使土地收益更多地转向农民，也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这是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对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发展内涵的补充，体现和丰富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问题分析

关于青歌赛

艾君先生在《从央视歌手大赛诞生看文艺市场的变迁》一文中这样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果说央视春晚会看作是春节期间文艺生活的“大餐”，是央视所打造的所有文艺节目中一个最具民俗色彩的文化品牌的话；那么，诞生于1984年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则成为改革开放后，央视为文艺百花园里“造星”、选拔声乐人才的出的又一项伟大的举措，无疑是电视主导文艺发展时代荧屏上最成功的造星工厂，它而引发了声乐百花园里的“造星热”。他认为，文革期间，因为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服务于政治”以及在党和政府对文艺内容、形式和市场的干预，“星”的培养主要是官方一条途径，没有市场的选拔机制，让谁演、让谁上，演什么、唱什么，谁好、谁坏都是文艺管理主导者指令性操作。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经济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随着科技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歌手大赛”这种新社会、新时代的文艺选拔机制在央视应运而生以重视、推广、变革和发展，成为为国家级选拔声乐人才、服务于人民大众，促进文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合形式。

关于央视春晚

艾君2008年在在中国网回顾改革开放30年活动中撰文如下叙述：“春晚”2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25年的发展，“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的概念被公众接受认可。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如果没有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或许也就不存在“春晚”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为打造综合文艺晚会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电视的普及发展，或许也就不存在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的“春晚”。可以这样认为，“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

关于草根文化现象

艾君在人民网、中国网“改革开放30周年解读”中认为，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社会变革和科教的进步，都会派生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草根文化现象，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民间产生的大众平民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体现出改革开放后而出现的文化的多样性的特点，也可以从一定意义反映出以阳春白雪占主流的雅文化的格局已经在承受着社会文化中的“副文化、亚文化”的冲击。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社会民众的一种诉求表达，折射出社会民众的一种生活和消费需求，以及存在的心理需求。

对于草根文化现象的起源，艾君在《改革开放30年，“草根文化”补充了主流文化》一文中认为，“草根文化”的发展往往起源于普通民众，但会影响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崇尚的主流文化、宫廷文化和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因为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自然产生了各种亚文化、副文化的出现和流行，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草根文化”、“山寨文化”、“平民文化”、“民间文化”等等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出现了“草根文化”盛行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普通大众不再只是主流文化的接受者，而成为了社会文化的创造者。

关于山寨现象

针对出现的山寨现象问题，艾君提出来的一种对山寨现象、山寨文化的一种新的理解观点。首次将山寨现象理解为市场经济培育期的必然现象，将民间俗称的“山寨文化”界定为一种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将“山寨模式”界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山寨现象界定为为一种“山寨产业”。艾君认为，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分析看待“山寨现象”，去深层解剖“山寨现象”的社会意义，则会发现它的存在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有着许多的积极因素。对待“山寨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采取包容之心，批判地吸收和接纳。完全赞美一种文化，不是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思维，而是固步自封和愚昧的表现。完全取缔和否定一种文化，也不是对文化的辩证理解和分析，而是机械主义的主观意识在作怪。

关于山寨现象、山寨文化、山寨产业发展的理解：对“山寨”、“山寨产品”以及引发的“山寨文化现象”，艾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山寨现象”起源背景：“山寨现象”的产生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许多高科技、民营科技企业以及一些乡镇企业都有“山寨”发展的痕迹—

“山寨”原含义是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势力范围，有着不被官方察觉或者不愿管辖的意味。当“山寨产品”出现后，因为概念的因素人们往往会与“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相联系。实际非也。“山寨”作为产品的代名词而被社会认可和炒作，并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是与广东民间IT业发展相关联的，即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 实际“山寨产品”的起源和发展地并非仅仅广东。这种现象在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20多年前已经很流行。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山寨”名词给以界定，也没有形成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文化现象被讨论。

他认为，如果给“山寨产品”下个定义，那就是“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一些有智慧头脑型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品的群体对某种欣赏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因为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场的一种“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具有多功能性低价位”的品牌产品。

