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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文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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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科《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一书从文化反思的视角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新的开拓研究,首先指出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之建设论域中的十景病情,其次分别从无名氏、鲁迅、沈从文、杨义等四位文化大家出发,考察了反抗、建构、回瞥、实践等四个方面的文化现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与现代的悖论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各自内部本身也是个悖论性结构,在双重内在驱动力的多元文化冲突下,现代作家于互相矛盾的三大向度上试图去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这个新系统不是完美的,而是能够推动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有某种选择甚至缺陷的新系统。

作者简介

王明科（1973-），男，汉族，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诗人。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会员。已经完成6项省厅级课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全国各地学术要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近90篇，有的论文还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权威刊物或部分或全文转载。其中收录CNKI的有近60篇, 收录CSSCI的有近30篇：其中国家级刊物2篇，核心刊物20余篇，香港2篇，台湾2篇，省级刊物60余篇。专著5部已经出版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等。15岁开始发表诗歌，至今发表20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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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论域中的十大弊病

一、以狭隘的文化实用主义为研究目的，缺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

二、以简约化观点简单对待民族化与世界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对其作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

三、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

四、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严重遮蔽了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

五、以圆满的乌托邦想象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急于追求一种十全十美的集古今中外一切于一体的终极至境文化，缺乏对任何文化之精华具体文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

六、含糊使用“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缺乏对其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区别比较

七、以外国尤其西方现代性来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

八、以社会现代性来理解审美现代性，缺乏对审美现代性之特殊性的体悟

九、以西方后现代语境来硬套中国后现代性语境，缺乏中国后现代性之滞后性的承认

十、冷淡了边缘文化存在的必要性，漠视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价值追寻中分子的多重难堪及其回瞥与怨恨的现代性体验

第二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全力建构与多重难堪——以无名氏的文化再造理想为例

第一节 无名氏文化小说的流派定位

一、什么是西方浪漫主义

二、什么是中国浪漫主义

三、什么是西方现代主义

四、中国对现代主义的误解

五、无名氏究竟属于哪一派

第二节 无名氏文化创作的反思品格

一、文化冲突的冷眼反思

二、世界乃至星球文化哲学的构建

三、民族文化拯救与重建的个人思考及独特性

第三节 无名氏文化构建之学说

一、墨家文化的操守

二、道家文化的底蕴

三、儒家伦理的世俗

四、佛耶文化的兼容

第四节 无名氏文化建构中的八重难堪

第三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与悖论——以鲁迅的反抗传统思想为例

第一节 鲁迅反抗传统的文化背景与问题域

第二节 反抗传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及其批判

一、各派学人对鲁迅的批判

二、对各派学人批判的批判

第三节 传统孕育了鲁迅

一、对于传统的理解

二、传统对鲁迅的制约性影响

第四节 鲁迅反传统思想深处的矛盾

一、价值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

二、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

三、历史与历史(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四、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

五、理智与理智之间的矛盾

六、情感与情感之间的矛盾

七、言与行之间的矛盾

八、言与说之间的矛盾

九、行与做之间的矛盾

第五节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具体评价

一、对于“文化”的理解

二、鲁迅对于儒家文化的评价

三、鲁迅对于法家文化的评价

四、鲁迅对于墨家文化的评价

五、鲁迅对于道家文化的评价

六、鲁迅对于佛家文化的评价

第六节 鲁迅反抗传统的文化选择与根本立场

一、鲁迅的文化立场的确是反抗传统

二、各派学说对于鲁迅的误解

三、对于几种具体误解的驳斥

第七节 鲁迅反抗传统思想的价值

一、欲开窗先拆屋的实践方法论

二、执著现在的文化观

三、人的生存发展是鲁迅反抗传统的根本标准

四、鲁迅反抗传统针对的是传统的功能

五、双重失望中必有侧重选择

六、人类性价值取向的确立

七、弱者文化思想的张扬

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空间的开创

九、整体性辩证否定思想的创立

十、新的个人的创造性独特话语的建构

十一、鲁迅反抗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

第八节 反抗传统的思想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运动轨迹

第九节 鲁迅与无名氏的文化反思比较

一、具体文化内容方面的比较

二、文化整体关照中的比较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之悖论性的最早批判者之——以沈从文的回瞥文化眼光为例

