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其民族志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该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跨文化并置法（cross-cultural juxtaposition）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与美国人的青春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将萨摩亚社会作为“青春期危机”的反例展现在世人面前，认为萨摩亚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至此，博厄斯的猜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限制的一种反应”得以“证实”，“先天—后天之争”也以文化决定论的占据上风而告一段落。米德本人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文化人类学界一颗耀目的新星；《萨摩亚人的成年》作为独具威力的“证伪实验”，更是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为学界乃至世人所称道。

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萨摩亚研究范例也没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德里克·弗里曼于1983年推出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弗里曼在书中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的方法论、具体研究条件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米德的经验证据和结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经验向学界宣称：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在弗里曼看来，米德研究结论的严重错误具有必然性，因为她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成功，一心寻求能够“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科学的立场与方法。之后，弗里曼还撰文和发表专著强调米德受到了其信息提供者的愚弄。

然而，《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仅仅只是拉开了“米德—弗里曼之争”的帷幕，这场空前激烈的社会科学界大论战并未因当事者之一的缺席而有所缓和。许多学者涉身其中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弗里曼本人更是撰写了诸多论文和好几部专著，但因为“争论本身十分复杂，涉及到一系列有关事实的、理论的、历史的、比较的甚至个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定论。而“较为合理”的看法则认为，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不像米德或弗里曼所描述的那么偏激”，他们对性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介乎性自由和性压抑之间”。事实上，这场论战真正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它对于培育与启动学科甚至是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