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

人物概述(自学成才 海内名儒)

学术思想

人物概述

生平事迹

李二曲（1627—1705）明清之际哲学家。名顒，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自学成才

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海内名儒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

学术思想

李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地强调一个“实”字，注重实修。他说，所谓实修，就是要能“悔过自新”，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都不如“悔过自新”这四个字目的明确。他说：“悔过自新”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现在人们的通病，就是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廉耻之心丧尽。因此他说，人们再也不能空谈了，而要注意“悔过自新”，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一个人只有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

李颙不仅十分重视实修，而且非常重视实学，实用。他说，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利于身心修养方面的书，而且要读对实际工作、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书。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李颙还认为，读书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异学之言，只要它有益于人的身心修养，也不妨采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讲过的，后面的圣人却说出来了；有儒家学者没有说过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学者却偶尔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该接受，而不应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他在谈到农业的耕作方法如何做到因时制宜、方法适当时，指出不仅要读中国人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徐发仁的《水利法》，而且要读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他主张将这些书的要点广泛地张贴在农村、交通要道，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以便使他们懂得如何操作，从而充分发掘土地的潜力。李颙在学术上的这种看法反映了他治学的开明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颙不仅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反对真理只能由圣人垄断，凡人不能有所发现的传统观点。他说：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发现而后面的圣人却发现了的；有贤人没有发现而普通人却发现了的，不要以为出身贫贱的人就不能发现真理。他曾举出许多出身微贱的古人和明代学人为例，说明只要肯用心钻研，不论是圣贤还是平凡人，在学问上都可以有所成就。今天看来，李颙这样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颙不仅主张要读有用之书，而且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实行。他曾经说：走路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空谈理论，而轻视实行，那就像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样，难免是要摔跤的。这种重实行不尚空谈的作风，正是李颙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墓在陕西周至县城。

附：《悔过自新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人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渐剥渐蚀，迁流弗觉，以致卑鄙乖谬，甘心坠落于小人之归，甚至虽具人形，而其所为有不远於禽兽者。此岂性之罪也哉？然虽沦于小人禽兽之域，而其本性之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末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顾人自信不及，故轻弃之耳。辟如明镜蔽於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又如宝珠陷於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诚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则垢尽秽去，光体宝气自尔如初矣，何尝有少损哉！

世固有抱美质而不肯进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弃。迨其后虽明见有善可迁，有义可徙，必且自诿日：“吾业已如此矣，虽复修善，人谁我谅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类禽兽之分，只在一转念间耳。苟向来所为是禽兽，从今一旦改图，即为人矣；向来所为是小人，从今一旦改图，即为君子矣。当此之际，不惟亲戚爱我，朋友敬我，一切人服我，即天地鬼神亦且怜我而佑我矣。然则自诿自弃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

或曰：“从上诸宗，皆辞旨精深，直趋圣域，且是以圣贤望人；今吾子此宗，辞旨麄浅，去道迂远，且似以有过待人，何不类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矣。吾人所以不得至于圣者，有过累之也，过减则德醇矣。以此优入圣域，不更直捷简易耶？”

疑者曰：“《六经》、《四书》，卷帙浩繁，其中精义，难可殚述。‘悔过自新’宁足括其微奥也？”殊不知《易》著“风雷”之象，《书》垂“不吝”之文，《诗》歌“维新”之什，《春秋》微显阐幽，以至于《礼》之所以陶，《乐》之所以淑，孔曰“勿惮”，曾曰“其严”，《中庸》之“寡过”，孟氏之“集义”，无非欲人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同》、《青囊》，皆前圣已效之方，而传之以救万世之病，非欲于病除之外，别有所增益也。曰：“经书垂训，实具修齐治平之理，岂专为一身一心，悔过自新而已乎？”愚谓：“天子能悔过自新，则君极建而天下以之平；诸侯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举统摄焉！”

杀人须从咽喉处下刀，学问须从肯綮处着力。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已，苟真实有志做人，须从此学则不差。

天地间道理，有前圣偶见不及而後圣始拈出者，有贤人或见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证，斯已耳。予固庸人也，懵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探精研中，忽见得此说，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他，故敢揭之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犹恶贫女之布而甘自冻者也。

前辈云：“人生仕宦，大都不过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愚谓：“舍悔过自新，必不能立身，亦非所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达福善祸淫之理，每略躬行而资冥福，动谓祈请醮谢，可以获福无量。殊不知天地所最爱者，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积善之家也。人苟能悔过于明，则明无人非；悔过于幽，则幽无鬼责。从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则必浩然於天壤之内，可以上答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二曲集》简介

