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发掘

初步认识与价值

专家点评

时代：唐宋时期

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谢涛

江南馆街唐代街坊遗址于2007年被发现。“该遗址反映的年代从唐朝延续到南宋，并有一部分元朝痕迹。目前挖出地面的部分主要呈现的是宋朝时期的遗址。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址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方面的空白。”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介绍说：“遗址有保存完好的砖铺街道和排水沟，更有不少瓷器、佛像等汉、唐、宋时期文物。”

简介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因西安市泾渭产业园北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 2004 年 5 月起，在该园区的相关区域业已进行了长达 4 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 498 米 。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 1 公里 ，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 4 公里 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4 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 16485 平方米 ，发现各类房址 49 座、灰坑 896 个、壕沟 9 条、陶窑 26 个、瓮棺葬 33 个、墓葬 45 座、水井 5 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 7000 余件。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 5615 平方米 ，发现各类房址 23 座，仰韶时期灰坑 496 个、陶窑 10 个、瓮棺葬 8 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 31 座、水井 5 口。出土陶器 5273 件、石器 353 件、骨器 303 件、蚌器 16 件。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 17 座，基本是平面呈 “ 吕 ” 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 H402 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 18 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 --- 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2007 年 —2008 年，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 10870 平方米 ，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 26 座、灰坑 334 个、陶窑 16 个、瓮棺葬 24 个及一些其它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 1945 米 ，壕内面积 24. 5 万平方米 ，壕宽约 6 -9 米 、最宽处约 13 米 ，深 2 － 3 米 左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 2.7 米 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 H776 和 G8-2 ）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 G8-4 ）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

发掘

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 1945 米 ，壕内面积（含壕沟） 245790 平方米 ，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近 11 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的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初步认识与价值

现揭露的唐宋时期遗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6层层表的遗迹，主要包括房址F21、F25、F29、F30和F15，G2、G8、G6，以及与其相配套的L2、L3、L5下的泥土路（因只作了解剖故暂无遗迹号），时代为唐末到北宋。第二阶段主要为第5层层表的遗迹，房址有F2、F10－F14、F16－F24、F26－F28、F31等，与其相配套的道路8条，大小排水道16条；道路以铺砖路L2、L3、L5、L9为主，排水道以继续使用的G2、G8和G9、G11等为主，时代为南宋早中期。

G2始于东端，由东向西流,结合1995年修筑伊藤洋华堂所发现的一条东西向水沟来看，推测在两条水道之间应该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于现成都市红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东31°），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通过对L2多处解剖，发现其经历了3个大的修筑阶段。第一阶段为黏土构筑，土质非常紧密坚硬，可能经过夯打，从出土的瓷片来看当在唐代末期；第二阶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筑，出土的瓷片为北宋到南宋初；第三阶段，路面用小砖铺砌，砖有可能是修路专门烧制的，与同时期其他建筑或墓葬出土砖的尺寸均不同，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其年代为当宋早中期。L2第二、三阶段路面宽度比第一阶段略窄，体现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长巷制发展的过程。关于第三阶段道路修筑年代的判断同样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全蜀艺文志》之《砌街记》：“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大、少二城,坤维大都会,市区栉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蜀，始命甓之，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竟其役，鸠工命徒，分职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其广狭，凡十有四街。”

从目前发现的道路、水沟、房址等建筑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为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地图保留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明）天启《成都府治图》、（清）光绪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清）宣统三年的《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和民国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图》均可以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至今，成都市内环路内的东部、北部依然可以隐约见到当年里坊的方块格局，有如棋盘。宿白先生认为唐宋成都城内为十六坊， 孙华 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考订了一些里坊的名称和范围，这无疑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利用古今地图的对比（包括街道名称的变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同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为十六的里坊的观点，而且江南馆街遗址当为富春坊的一部分（见后文），只是具体的范围与孙华先生推测的稍有差别（主要依据“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岁华记丽谱》：“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 王文才先生根据道叶法善从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画像，大慈寺周围多倡优，娼妓，怀疑富春坊位置与大慈寺相近，此说可从。综上，我们认为江南馆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与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馆街遗址当处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另外，遗迹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则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出土器物中出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遗址地处唐、宋时期成都城的东部，这一时期大慈寺区域是有名的庙会和集市地，《方兴胜览》：“成都古蚕虫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本宝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是填补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各类遗迹极其丰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此外，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专家点评

自晚唐一宋以来，中国主要的地方城市都以商业繁盛而著称。其中尤以杨、益两州最为著名，其城市规划代表着地方城市的典型。能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古代城市遗迹，而且街道、布局清楚，保存较好，实为难得的重要发现。

发掘工作本身也很仔细，对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个促进。成都市政府下决心对遗址进行保护，表现了对自己家乡城市的爱护，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