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品评录 |
| 释义 | 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和事有不同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胡绳的《品评录》本着历史的客观的原则，对胡适、蔡元培、鲁迅、田家英、周恩来、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作了品评。作者是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对所品评的人物有着更多的了解、接触和思考，读一读本书可以对历史人物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基本信息作者：胡绳 ISBN：10位［7538250093］13位［9787538250091］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 定价：￥13.50元 作者简介胡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1918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9月在上海参加革命，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85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还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目录自序 胡适 胡适论 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 制宪不如散会 “理未易明”么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蔡元培 争民主的战士永生 纪念蔡元培先生 李大钊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 瞿秋白 读秋白遗文 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 鲁迅 学习鲁迅的文体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郭沫若 毕生奉献于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人 邹韬奋 韬奋先生的道路 邹韬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一个在人民中间的人 追求真理的坚强斗士 追念邹韬奋同志 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选择 胡愈之 胡愈之同志的工作精神 侯外庐 怀念侯外庐同志 …… 书摘书摘 今年是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郭沫若以他战斗的一生、勤奋的一生，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和社会革命实践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外国古典文艺和当代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从早年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开始，郭沫若毕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他总是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活跃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一生，典型地标示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走过的道路。 郭沫若已经成为一位不朽的历史人物，他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他富有个性特色的思想文化活动至今仍然显示着巨大的魅力，能够给我们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陈云同志极重视学习哲学、学习思想方法。他常常教导周围的同志要注意这方面的学习。他在一九五七年向商业部的领导同志们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类似的话，在陈云同志的文集中可以多处看到。 陈云同志指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早在一九四二年陈云同志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现在读陈云同志的著作，也会感到，他的著作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他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有关的各方面的事实弄清楚，并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关键时刻考虑经济问题时所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矛盾，看出问题，而且要善于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党的政策就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问题的方针和方法。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当然关系重大。但陈云同志认为，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所以，地的著作中反复说明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里所说的弄清情况，包括调查和了解情况，也包括研究情况。陈云同志有时也说，“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并且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陈云同志认为，“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陈云同志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一定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有关的各种情况弄清楚，这才真正算是从实际出发。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说：“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这句话虽然说来平易，但确实是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痛苦经验而说出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同党的发展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每一时期，他都是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研究和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一生的奋斗史，不能离开整个党的历史。可以从各方面去进行研究和学习。我这里只谈到一个方面，而这方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在近几年学习党史中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其发展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分裂?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后，几经错误和正确、失败和胜利的曲折，有时还是错误路线统治全党，造成巨大的损失、挫折，但是党没有分裂。在革命胜利以前，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各个革命根据地独立发展，以至形成所谓“山头”，但是党没有分裂。 实际上，党不止一次遇到过分裂的危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受到严重打击，从涣散中重新振作起来。这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脱离党，自行成立组织。这一帮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人成不了气候，始终只有几十、百把人，虽然一度成立统一的组织，但立即又分成几派，互相争吵。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有很高的威望，并且多年间是党中央的领导人，彭述之也曾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分裂不了党。长征期间，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拉出大部队，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南下川康，拥兵自重，甚至公然另立中央，造成党内严重的分裂危机。张国焘，从建党时起，一直在党内居于重要地位，但他分裂不了党，只得取消自立的中央。他虽然心怀不满，但在党内彻底孤立了，最后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怀抱。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党的领袖自居，妄图控制在武汉的长江局，把它当成全党的中心。这实际上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虽然局部地使党的工作遭到许多损失，但他也分裂不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个人跑到苏联去，写些反党的书直到死去。“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抢班夺权无望，又企图到南方去另立中央，结果阴谋败露，仓惶出逃。他搞分裂活动，只有极少数追随者，终于败亡。此外，在党的历史上，还有罗章龙的分裂活动也迅速失败。党遇到过这些分裂的危机，但始终没有分裂。 这种情形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总的说来，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一时嚣张，或者来头很大，总是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党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不可救药者，纯洁自己的队伍。它能够在党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它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单纯农民起义，像太平天国那样，内部闹分裂，最终失败。 党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对党内犯错误的人的正确的办法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虽然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才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已经这样做了。 党的历史上曾有过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形成尖锐的矛盾，但对这样的矛盾也不是用分裂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反对错误路线的同志仍然维护党的统一团结，在党内逐步来纠正错误。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几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其实是不合法的(即违反党章规定的)，他所倚仗的只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支持。“左”倾路线的执行，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直至导致“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但党仍然保持着团结，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开始克服“左”的错误。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人反对这种错误，不是因为党内群众通过实际生活没有发生对这种错误怀疑和不满的情绪。 不妨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对比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O三年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会后，少数派逐步以非法手段控制了设在国外的党中央机关和党中央机关报。列宁公开揭发少数派的错误，指出由它控制的中央机构在政治和策略上背叛了党。在无法取得党内和解的情况下，拥护多数派的国内几个地区举行代表会议，选出了自己的常务局。常务局负责组成组织委员会，不通过背叛党的国外中央机构而召开国内各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8卷，第106—107页)。少数派反对这个大会，自行召集它的代表会议。这样就在一九O五年形成了“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在这次代表大会前，列宁有一篇《告全党书》(由二十二个多数派成员联名发表)。其中说：“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为什么?既然少数派坚决不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宁肯造成分裂也不服从党，它实际上就已与党分裂，这时，再把不可避免的正式分裂拖延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7卷，第451页)。 但在中国的三十年代，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形。一九O三——一九O五年的俄国党主要是职业的革命家组织。而中国党当时虽未掌握全国政权，但在农村根据地拥有政权、军队，是群众性的党。中国党当时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左”倾领导者的支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群众对“左”倾错误的充分认识还需要时间。如果发生党的分裂，必然造成军队的分裂，难免自己打起来，那就更严重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虽然许多老同志反对，但也没有用分裂的方法解决问题。分裂只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和损失，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任何情况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和许多党的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我这里说的领袖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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