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童年

参加学潮

投身北伐

组织春暴

领导学运

血洒江城

英勇就义

（1903年—1930年10月28日）革命烈士。湖北谷城人。1925年在襄樊十中读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年9月，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被党组织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南昌起义指挥部后方总队长。1928年春，奉命回谷城县担任县委书记。他组织领导了谷城县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组织发动了盛康、茨河武装暴动。1928年5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鄂北总队党代表。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汉领导学生运动。1930年9月28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悔过书”：“子弹上膛何所惧，刺刀闪闪心不惊。吾为民族坐牢房，死而不悔为革命。”1930年10月28日，在武昌洪山英勇就义。

苦难的童年

1903年，李亚声诞生在谷城县茨河镇一个贫农家中。

李亚声，又名李绍棠，原名李堂，派名李圣芳。父亲李群林是个驾船的，母亲给别人纺线、洗衣挣钱，勉强维持生活。

少年时代的李亚声无钱上学，7岁就上山打猪草、剜野菜，下河滩拣树皮、捞浪柴，帮助父母分担家庭重担。邻居教书先生谢继志见李亚声天资聪颖，便好心地将他收留家中，免费让他读了几年私塾。随着年岁增加，家庭更加贫困无法继续升学，妈妈含着泪将儿子送到老河口一官盐店当学徒。

李亚声起早摸黑忙忙碌碌，白天烧茶担水、上下铺扳、扫地抹桌、劈柴碾盐；晚上替老板打洗脚水、倒痰盂尿盆、拖地板，等店里灯熄灭后，方能上床入睡。一个成年人的杂役，全由他这个16岁的孩子承担，稍不如意，就被罚跪、毒打。为了生存，他只好忍受凌辱，有泪往肚里咽。悲惨的遭遇，不平的社会，在他那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非人的生活，促使他勤奋读书。他拿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购买《狂人日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利用工余时间埋头苦学，从中受到不少教益。一天深夜，老板娘发现李亚声的房间还亮着灯，就蹑手蹑脚走进来，劈手把书夺过来，骂道：“怪不得我的灯油干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偷着看书。”老板听到老板娘的吆喝，忙跑过来，把李亚声的书撕得粉碎，然后将他一顿毒打赶出店门。

参加学潮

1924年夏，李亚声进入武汉华中基督教初级师范读书。他一面勤奋学习文化知识，一面热情探讨社会现状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这期间，武汉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使李亚声开阔了眼界，增强了革命信心。李亚声再也抑制不住革命热情，于1925年夏毅然离开教会学校，转入襄樊的学运中心——第十中学就读。

6月14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襄樊，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慨。李亚声和同乡同学高如松一起，串联发动第十中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和教职工起来声援。次日，在他们的带动下，襄樊学生、教职员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撤传单、贴标语、登台演讲。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使襄樊地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篷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李亚声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如松、宋良猷等人组织第十中学、省立襄阳第二师范、鸿文中学等校学生500多人参加抵制日、德、英、美货的斗争，他们成立宣传队，上街宣传鼓动，呼吁全社会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五卅”惨案中的烈士报仇；并选派一批学生骨干深入到老河口、谷城等地进行宣传，清查洋货；还募捐4000多元现金寄往上海，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

李亚声的组织能力在这次学运中初露头角。1925年7月李亚声、高如松、严家钰等几位学生被谢远定作为首批积极分子发展为共青团员，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

投身北伐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中国共产党为造就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适应形势需要，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广州深造。1925年11月，李亚声被中共襄阳特支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政治讲习班学习。同月，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李亚声参加了这次战斗，目睹了国民革命军将士英勇作战、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风采。讨代胜利后，他回到军校即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话剧《东江血》，发表在黄埔校刊上。话剧揭露了阴谋家、两面派陈炯明的丑恶嘴脸，讴歌了革命军将士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26年，李亚声从黄埔军校毕业，由党组织分配到湖南常德地区开展农村工作。不久，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党组织又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根据党的指示，他一面做北伐战争宣传工作，一面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政策。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后，李亚声撤到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开展工作，“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担任暴动总指挥部后方总队长。部队进入广东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攻，潮汕战斗失利，部队被冲散。李亚声在撤退途中，巧遇朱德率领的革命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便随朱德撤退到闽赣边境。在二十五师期间，他帮助朱德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受到朱德的称赞。