李颙 (1627—1750)，字中孚，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因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李颙生于关中，生平提倡讲学，为关中学者推崇，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是明清之际很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之一。　《二曲集》中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概括言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颙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颙自作的。这部《学髓》有图有说，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个体内在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主宰，“人人俱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见驴，是以谓之百姓。”以为此本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由此，《学髓》提出“无念之念，乃为正念”的观点。所谓“无念之念”，即不带有物欲的念虑，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无二，不与物对”，纯然是天理，没有理与欲的二者对立。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实践过程和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发而为言，见而为行，可则可法，事业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无事。有为之为，君子不与也”。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道德哲学，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推向绝对的内心静境，要求学者固本守真，“理欲两忘，纤念不起，犹镜之照，不迎不随”，只有这样才有本体存在，才谓“绝学”。才谓“大德敦化”。　基于这种本体认识的功夫之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十分接近于明代王艮的“心斋’、聂豹和罗洪先的“主静归寂”，以及邹守益的“本体戒惧”，其功夫的起点是斋戒，这是“神明其德”的要务，要在使念虑齐一，防非止恶，肃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严正。其基本功夫是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一日要求三次静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以为通过静坐工夫的修养，一当达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体”“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展现本体的真面目。“至此，无圣凡可言，无生死可了。”也就是达到纯乎天理而绝无人欲的境界。《学髓》以为这种境界正是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致周惇颐的“立极”、程颐的“识仁”、朱熹的“主敬穷理”、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体认”等所讲的境界。这就学，就是学髓。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总之，李颙的《学髓》从教育哲学方面，把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和“存理灭欲”方法论推到了一个彻底的神秘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与他以“慎独”避世，决心不与清朝廷合作，而同时又找不到安身寄托的心境很有关系，在道德修养实践中，其“学髓”理论与功夫都是很难奏效的。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颙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功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功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颙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故“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　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二曲集》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颙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颙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目的的。读《四书》、《六经》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　《二曲集》虽成书于清初，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而猛烈攻击王阳明学，同时在广大学者中也极力贬低阳明学。在这种情况下，李颙却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正是“明体适用之学”，《富平答问》指出：后世学者都不善学阳明学和朱子学，以为朱王之学水火不相容，这是相当错误的。阳明学有“明体”的作用，而朱子学有“适用”的意义。故“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只有这样，才能“明体适用”。李颙认为，为学能否以“明体适用”为根本，关系到儒学的明晦。“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辞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由此可见，《二曲集》所论述的“明心、体理、修身”之学，乃是所谓“明体适用”之学，其作用与意义在于“治乱世”、“醒民心”。　（四）“明体适用”之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　《二曲集》在《体用全学》中，将学术分为“明体类”和“适用类”。属于明体类的学术有：《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以为这是“明体中之明体也”。此外还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等，这些是“明体之功夫也。”指出：“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文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除上述著作外，还有《邹东廓集》、《王心斋集》、《钱绪山集》、《薛中离集》、《耿天台集》、《吕氏呻吟语》、《辛复元集》、《魏庄渠集》、《周海门集》，也可以作为参考教材。　“适用类”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辛复元《衡门芹》与《经世石画》、《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指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上述所列的学术著作来看，《二曲集》所主张的“明体适用”之学，其所谓“体”即指道德心性的修养，而“用”则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地理等的应用。在每部书之后，李颙都写了按语，指出每部书的性质和意义，在“明体”或“适用”方面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些反映了李颙的学术价值取向，最明显的是他把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的著作看成“明体中之明体”，而把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只看成“明体中之功夫”，反映了他倾心于“心学”。在《答顾宁人先生》论学书中，李颙指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既要明道存心，又要经世宰物，则只辨古今疑误字句，考据训诂，或求于口耳见闻之间，只是求末。由此可见，李颙虽大谈道学心性修养，但他是以实用为指归的。尤其在“适用类”方面，他把《经世挈要》、《武备志》、《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列入教材范围，这表明他对实际学问的确实关心。如《经世挈要》一书，其内容涉及屯田、水利、盐政以及国计、选将、练兵、车制、火攻等。《武备志》的内容包括古今战阵以及用兵之法，其中《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是古代兵家的经典著作。而《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都是当时的科技新书，他把这此列入教材，表明他的“适用”之学是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的。　在《读书次第》一文中，李颙为学者开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清单，书目共34种，此外还提到作为参考的书目数十种。《二曲集》不仅列有这样详细的书单，并指明每种书的意义，而且在《关中书院会约》、《学程》等文中，根据教材内容的深浅难易及其内容结构，按照教学程序及教学心理特征，列入了很有价值的教学计划，对学习次序、知识与心理准备、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教学原则方面，《会约》与《学程》提出了“奋志求新”、“默坐澄心”、“自体自认”、“问思辨明”、“切问近思”、“联会切劘”等。　《二曲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名著，应当说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的。在学术思想方面，它提倡明体适用、真体真用之学，提倡学以经世宰物，主张结会集社，提倡以经世致用为读书目的，批评当时学者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既有其理学家的保守性，又有其重实际的一面。在价值取向上倾向陆王心学，主张学术兼容并包，在“明体适用”的原则下改造教育内容。这些应当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二曲集》所主张的默坐澄心、悔过自新、明心识体等道德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具有唯心论的神秘色彩和封建禁欲主义本质，这些是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启蒙思潮不相容的，表现出它的落后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