而“山寨文化”则是指山寨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

“山寨现象”出现和产生的背景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

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科教兴国之路”，提倡“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走多种经营之路”，“搞活城乡贸易”，倡导“科技攻关热”，培养“科技能手”、“致富状元”等大政方略。这为“山寨主”的产生和“山寨产品”发展提供了环境。随着国门敞开，国际旅游和交流的增多，一些产品的进口，以及非法走私品的钻孔而入，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产品无论式样和功能都让人眼馋，但价格太贵只能望而生畏。那时，我们经常听到“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那时的中国的确太落后了，觉得发达国家的一切都很新鲜。

八十年代，尤为典型的“山寨”大本营就是“温州的日用小商品”、“河北白沟的皮制品”、“青岛即墨路小商品”等，以廉价、实用、时尚著称，实际多为仿制品和复制品，但迎合了当时老百姓口袋还没有鼓起来的生活所需，为我国的商品流通和发展开了先河。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大多数高科技、民营科技都有目前所讲的“山寨”痕迹。过去的电脑的组装、电视机的组装、铅字打印机等，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山寨产品”。实际上。至今许多大型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厂家还有“山寨”痕迹。为何？你想过吗？电脑的脑子这个最核心的部分“CPU”都不是自己本厂生产的就无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可言。

“山寨”发展模式，不仅长了国人的志气，增强了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发展了经济，搞活了流通，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也为我国科技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山寨现象”的诞生基础：那么，为何“山寨现象”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后的今天，却在广东被炒作起来了呢？这是因为it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势的产业有关。近几年，我国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it业发展迅猛，也备受国人青睐，由此而引发的it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大量涌现。据悉，近几年我国各种教育渠道培养的it业的大学毕业生有上千万。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就业岗位的不足，使大部分it人才无法进入大型的知名的it企业工作。就业的压力，使他们只有走自己的路，自主发展创新之路。因为受发展资金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只能走短平快、加工、模仿和改良发展的轨道。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自主创业的优势，许多“it山寨王”靠这种方式发了财，赚到了钱，全国it人才大量涌入也就成为正常。

这些“it山寨王”是很有思维也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他们最了解市场的需求，也最懂得这个行业发展的特点。针对眼下合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因品牌效应价格高、产品更新慢，难以满足普通百姓需求的情况下，“it山寨王”自然会瞄准这一市场的潜力，迅速加工、模仿和改良自己的低价位的平民产品投放市场。

市场竞争本身就是饵鱼讹诈，存在着残酷性。这一现象，自然也会引起一些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的反感和舆论压制。但对于这种“山寨现象”在国际上也找不到合理的法律依据进行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复制用的仅仅是从原理，从商标、内容和形状都进行了修改，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盗版复制；高科技产品的仿制并没有使用对方的商标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造假；高科技产品的改良却是科技创新的范畴。所以，许多国内外大型企业也是束手无策。

另外，因为研究“山寨”现象的人少，许多人误解了“山寨产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山寨”仅仅是个借用的概念，实际“山寨”已经赋予了现代许多理念。所以造成社会上有人把“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误解成了“山寨产品”，有人将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的行为当成了“山寨行为”。

在这种多方面造成的文化背景下，“山寨”现象引起争议，被炒作起来也成为必然。“山寨文化”的发展起源于民间，在发展中被社会所接受，被政府所包容，因而这种文化自然会冲击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传统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促进产品的革新进步和时代的变革。

“山寨现象”的辩证思考：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是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

对于现代意义的“山寨文化现象”必须正确地理解它的发展背景和出现的时代意义。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反面，不去认识它的正面；不能凭主观和感受对待它，而不从客观和发展角度去分析它。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培育市场的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文化”，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会为科技进步打下扎实的科技基础。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实际上就是带有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智慧。我们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造假行为、盗版行为等侵权行为强加到“山寨文化”的范畴。