李亚声在军校学习和北伐期间，已显示其政治才华和军事才能，襄阳和武汉的党团组织均致信团中央，要求调李亚声回鄂北工作，襄阳团组织致曾晓信中说：“去岁我地派往广州住政治讲习班之李绍棠兄，据他的来信说：六月中旬卒业。我校缺乏理论与实践运动经验的指导者，以致失掉了客观的革命环境，因此，望兄即速给广地方(原信如此）叫他毕业后，返里做事。”团武汉地委致团中央请调李绍棠回襄工作的信中说：“当地负责人嘱此间转请中央去函广州调李绍棠同学回襄工作。”

襄阳、武汉两地委的信，几经辗转，到1927年冬转至朱德部，当年底，经朱德许可，李亚声回到鄂北。

组织春暴

1928年春，鄂北农运形势相当严峻，特委的工作重心原放在襄阳、枣阳、随州一带，但那里离平汉路较近地处平原，敌人驻有重兵，所以数次准备暴动都没有成功。虽有小规模的暴动，也不能左右鄂西北的农民运动形势。鄂北特委根据地理条件，认为谷城地处武当山、荆山之间，山峦起伏，是个卧龙藏虎之地，计划把农民运动的重点放到谷城，但又缺乏领导干部。

李亚声回鄂北后，特委立即派他任中共谷城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高如松改任委员。

李亚声回到谷城，即于1928年3月初在盛康骆家坪一个深山凹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有2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会议除进一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外，李亚声重点强调了加强农民革命武装队伍建设和唤醒农民、普遍打击杀戮土豪劣绅问题。会后，李亚声等即分赴茨河、庙滩、当铺、盛康一带发动群众。

4月10日，在李亚声等人组织下，盛康暴动打响了，赤卫队 400余人一举攻占盛康镇，捣毁了盛康公安分局和烟酒分局。1928年4月21日，又发动茨河暴动，农民赤卫队攻占了金牛寺、茨河上街等地，给当地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

正当李亚声积级组织石花暴动和县城暴动之时，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在枣阳遭到敌人重兵围剿，形势十分危急。特委当即改派李亚声赴枣阳担任鄂北总队党代表，谷城县委书记改派鄂北总队政冶部主任李实担任。但是李亚声在谷城农民运动中的心血没有白费，半月后（15月18日），谷城即发生石花暴动，打垮了敌人1个团，打死打伤敌军团长彭怀玺以下300余人，夺获步枪数百支、钢炮3门。6月16日谷城又发生县城暴动，农民赤卫队和大刀会协同作战，苦战两个月，赶是敌人1个旅，占领县城。

领导学运

李亚声赴枣阳还未到职，革命军已被冲散。几经辗转，他于1929年1月来到上海闸北信义公寓未婚妻赵彬贞处。高如松在谷城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赵彬贞的热情接待。此后，李亚声和高如松一面寻找党的组织，一面寻找工作。不久，李亚声即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秘密开展党的工作。7月，李亚声因被指控为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经赵彬贞清教会出面保释出狱。上海已不能存身，1929年10月经上海党组织派遣，李亚声回武汉领导学生运动，公开身份是汉口汉宜公路筹备处职员。1930年2月，经党组织批准，李亚声和赵彬贞结婚，住处由汉口宝善堂迁到汉口洞庭街信义公寓内。

李亚声整日奔走在工厂、学校之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他几次深入武汉大学宿舍找学生谈心，还利用老同学关系到华中基督教初级师范学校进行秘密串联，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觉员。学运之余，他奋笔疾书，先后撰写了话剧《川汉铁路》以及诗歌、杂文等数十篇作品发表在《武汉时报》副刊上，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在他的笔下暴露得琳漓尽致。

