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东干族 |
| 释义 | 东干族是中国回族的后裔，其主要来源是19世纪末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起义残部。在120余年的历程中，由于生存需要和受教育的结果，使这个原本操用单语的民族群体渐变成了一个多数人能够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民族，并且由于语言环境和教育的原因，部分东干族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民族的语言。同时，双语化进程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凸显出来，又使东干族认为东干语这一从语言学特征上讲的是汉语西北方言特殊变体的语言就是东干族（回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观。 一、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 1.过境初期到卫国战争前夕的单语时期 东干族在最初过境的几十年间，能够掌握俄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是极少的。迁来初期，东干族人数较少，又聚居在一起，多数人整日耕作，劳作于田野，能够接触到俄语等其它语言的机会也小得多，加之中亚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当地民族的接触也十分有限，相互协作的机会也比较少。而且在当时生存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沙俄政府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苏维埃政权对教育没有投入过多的注意力，整个东干民族很少有人受到正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所以整个民族直至卫国战争前夕仍处在单语时期。据一些老人回忆，当年卫国战争（1939年—1945年）爆发初期，乡庄上去当兵的青年人都不太会说俄语，有的去了战场后，往家写信，使用的还是“消经”文字。在这一阶段，也有极少一部分人掌握了俄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如外出受教育的年轻人或常与外界接触的商人等，但这些人仅占东干民族的极少一部分。诗人黑牙•拉阿洪（70岁）曾回忆说他小的时候，乡庄上如果谁会说俄语，旁人都会当稀罕事来看待。因此直至二战前夕，东干民族仍是单一语言民族。 2.卫国战争期间到七十年代的双语过渡时期 二战前的三十年代，苏联中亚地区的教育事业已经有所发展，东干民族的双语化进程已开始初现端倪。但由于战争原因，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教育一时没有保障，东干族暂时也失去了在教育中接触俄语这样一个双语化的机会。但这一时期的战争对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有着催化的作用。因为战争使苏联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空前团结，形成了反抗法西斯德国的巨大的、统一的力量，东干族作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和其它民族一道积极投身于保卫祖国和战争后恢复经济的工作中，这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俄语和其它民族的语言，这一共同奋斗的时期可以算是东干族双语化的初始阶段。 战后经济逐渐恢复后，东干族从此也开始了快速的双语化进程，这一进程的主要催化剂便是教育。因为战后前苏联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东干族也和其它民族一样，开始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并开始频繁接触俄语。因为在东干族就读的学校中，除东干语和外语（早前外语也少有开设）以外，所有课程均为俄语讲授，这样使新一代受教育的东干年青人能够系统地学习俄语并使用俄语学习其他文化知识，再者俄语作为族际共同语在中亚有极强的社会功能，这样使俄语迅速成为东干族的第二母语，东干族中掌握俄语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总数为19837人，95.4%的人认为东干语是母语，同时掌握俄语的人的比例也已达到52.9%。哈萨克斯坦东干族总数为17283人，94.7%的人认为东干语是母语，同时掌握俄语的人数比例也已达到43.3%○1（P252-253）。到1979年，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总数为26661人，掌握俄语的人为17639人，占总人口的66%。○2（P260-261）这样的比例已说明在东干族群中，双语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东干族已经从单语民族过渡到了半数以上通晓另一种语言——俄语的双语阶段。这一时期是东干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是东干族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双语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 3.八十年代至今的双语发展完善时期 自八十年代以来，东干族的双语化范围也逐渐覆盖了整个民族，今天的东干族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兼通俄语的双语民族。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总数为51，800人，15岁以上人口为30，993人，这组人中认为东干语是自己母语的为29，985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97%，掌握俄语的为28，360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80%○3（P31）。笔者在五个东干族聚居点（阿列克山德洛夫卡乡、米粮川乡、马三成乡、尔德克乡、比什凯克市）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300个12岁以上的东干族人中，熟练掌握俄语的人数为28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93%，不太熟练或基本不会俄语的为19人，仅占7%。这些人无一例外均为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由此看来，俄语日益成为东干族重要的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俄语渗透到了东干族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东干族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东干族今天已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兼用母语和俄语的双语民族，这中间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越普及，双语化程度也就越高，当然现今各种传播媒介也在双语化进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东干族最典型的双语类型是东——俄双语，同时也有其它一些双语类型。