“山寨文化”中的复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带有盗版、造假等侵权行为的复制。“山寨文化”的复制是一个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无论从产品名称、产品内容或者技术的内涵和范畴以及表现出的式样都已经焕然一新，尽管会有相似性，但像并非是也。已经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品了。“相似”并非“就是”，这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从法律上对“山寨现象”进行法律制裁的原因。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管理理念，以及人的思维价值观的变革，都带有目前所言的“山寨文化”的现象。无论从电视机、电脑、汽车，还是食品包装、报刊版式、女人所有用品等等，都是从“山寨产品”开始逐渐走向自主创新自己发展的轨道。不仅在我国，就是我国的台湾经济、韩国经济、日本经济的腾飞前期，都是在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带来质的飞跃，都有“山寨现象”的痕迹。

艾君认为，在目前国际上技术封锁，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补上技术的差距、观念的落后，重视山寨文化现象的研究和合理规范运用对实现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减少差距有着时代意义，包容、学习、借鉴和改良就是打开思维的钥匙，学会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敢向世界挑战的勇气和思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山寨现象”出现的时代意义：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应该充分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山寨”成为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对待“山寨文化现象”问题，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山寨产品”对产品垄断带有监督职能。模仿、借鉴、改良和创新而生产出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的产品，有效地监督和促进了名牌主流产品的霸主垄断地位，促使其产品的透明化和销售价格的回落，形成了市场产品的竞争氛围。

二是“山寨产品”促使社会主流产品的技术革新。“山寨产品”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甚至其技术的革命性，给一些名牌主流产品企业以压力感，迫使他们进行技术革命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三是“山寨现象”搞活了流通。山寨现象来自民间，最能体现出民间的对产品的诉求，所以备受民间草根群体的喜爱，促进了社会的消费，搞活了流通市场。

四是“山寨文化理念”带来了思维意识的革命。

五是“山寨文化”发展促进了自主就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许多“山寨产品”从加工到销售，甚至服务已经成为一条龙，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这种模式丰富了正在培育发展中的中国市场，扯动了内需，解决了就业，满足了一定群体的消费需求，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山寨现象”存在问题：对于“山寨”、“山寨产品”、“山寨现象”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承认“山寨现象”的出现对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山寨产品”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和合理的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主流文化、草根文化、宫廷文化等等，从不同时代和背景看，都有其劣根、愚昧和低俗的内容存在。“各种民间意识和行为而形成的文化”其健康积极的一面，会促使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但其愚昧落后的一面，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

当然，“山寨现象”中也有一些劣根性。例如，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有侵权嫌疑，有违背市场道义等等。实际上，这些现象国内外个别有名的企业和组织中有的也存在。

还有一些“山寨产品”由于受科研水平、科研能力和资金不足的限制，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有的仅仅是简单的组装、改装，有的“山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有的就根本没有售后服务，有的属于名牌产品部件自我组装有损于名牌产品的信誉。等等。

尽管存在不足，但艾君认为，“山寨现象”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积聚和发挥民间智慧和才智，培育和发展市场拉动内需，解决百姓阶层日用品所需，监督品牌垄断回落物价，丰富百姓生活活跃市场流通，扩大就业门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解决科研难题积累经验，培育挖掘和发现人才，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应该加以鼓励和提倡。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规范； “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要说的就是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规范；

对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政策法规指导下给予规范和正确引导，并加强法律监督力度。

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现象”，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打下扎实的科技攻关的基础。而“山寨文化”与“草根文化”都是这个社会当今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重视“草根文化”的研究，就会更多地了解民情、社情、人情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待任何文化现象，不是靠法律法规去束缚和约束，而是从社会道德、社会认知去规范和正面引导，让其向有益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尊严、有利于和谐共建的进步方面发展。

“山寨文化”这种诞生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文化现象，谁也无法真正看透对我国未来社会和经济、科技的发展到底会起到何种强势的力量。因而，对待它的态度，不能靠立法压抑，而应该辩证分析包容观望。只要有进步意义的文化自然会滋生而壮大起来，对于腐朽的违背道义的文化也自然会自生自灭，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总而言之，在对待“山寨现象”问题上，要在深入研究它的理念和背景的情况下，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其在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和消费方面发挥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积聚民间智慧的一股力量。（2009年3月6日）