1930年，李亚声参加了湖北省行动委员会发起的赤色五月总示威运动。

8月，为实现党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以武汉为中心全国总暴动计划，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将党团组织从上而下合并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桥口、汉阳4个区行动委员会。李亚声任汉口区行委委员兼秘书长，因他有卓越的学运工作经验，行委分工他负责学运工作。8月初，李亚声又参与组织了江汉关示威活动，武汉的学生运动在李亚声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得异常活跃。

但是，由于受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这些活动的开展暴露了党的骨干，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先后被捕。

1930年9月16日，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被捕后叛变，公开带敌捕人，直接破坏了汉口区行委和所属支部，先后共有数十人被捕并遭到惨杀，李亚声也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血洒江城

一天，李亚声到银行领取经费时，被宋惠和发现，特务跟踪后，摸清了他的住址。

1930年9月28日晚，白色恐怖笼罩着汉口，一辆满载国民党士兵的警车呼啸着朝洞庭街方向驶去。车在公寓门前停下，敌兵蜂拥而上。不一会儿，从里面带出一对青年夫妇，他们就是李亚声和怀孕8个多月的赵彬贞。

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敌人开始对李亚声和赵彬贞进行秘密审讯，由于他们对李亚声的革命活动情况掌握的线索很少，结果一无所获。1930年10月1日，即将分娩的赵彬贞由汉口基督教会保释出狱。10月4日，李亚声再次被审讯。

“李先生，只要你交出你所知道的共产党组织，我马上就给你自由。”

“我是共产党员，宁可不要自由，也不会泄露党的半点秘密。”

审讯官一听，像一头暴跳的野牛猛地站了起来，几个暴徒一拥而上将李亚声按倒在地。

重刑之下，李亚声昏了过去，鲜血从他的身上流了下来，映红了雪白的衬衫。几天后，一位洋小姐走进牢房，李亚声感到很惊讶，小姐急忙解释：“我是基督教传教士翟尔丝·巴得山，是受人之托前来保释你出狱的，李先生，只要你说一个‘悔’字就自由了。”

面对这位身着教衣，颇有风度的女教士，李亚声毫不掩饰地说：“翟尔丝小姐，我很想获得自由，也很想回到我的同志们身边，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正像你信仰基督教一徉，若有人改变你的信仰，你不觉得痛苦吗？所以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生将奋斗，死也不悔，我不会苟且偷生之！”

洋小姐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监狱。

审讯官又以高官厚实禄为诱饵，想让李亚声自首。

“李先生，你是搞学问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只要你能给我们写一份悔过书，我一定在上司面前好好保荐你，官位嘛，会比中共那边高！”

李亚声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大声说道：“难得你们这样看重我，好吧，我写！”

审讯官喜出望外，审讯室里忙开了，开手铐的开手铐，摊纸的摊纸，磨墨的磨墨，从审讯官到打手，个个瞪圆了贼眼，屏住了呼吸，迫不及待地盼着一份就要到手的邀功请赏的“悔过书”。

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审讯室，只有挂在墙上的吊钟滴答滴答的响声，伴和着李亚声沙沙的笔划声，一首滴着鲜血流传千古的革命“悔过书”就这样诞生了：“子弹上膛向所惧，刺刀闪闪心不惊，吾为民族坐牢房，死而不悔为革命！”

英勇就义

1930年10月28日凌晨，年仅29岁的李亚声在武昌英勇就义。

1984年谷城县委、县政府将李亚声烈士的遗骨从武昌迁回谷城三岔路公墓。1990年10月28日，在李亚声英勇就义60周年的时候，谷城县委、县政府又为李亚声树起了烈士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

2009年10月28日，谷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暨李亚声烈士塑像揭幕仪式在革命老区——茨河镇亚声中学隆重举行。 县老促会会长周明璧向李亚声烈士亲属李健楠颁发襄樊市“双十”评选活动组委会评选李亚声烈士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奖杯和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