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权外交，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其政治目的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奉行的以“人权”作为建立和发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外交政策。 人权外交是美国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以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标准，并尽力向别国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提出

历史

美国最新状况(基本框架还是老生常谈 将人权与新技术挂钩 人权外交新动向隐现)

提出

最早是美国卡特政府推行的一种外交政策。卡特政府宣称美国的任务是要在世界塑造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为此，美国便公开支持苏联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并在欧安会等场所内用人权向苏联施压，其主要目的是利用人权作为外交工具打击对手，提高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美国当前所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便是人权外交与霸权主义结合的产物。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个人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宣扬人道主义秩序，声称美国与义务维护和领导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这些观点均为人权外交在新时期的翻版。此外，美国还常在国际上以人权问题打击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但收获甚微。由此可知，人权外交仍是美国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法，这必须引起全世界的防范和警惕。

历史

在美国历史上，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原则的是卡特政府。１９７７年１月，卡特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捍卫人权”，并表示要把“基本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卡特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３０周年大会上宣称，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

卡特政府提出人权外交有其特殊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是美国形象极为糟糕、面临严重困境的时期。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人民的普遍不满，政治信任危机严重；在国外，侵越战争失败，对其他地区的干涉政策连遭挫折；美苏争霸的形势也发生变化，苏联利用美国出现的弱点和困难，展开了一系列攻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苏攻美守”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口号，试图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的支持，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还希望利用人权作为反对苏联的武器，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用“道义”力量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重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

美国率先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后，受其影响的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将人权引入双边关系领域，将人权问题与国家关系、经贸关系挂钩，对别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但随着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人权非政治化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也因此受到了制约。

美国最新状况

３月１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２００９年度各国人权状况》，这已是美国第３４次发布国别人权状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１２日表示，奉劝美方多反省自己的人权问题，不要再以“人权卫士”自居，停止借发表国别人权报告来干涉他国内政。那么，美国这份刚出炉的人权报告与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通过这份报告，外界又能否一窥美国“人权外交”的新动向呢？

基本框架还是老生常谈

美国一年一度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是根据其１９６１年的《对外援助法》和１９７４年的《贸易法》有关条款的要求，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同时提供的。其最初目的是为美国对外援助提供论证依据，如今更被赋予了“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帮助和支持，为相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的人权保护活动提供激励和压力”等目的，被视为美国倚重的外交手段之一。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的美国国别人权报告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总体框架和基本体例等方面，均保持了延续性和一贯性；对诸如政治异议人士、宗教和言论自由、妇女儿童保护、劳工保护等传统人权领域的关注也变化不大；对几个重点国家的“特别关照”还是一如既往。对与美国自身有敏感关联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最近几年的人权报告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通常都是先表扬其进展和成就，再批评其缺点和问题。

将人权与新技术挂钩

不过，新出炉的这份人权报告也并非毫无“新意”，除了其标榜的所谓“最新数据和资料”外，变化还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因应全球人权领域新发展，对某些人权保护的新领域，以及一些代表性的新型弱势群体给予了更多关注。比如，这份人权报告更详尽地记载了有关劳工权利、童子军、生育权、危害土著居民的行为，以及对同性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二是总结并突出“人权保护方面的最新挑战和趋势”。这份报告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更多法规和政策约束的情况做了特别阐述，认为“有些政府在容纳非政府人权组织上，施加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它们试图约束这些组织进行登记和开展活动的能力，试图限制这些组织取得境外资助的能力。至少有２５个政府已制订新的法律或条例”。

三是对新科技及其伴生的人权问题给予了格外关注。一方面，报告高度评价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给促进全球人权状况改善带来的机遇”，同时，它也对一些国家利用新技术危害人权保护“表示担忧”。报告称，各类人权组织和活动家，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电话短信等新的传播媒体，与更广泛的受众接触，但有些政府“非常了解这些新媒体的威力，正力图加以控制，并控制那些其使用方式确实带来麻烦而且侵犯个人隐私的人”。

四是破天荒地对本国人权状况做了一定篇幅的说明和评估，对自己仍置身其中的伊拉克、阿富汗及“反恐前沿”巴基斯坦等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似乎也更为直接、坦率。

人权外交新动向隐现

美国的人权报告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既是出于维护并巩固其“人权卫士”的道德制高点考虑，又缘于力图维护人权报告本身所谓“公正、透明、权威”的需要，同时也借此表达对受其批评的国家可能发生的反弹、质疑的一种回应。种种具体内容上的变化，从侧面展示了其人权外交的新思路、新动向。

首先，在人权保护的载体和渠道方面，重视拓展互联网等人权保护新领域，将互联网作为未来人权和价值观的重要战场，力图借此强化其“人权卫士”形象，是美国人权外交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其次，在人权保护主体方面，继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所谓“异议人士”之后，对同性恋、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土著居民等弱势群体给予格外关注。

更加重视外部的批评和回应，对自身及与自身有重要关联的国家也有所评价，力图摆脱人权保护方面的负面形象，则成为第三个新动向。

此外，就人权保护的要素内容，除了继续重视政治权利和自由外，对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权利也开始给予高度重视，也是与其人权外交有关的微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