关于企业文化

艾君认为，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前提下，同时又会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企业文化现象……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模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即完全化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背景下的市场文化的最大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来自上层建筑里相关的法规制约，企业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尽管会受到宗教、价值观、道德观念等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企业自身的文化的建设是在企业发展、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过程。所以，它们的企业文化模式和方法更多的是在发展中自己形成的固有的、独特的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因而，这些企业文化的特点更多的是带有普遍意义上的本区域内的社会性和人文价值观和大的文化背景。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环境下的企业文化的建立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企业看作一个小社会去认识它，那么，企业的物质到产品它是一个生产过程，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又是建立在企业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包括：企业思想、行为、动机和政治，等等。

文革十年，我们所走过的在以政治为纲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模式。而这种计划经济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法规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官方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即，上层建筑这种反映并服务于物质关系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完全制约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几乎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企业在发展规划和行为时，其企业文化是没有独自的特点的，往往都是大同小异。因而对于一个品牌的文化认可，不是自然形成的，往往看官方如何说，相关部门如何界定，社会文化的作用很小，消费者往往会将官方的界定作为唯一的消费理念。可以这样讲，这种企业文化的建立往往带有意识决定物质的痕迹。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发后根据国情所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充分体现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这种模式，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更加重视从物质到产品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过程，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了生产关系。

可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这种市场模式背景下，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可往往会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尤其会相信政府。如果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直接参与过多，尤其像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直接给以认可，会形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氛围，一旦不当也会在民众中有损于政府公信力。

市场经济本来就类同于自由经济，政府在一些时期内做出一些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指导，是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的。即便是完全化的自由经济模式，政府相关部门也理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进行行为约束、产品质量干预，尤其是在企业产品上尽可能监管、检查，指导和直接把好企业的质量关。但笔者认为，在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正常的职工思想教育、党建、先进人物评选等除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相关部门则理应少插手或者不插手。

我国是在一个过去由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人们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可等文化理念还深深扎根在大多数公众思维中。大多公众都相信政府，无论企业产品质量如何，只要政府说好就信得过的消费观念还在影响着消费者的意识。如果政府参与到企业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评选中，不仅会助长企业参与不正当的企业竞争，也会助长有的经营者产生重政府轻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文化恶习，久而久之有的经营者也会在欲望膨胀中背信弃义，放弃诚信、商业信誉和道德，背靠政府给予的荣耀和光环，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艾君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有人搞了一辈子企业文化研究往往没有搞明白的企业文化的真正内涵，往往忽略了社会文化、人文思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研究，仅仅是拘泥于为企业而企业，为经营理念而经营理念，为营销策略而营销策略，陷入了一个只研究局部不研究全部、只研究经营不研究价值观念、只研究如何营销宣传不研究如何解决职工的道德理念。

许多大老板们，从建厂开始就嘴里喊着倡导企业文化却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企业文化的背景和发展规律。往往只会把专家们给自己制定好的、自己喜欢的管理之道、价值观念、企业理念、行为方式强硬地推广给职工，而忽略了企业文化最基本的职工参与管理企业、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说，我国许多企业的文化，实际仅仅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经营销售理念和经营策略。

以艾君之见，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关于文化惠民

艾君认为，文化惠民是党和政府近几年亲民政策、爱民政策的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2009年两会，温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中央政府投资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总额9080亿元的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和“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在今年的经济形势严峻，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拿出一笔子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资金改善民生，“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彰现了政府足够的魄力，反映了政府重视民生、服务民众，亲民爱民的惠民政策。

艾君在中国网“两会解读”中指出，要做到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要改善文化民生，就要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