第一节 从被排斥到被关注：研究历史与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种误解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两种误读

第二节 沈从文创作的文化反思

一、制度文化反思

二、精神文化反思

三、城乡文化反思

四、爱与美：文化建构的立足点

第三节 追求现代化与反抗现代化之冲突——论沈从文回瞥型文化反思的独特性

第四节 神性与世俗——沈从文与徐訏等其他作家的文化反思之比较

第五章 中国现代学者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实践——以杨义的文化会通论为例

第一节 杨义的文化研究内容综述

一、中国文学史研究

二、中国叙事学、诗学研究

三、跨学科研究

四、学术方法通论

第二节 研究成果的客观评价

一、肯定性话语

二、学术的争议

结语

后记

图书文摘

图书文摘

继承或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学说，并不会与反抗文化传统相矛盾。因为反抗传统主要指反抗周秦以来以儒学为主体的理性文化产生以来的文化传统。列文森、林毓生、李欧梵等人主张传统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我认为，传统大小之分其实是有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在中国周秦以前，传统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存在，而在周秦以后，儒家的伦理道德、等级文化渗透于其他文化之中，并在几千年的文化变迁与延续中借助统治阶级的政权力量形成核心，它以君王为本位：法家直接为帝王专制霸权服务的本性连他们自己都直言不讳；儒家王道的本质也是全力维护天子权力与君臣父子等级秩序，孟子的“民为贵”也是为稳固君权去贵民而不是为贵民来贵民；道家出世是由于对权势的异常恐惧而逼出来的；佛家欲求现世幸福而不得，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墨家虽埋头苦干，但始终被排斥、被挤压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境地，处于被忽视、被压制、被损害、被侮辱的弱势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环境里，统治阶级最能欺骗人，极力让人们做稳奴隶；平民百姓最能自欺，生怕做奴隶而不得。我认为，中国农民只要不是被逼上生存绝路，只要不是被统治阶级逼得想做奴隶而不得，能暂时做稳了奴隶，他们就不会起义，即使在反与不反都是死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暴动的一些农民起义，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做统治阶级，以不劳而获得衣食、玉帛、妻妾、子女等所谓福寿康乐为特征，以权利金钱为本质的兽性满足，将别人对自己的专制统治复而演绎为自己对别人的专制统治，不断进行周而复始的专制文化循环，并不是为了每一个个体的平等自由，所以大小两个传统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紧密影响及连续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有意识强力渗透与无意识影响规约。中国民间社会无不受以儒家为主体的大传统的思想同化与皇帝的专制统治，这样，中国周秦以前幸存下来的被民间创造出来的小传统日益屈从并被纳汇于大传统之中，大小传统之间的分界基本消失，虽然在学理与文字上存在这种分界，但在现实文化形态及社会实践中大小传统之分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前言

本书既可以作为文科研究生与中文系本科生、专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教材用书，也可以作为所有爱好作家作品与文学创作者的学习用书，还可以作为大学老师的教学参考用书，特别是可以作为文化专业、文艺学专业、写作专业等具体专业的研究用书。

如何开创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界目前最重要的大事，本专著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具体来说：从分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批评语境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十景病”入手，接着在四个不同的向度上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不同版本：一是以无名氏（卜乃夫）的文化构建理论来论述建构中国现代完美新文化中的多重难堪，二是以鲁迅的文化反抗理论来论述反抗传统文化痼疾与现代文化弊端中的文化悖论，三是以沈从文对于中国现代化弊端的反思与批判理论来论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反陷阱，四是以杨义在大文化观指引下的中国文化会通理论来观看中国现代学者在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实践中的焦虑与拓展。

从二十岁的青春豪气到四十岁的老气横秋，我进行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一晃近二十年了，期间不求帕森斯式的研究，而是崇尚R.K.墨顿“中距理论”式的研究以及斯皮泽式“语文圈”的阐释。我认为，文学研究没有统一标准，既不是单纯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理论研究，但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的微观分析，而是文化理论建设与文学文本分析的一种契合，文学文本与文化理论的种种契合形成了不同读者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理解，从而造就了文学文本的永久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之中,关注与研究文学文本的文化底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并不是一种时髦，而确实是不得不的面对：如果没有广阔文化天地的构建,文学大厦的存在就是一个虚无，就是树林而非森林。

