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盼遂（1896~1966），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名铭志，字盼遂，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芦集乡（曾隶属于河南息县）刘套楼村人。

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哲。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20年代末，刘盼遂先生曾与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经学、小学、 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领域。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著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根据。

在三十年代李唐族源的争论上，刘盼遂先生曾发表《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李唐为蕃姓续考》、《李唐为蕃姓三考》等，力主 “李唐为蕃姓”之说。这些文章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其 “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17条，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夫称叹。

他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了《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

刘盼遂先生做学问可以用“朴”字概括，朴实无华，而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乃师王国维的风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个“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也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祯也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而刘先生则讲了句很有趣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刘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带学生野外郊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对于刘盼遂先生的死，谢国桢先生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谈到刘盼遂之死时，他说：“六六年秋……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访君（按：指刘盼遂）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而余家中……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谶语。八月二十三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孕泪，悲愤之情含而不露，读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无可否认，刘盼遂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刘先生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丰富的藏书也是一份珍贵遗产。刘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时候，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先生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到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到了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占有，只给了刘先生的儿子5000元了事。不过2002年6月，刘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藏书，由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实在令人欣慰。

更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花了20余年，悉心整理出版了《刘盼遂文集》。该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献，出入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潜研。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里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