艾君观点，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落实，重点还是在基层政府，基层政府的思维和意识，指导思想，以及出发点和落实手段，决定着文化能否真正做到惠民，能否真正起到惠民的作用。基层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使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树立民族自强精神和时代思维意识，推进和谐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培育民间的文明社会风尚，推动民间的文化创新活动。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研究当地情况、征求百姓意愿，老老实实、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做点实事、真事，而不是虚事、假事、空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立足地方优势、获得百姓信赖，真心实意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唱戏，而不是搞些百姓反感，假大空的文化形象工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先进的文化武装头脑，以全新的理念服务实践，既要考虑到百姓的文化生活习俗，又要明白低俗、腐朽、愚昧、迷信的文化习俗对百姓生活、意识以及子孙后代的毒害性，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腐蚀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倡导和扶持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普及更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国际性和健康性。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多考虑百姓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多研究文化项目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避免所上项目成为摆设贡品，避免所上项目的短期行为，遭百姓反感而影响和谐大业建设。

文化要做到惠民，就要求基层政府多研究适合当地发展的文化产业，构建出一条百姓能参与到、百姓能受益得，带有阳光的、朝阳的文化产业链条，增加地方收入，惠及百姓生活。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尽心尽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带头人，将健康的、高雅的文化种子播撒到各个角落，将文化的先进理念和运行规律普及到百姓的脑海，提高百姓对文化的鉴赏力和审美情趣，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为民族复兴大业服好务。

他认为，各级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选自《时代信报》，作者：艾君）

关于广告

艾君在1994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生意经》对于广告概念问题这样阐述，读完一些广告定义，不难发现有的还可以说是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有的则只是对广告的简单地判断。更值得商榷的是有的定义还没有解释清楚广告是怎么回事，解释中又重复出现了“广告”之词。或将广告当成修饰词语出现，如广告语，广告客户、广告者、广告信息……这好比张三问李四：“什么叫艺术？”李四答：“由艺术家创作或表演的作品……”。人们便会问：没有讲明艺术的定义，不知道什么叫艺术，怎么会出现艺术家？

艾君认为，在弄清广告定义之前，首先要看看生活中的广告活动是怎样运转的。他解读为，组织或个体（广告主）为了目的（树立形象、推销产品、求购、声明、招生、求职等）依靠（付出费用）确定媒体，按规定时间、要求，真实地传播信息的活动。

从广告运转的规律、程序，艾君为广告下这样一个定义：

广告，即确定的组织或个人为了一定的目的，依靠付出费用，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由指定的媒体，将真实信息传播出去的一种交流活动。（1994年，现代出版社《当代生意经》165页，艾君著）他认为，这个定义从实践中来，必然能反映广告的本质属性，也能够解释通除商业广告之外的一些广告现象。如“征婚启事”、“政府通告”、“聚会通知”等一些与经济无关的公益广告。

关于公共关系

艾君在1994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生意经》对于公共关系概念问题这样阐述，其一，公共关系是一种“舶来品”，被公认为起源于美国，并且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例如，“废奴运动”、“立宪运动”、“总统竞选”等，公关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政治的需要逐渐走向其他领域。公共关系是一门学科，它同自然科学中“物理、数学”一样，有其独立性，也有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有着其特殊性和联系性，所以不能因为公共关系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的学科有着相似、相近或联系的特点，就盲目将其归类和混淆。其二，必须强调公共关系的组织概念。公共关系强调的是一个人才在的群体组织，并非个体或者物体。其三，公共关系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帮助组织建立一种信誉、协调好内外关系，提高组织的知名度美誉度上。

由此它为公共关系下了如下定义。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为了达到一种特定目标，在组织内外部员工之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关系的科学。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管理活动。组织中的一种良好的公共关系建立，它需要良好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策划来实施和实现的。（1994年，现代出版社《当代生意经》254页，艾君著）

理论观观点补充

关于中日韩端午节观点

艾君此观点以题为《中国与韩日端午节同“期”不同“意”》在2009年提出后，迅速成为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环球网等重要媒体的端午节的重要文章放在显著位置。

比较分析认为，韩国端午祭（节）与我国端午节同“期”不同“日”不同“意”，无论形式和内容都“风马牛不相及”。日本的儿童节（端午节），尽管名称、内涵有着本质区别，但节日日期以及期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含义与我国的“端午节”一些习俗有相似之处。例如，吃粽子，以及插艾草、菖蒲以占卜吉凶的民俗等等。