在2003年到2006年前后，我曾经提出并界定了“新怨恨”理论，并强调运用“体验”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合理性；同时将其具体应用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阐释中，因为文化理论如果要有价值就必须对文学文本有所呼应，是文学文本的本体研究召唤了文化理论的探求，如果一种文化理论不是从文学文本的研究中生发出来而是从天而降凭空产生，那么这种文化理论的生殖力就会存在严重问题甚至最终萎缩。一种文化理论如果找不到对应的文本论据，这不是文学文本的问题而是文化理论本身的问题。我认为，由于中国现代文化本来就是个悖论性存在，将一个悖论性存在硬要用一种统一性来解释，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合适！所以我不再追求用一种理论来套解中国现代各位作家，而是有意识地独立性地去研究他们。另一方面，要进行文学文本的创新研究，就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对象本身，才不至于拿文化理论来硬套各个不同的文学文本，所以我首先是通读了《鲁迅全集》、《沈从文文集》、《无名氏作品集》（台湾版本与香港版本）以及杨义关于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著作，并做了大量的详细地笔记，在全人全文中发现了文学文本研究的文化创造点。在经历了对无名氏、鲁迅、沈从文、杨义等文化人的文化理论的研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与现代的悖论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各自内部本身也是个悖论性结构，在双重内驱动力的多元文化冲突下，中国现代文化产生了三大基本模式：反抗（传统与现代弊端），建构（现代以克服危机），回瞥（传统以转化传统）。反抗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传统的强大造成了回瞥，回瞥是反抗中的回瞥，反抗是建构中的反抗，建构是在反抗与回瞥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从会通的意义上来说，再造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在反抗传统与回瞥传统中的现代建构实验。

无名氏虽然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许多文化著作至今还没有在大陆正式出版，我所用的资料是从香港与台湾复印过来的，但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文化建构理论探索是非常可贵的。他同时打破了五四时期崇尚西学的激烈反传统与三四十年代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偏激文化模式，以中国本土文化为立足点，吸收兼容外国一切文化的优良品质，试图重建一种新的综合文化。他既以世界性的全球眼光竭力纠正了民族自大主义，又以中国文化为立足点，大大地校正了民族虚无主义；既没有激烈地反传统，也没有保守地固守传统；既不提倡西化，也不鼓吹民族化；既不呐喊“拿来主义”，又不高呼“送去主义”，能做到在拿来中送去，在送去中拿来。他从不会单独地肯定任何一种文化，也没有偏激地否定过任何一种文化，他总是看到每一种文化的长处及其短处，总是试图扬长避短，以长补短。无名氏在现代文化与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特殊贡献的独行特立的另类。而这一切，正是中国以前甚至目前学术界、文化界、文学界所严重忽略了的。但是，在我看来，无名氏的文化建设理论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论与理想，具有很大的乌托邦想象，没有很坚实的可操作性与实践基础，即使在理论上讲，我认为他至少面临着八个方面的难堪。

在2000年到2003年前后，我通读了三遍16卷本的《鲁迅全集》，自己对于鲁迅所产生的极大共鸣使我不再想离开鲁迅，传统文学史对鲁迅所给予的极高甚至特殊的评价也使我不再想离开鲁迅。然而，当我真正离开鲁迅考察了其他文化大家时，我意识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布局产生了极大不同；当我考察了其他许多文化大家后再次回归鲁迅再次考察鲁迅时，我视野中的鲁迅文化思想与以前的意识也产生了极大不同。针对鲁研界存在的“鲁迅是继承了传统而并非反传统”的学术思潮，提出反驳意见：“本真的鲁迅的确是反传统的”！从“传统孕育了鲁迅”开始起分析，比较深入地剖析了鲁迅反传统思想深处的文化悖论与双声对话以及复调色彩，接着以儒、法、墨、道、佛等具体文化为例讲述了鲁迅对各种传统文化的具体评价，然后阐明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文化选择与价值立场，力求细致地论述鲁迅反传统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以及复杂内涵，并就各种贬斥鲁迅或歪曲鲁迅的观点进行反驳，最后指出鲁迅反传统思想的巨大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中西文化之争与新旧文化转型中的不可低估的意义，同时也指出鲁迅反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我提出了鲁迅文化思想的元点是“走路”，由走路必然引出反传统以及文化的“悬空”状态。