艾君认为，争论一种民间文化的起源和发源地没有实际意义，关键是看这种民间文化在当今生活和社会的根基和发展状况，民间文化的自生自灭是其发展规律，旧的习俗消失的那一天自然是被新生的习俗所替代的日子。对待民间文化保护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这种民间习俗是否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否还有其适应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是否还有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外土壤？端午节，如果仅仅单一地作为一种民间节日去看待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时代意义。但是，我国的端午节是与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关联的，因此，保护它、弘扬它、普及它，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关于民俗节日元旦观点

2006年12月29日艾君提出了题为《元旦是中西合璧的民俗节日》观点，迅速成为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环球网等重要媒体的元旦节的重要文章放在显著位置。

元旦是中华固有的传统节日吗？元旦是舶来品吗？元旦是新年吗？元旦是春节吗？

艾君认为，实际上，元旦是真正意义上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西合璧”的产物。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说，元旦是丢了中华习俗的魂，流着西方的血，产生长大的混血儿。

关于民俗节日失宠的分析

面对洋节大行其道，传统节日越过越没有味道。许多忧国忧民者也在发出这样的感慨：洋节取代了传统节日，知圣诞不知春节了，过情人节不过七夕了。等等。原因呢？2009年5月26日艾君提出了“保护民俗节日”的独特观点，倍受媒体瞩目。

《用阴历过传统节日已经不合时宜》

有人说，在“洋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浓的时候，中国传统节日的“节”味却越来越淡了，尤其是年轻人正渐渐成为“洋节”的“奴隶”。也有人说，人们对洋节的热衷并非简单的“崇洋”心理，这里面是商业运作的“魔力”。还有人说，政府以及舆论媒体没有更好地对传统节日进行广泛宣传、提倡，使很多人对传统节日谈化。

200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十位博士甚至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人们慎对西方节日，旨在“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面对洋节大行其道，传统节日越过越没有味道。许多忧国忧民者也在发出这样的感慨：洋节取代了传统节日，知圣诞不知春节了，过情人节不过七夕了。等等。

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对于传统节日的宣传每时每刻也没有间断过，对于传统节日的呼吁声经常见于报端，对于传统节日的“两会”提案每年都有，对于传统节日的弘扬和保护力度和措施政府和各级文化组织一直在进行，那么，为何传统节日始终热不起来，还易被遗忘和淡漠呢？

对于这些问题，这些年来笔者曾经多次与一些学者探讨过、交流过，艾君自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艾君认为，传统节日始终热不起来还很容易被遗忘和淡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节日的本身的因素外，也有过节人的喜好所决定的。

谈古曲艺术

艾君拙见，古典诗词歌曲这种远古而来的高雅艺术，要普及发展和保护，必须走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的发展之路。雅的要保留，俗的亟待开发。让古诗词演唱不仅成为文墨客的艺术，也要让其走入寻常百姓之中。将传统的古典音乐进行二步创作，让古诗词歌曲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古曲必将迎来艺术的春天。“俗热”过后必定是“雅热”，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古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演唱古曲有利于振兴民族音乐的精华，凝聚民族精神。一位歌手能准确地把握好古诗词的演唱也是其对民族音乐追求的至高境界，反映了其对古诗词的深刻理解，彰显了其对曲子和词意的完美融合和把握。

关于诗书画现象

“诗画同体观”是艾君在2006年提出的一种新的诗画理论见解，是对传统诗画理论中的“诗画同源”的观点创新性思维，它从根本上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以及诗与画本质的含义和审美标准，揭示了成为画家的必要条件，揭示了画家与画工的本质区别，使诗与画从艺术的思维上趋向了统一性。对于如何判定书画品的艺术性，如何鉴定画家与画工的区别，如何看待诗人、画家的为诗、为画理念等都带有革命性的意义。

艾君在《不会为诗者何以为画》中阐述说，古人审美中的诗情画意实际要表述的就是“诗画同体”。没有意境、没有诗意，或者说不能传神的画作仅仅能作为装饰品，而不是艺术品。

他认为，“诗画同体”，而非“诗画同源”。是因为“诗画同源”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表现形式去区分对待。而“诗画同体”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不同成长期形体上去看待，意思就是“诗是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画是将诗意转化成图形的艺术。一位诗人如果仅仅能用语言或者文字去表达出来自己的诗意，躯体是不健全的；一位绘画者如果其画作不能表达出诗意仅仅算作‘画工’，即技术工人。只有具有诗情画意得画者，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

山寨现象认识上的误区

在山寨这个词语泛滥的今天，草根社会对词语的创造力和使用的广泛性的特点在山寨现象引起大众社会瞩目的今天，可谓无所不用，运用自如。

在一种草根文化的影响下，山寨现象已被歪曲，被误解，被演绎。甚至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提起“山寨”，就会想起“水货”、“冒牌”、“劣质”等，并且皆露出鄙夷和不屑的神态。然而大多人不知如今的品牌都是经历过山寨历史的，从山寨走过来的历程。

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当山寨现象在我国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路程后，伴随着人们对这种文化现象和产业发展模式的逐步瞩目，山寨一词也就自然诞生，因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存在着对山寨发展现象的理解不足，所以山寨问题在争议、彷徨、议论中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应该承认，当山寨现象已成为一种草根文化现象时，对于它的理解、对于它的认识自然也会出现一些误区，这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山寨现象被炒热以后的今天，在山寨现象问题上，如果我们还不去弄明白一些概念，搞清楚一些问题的内涵和特点，不懂山寨内涵却在谈山寨、不去研究山寨本质却在议山寨，没有去搞清楚山寨特点却在写山寨、用山寨，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非议，使社会走向、舆论导向走入极端化，会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判断和决策，不利于山寨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厘清和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关于山寨明星问题

山寨明星定义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将“山寨明星”定义为，那些由某个组织或者群体因为某种市场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塑造，利用模仿社会上已有的名人、明星等手段，策划打造出来的具有一定社会认可度的某名人的替身、模仿秀、特型演员，或者模仿某名人、明星为某种商业需求作为形象代言者。〖选自2009年08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山寨明星产生的原因

艾君认为，山寨明星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这种现象实际早就存在，以往的表演作品中的特型演员、模仿秀、替身以及商业形象代言人等等“明星”现象，实际都带有今天所讲的“山寨”的痕迹。只是那时不叫“山寨”罢了，而是采用了各自的具体叫法。而真正将其叫为“山寨明星”，这是“山寨产品”并广为人知、山寨文化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导致出现的“山寨明星”在网上的迅速蹿红。例如，近年来，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模仿“周杰伦”、“刘翔”做广告等山寨现象都属于“山寨明星”现象。

所以，“山寨明星”实际上是伴随着“山寨产品”广为人知，山寨文化被社会广泛关注而诞生并催生出来的“山寨文化”现象。

“山寨明星”存在的本质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指出，从“山寨周杰伦”也好，“山寨刘翔”也罢，宣传中既没有盗用真正明星的演出片段，更没有使用这些大牌明星们的名字，只是让你去感觉到像某某某，但像并非是。这种标准的“山寨”行为，没有盗版侵权可言，实在是谈不上违法行为。本着发展的眼光，我们不应该去贬低或者诋毁。

“山寨明星”代言产品，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民族企业的振兴、发展、提高形象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大业的好事情。明星、社会应该给以宽容和支持。对于被模仿的明星而言也可以通过公众对“山寨明星”的联想，重温了自己的形象，扩大了自己知名度的再次打造，同时也会为自己赢得名流企业的市场打下了基础，也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情。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懂得明星只是个知名度的宣传工具，并非是产品质量的代言人的道理。就不会陷入以明星代言产品形象宣传而确信产品质量的购买误区。这样，对于“山寨明星”广告宣传的效果，也就不会造成购买意义上的产品质量的误解。

关于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王进喜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社会学家艾君认为，“铁人”的本质尽管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但他体现着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传诵的“铁人精神”。他认为，“铁人精神”是一面旗帜，凝聚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情感。“铁人精神”是一种力量，凸显了一种坚忍不拔创业的勇气。“铁人精神”是一种标志，凝缩着一个民族不畏困难的民族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