重读《沈从文文集》之后，我意识中的沈从文与文学史中介绍的沈从文也有极大不同。沈从文的研究与存在，经历了一个从被排斥到被关注的曲折过程，本书剖析了沈从文的文化反思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中的伟大贡献，他是最早发现中国现代性双刃剑的文化大家之一。可以说，出于某种程度上的非学术与非个性因素，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一直处于某种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难堪境地。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那个充满枪炮弹药与血光剑影的历史语境里，沈从文的写作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倍受冷遇，因此而留下的后遗症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出现的作家搁笔与转行，当他奉总理之命去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服饰时，作为学者的沈从文不但学有所长，同时也仍然没有忘记他在骨子里的作为作家的对于文化再造与文学创作的极大热情——虽然这种热情是小心翼翼的，是有着很大空间限制的，是不得不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掩饰的，这在沈从文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化界复出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７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作家逝世以后，中国文化界才开始真正想走进沈从文世界，于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沈从文热。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许多著名学者同时也是文化研究大家，比如王富仁、温儒敏、钱理群、陈思和、朱德发、吴福辉、范伯群、许志英、金元浦、程光炜、王光东、汪晖、丁帆、张福贵、乔以刚、郑家健、关爱和、程金城、魏建、支克坚、吴小美等。其中杨义先生也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中国文化学者之一，著作极其丰硕，二十多年来，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种，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总计六百万余字，堪称学术大师。他的研究，在整体上与根本上，仍然是以文化研究为骨髓的。几十年来，杨义先生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博学而多产，坚持学术打通原则，大胆地突破学科界限，由现代文学而论及古代文学，由中国文论而旁涉西方文论，叙事学诗学成就斐然；从文学扩张至史学、哲学，从文学史伸展至思想史、文化史，跨学科研究成就巨大，学术造诣极深。其学术素养贯通古今文化，学术气魄融会中西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术成果举世瞩目，体现出中国学术的现代意识与开放意识。他在《中国叙事学》写作之初就提出了“还原一参照+贯通一融合”的学术思路，其四大原则都以文化为基石：返回中国文化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中国古今文史，融合创造新的学理，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体系，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在他确立的基本治学思路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还原”，意思是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把握《易经》《道德经》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经典和先秦诸子文化的深层文化内涵，梳理从甲骨文、金文、先秦文化古籍以来的历史文献，从语义学入手，揭开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出发点而渐次的文化含义。因此研究杨义的著作，具有重大的文化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他充分地将文化运用在文学的研究中，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学者。

这些年，我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给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教学方面以及给学术刊物写稿投稿方面，利用春节、假日以及平时休息时间艰难地完成了六项课题，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八十篇，有的论文还被《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甘肃社会科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权威刊物转载。写完并修改多遍《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再读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新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论》等学术专著书稿。

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值得回忆的是六年前曾经与田卫平先生的交往,虽然我至今没有与他见过面，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是什么性格脾气,虽然我只与他通过一次电话，但就是这一次电话，让我对他的记忆刻骨铭心。现任上海《学术研究》主编的田卫平先生2005年任《河北学刊》主编，他在2004年底发现了我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批判研究的电子投稿，就给我打电话决定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发表，不但没有向我要版面费反而给我给了几百元稿费。发表之后，《光明日报》2005年3月29日第8版转载了中文摘要，《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第162页转载了主要观点;《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第190页转载了主要论点;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杂志2005年第11期第52到58页转载了全文正文。由于连续四次被国家权威刊物转载，这篇论文当年确实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甚至不小的影响。因此，我对田卫平先生的尊敬与记忆是终生难忘的。

曾经在15岁到18岁的时候，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作一位诗人，可是接着发现，要做一位大诗人，首先得有大学问，于是横下一条心来考研考博，这个心理轨迹在我少年时期的近四十本日记中纪录得很清楚。然而现在博士毕业多年，虽然做了研究生导师与副教授，但是曾经的诗人理想已经成了永远的美梦。我再也没有任何诗意，再也没有任何诗的激情和做成一位诗人的欲望。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要追求什么，拼命为之奋斗几十年，在奋斗的过程中，自己不得不变形。结果，死死追求的没有得到，得到了一点当初并没有料想到的。借此机会，特示此生不能做成诗人的不幸，作为诗歌的葬礼，默立永远的墓碑。

王明科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