中亚地区是多民族、多语言的交汇地区，尤其是突厥民族的语言如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等也是使用较广泛的语言，东干族在和操用这些语言的民族长期相处、共同合作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因而东干族中兼通东、俄及突厥语言的多语人也不少。这种现象有较强的地域性，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东干族兼通乌兹别克语；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市，东干族多兼通哈萨克语；在哈萨克斯坦的潘菲洛夫（现撒马尔）等地，东干族多兼通维吾尔语；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库里市尔德克乡，东干族则多兼通吉尔吉斯语。这些突厥语言均为地域性的强势语言，因而易被东干族所掌握。统计资料表明，1999年，吉尔吉斯坦15岁以上的东干族为30，993人，掌握了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的共4，285人，占这一人群的13%。○4（P31）在笔者的抽样调查中，300人中兼通吉、哈语的为922人，占30%强，而且60岁以上老人明显多于年轻一代，92人中占了57人。这些兼通吉、哈语的东干族或母亲一方为吉尔吉斯或哈萨克族，或曾经就读于吉语或哈语授课的学校，或是通过日常接触到的。目前对新一代东干学生来说，兼通吉、哈语又多了一条渠道，那便是在学校学习。因中亚国家独立后，小学教育中都加上了民族语言如吉、哈语的课程，东干学生就读的学校也不例外，因而今后东干年轻一代兼通这些突厥民族语言的情况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二、双语化进程中的母语丢失现象 在观察东干民族双语化的进程时，东干族丢失的母语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一现象是伴随着东干族双语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最为典型的便是奥什地区卡拉松乡（原塔希洛夫集体农庄）东干族群体整体丢失母语的现象。这批东干族的前辈是1878年在回民起义领袖马大人的率领下过境后经纳伦到达奥什的，后来其中一部分继续北上至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地区，剩下的一小部分则一直生活在距奥什约15公里的卡拉松乡，由于这批人人数较少（目前也仅有2000至3000人），又处在高度聚居的乌兹别克人中间，从事着乌兹别克人的传统行业——种植棉花，而且他们远离其它东干族的聚居地，多与乌兹别克人通婚，因而渐渐乌兹别克化了，乌兹别克语渐渐取代了他们的母语——东干语。资料显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奥什东干族虽然还有会讲东干语的人，但已很少使用了，主要使用乌兹别克语，东干族与当地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婚的现象也很常见○5（P49），而现今那里已很难找到会东干语的东干族了。而且较为特殊的是，由于乌兹别克语是这一地区的强势语言，使用功能强于俄语，因而这里的东干族也不怎么会说俄语，乌兹别克语已经成了他们的母语和社会活动中使用的主要语言，纯东干族家庭使用的也是乌兹别克语。为了恢复他们的母语，八十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曾专门派遣了一位东干语教师去为孩子们教授东干语，但最终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6（P63-64）。这是东干族中唯一一支聚居但遗忘了母语的人群。 除卡拉松乡外，东干族遗忘母语的现象在城市散居的东干族中也可以观察到。根据最新统计材料，吉尔吉斯斯坦15岁以上东干族为30，993人，其中认为其它语言而不是东干语为母语的有1008人，占这一人群的3%○7（P31）。这些比例都说明，在中亚的东干族当中，确有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已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将俄语或其它民族的语言当作了自己的母语。 母语丢失现象也是伴随着整个民族双语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因为高度双语化后，这一群体中部分家庭，会因种种原因，仅使用一种语言，从而从根本上使儿童无法在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多掌握一门语言，从而造成单语人的产生，进而造成整个群体的单语化。 三、东干族民族语言观的形成 在中国，汉语是回族的母语，回族本身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回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重要标志便是来源不同、语言各异的穆斯林都开始操用汉语，同一个民族有了同一种语言。当然，回族在中国分布极广，他们处在哪里便同哪里的汉族一样操用当地汉语方言。如西北地区回族操用西北方言，云南回族操用云南方言。东干族使用的东干语，无论从来源上讲，还是从语言本体角度观察，仍然是中国陕甘方言的一个特殊变体，是汉语的一支方言，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它不仅是自己的母语，而且也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既他们常说的这是回族话，不是汉话。这种看法在西北地区回民当中也存在着，其主要原因是西北地区往往在同一区域内，回、汉民操用同一方言时，也确实有一些差别，这种差别除回民语言中的波斯语、阿拉波语借词外，还有一些如声调或简单谓之为“腔调”的区别，如甘肃临夏（河州）方言就有回族腔、汉族腔的区别○8（P61），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汉语方言也有回民方言和汉民方言的区别○9（P5），这些差别使得回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同一区域的汉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这种差别并没有使回族认为自己所操用的方言就是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并没有产生民族语言的意识。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所操用的这种语言就是回族的语言，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语言意识是特殊条件下母语意识强化的结果，这种母语意识是伴随着其民族的双语化过程而逐渐被强化了的。每个民族总希望自己民族特点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能够保留下来。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多数民族自认的本族文化中核心的区别性特征。因此从内心的愿望来讲，东干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在着强烈的保存意识，并认为它是自己这个群体区别于周围其它民族的典型性标志，因而从意识上强化的了它的独特性和民族性，这是他们民族语言观形成的内部因素。同时，还有许多外部因素使这一观念更加固定下来，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个唯一性”和“两个特殊性”。 “两个唯一性”中的第一个“唯一性”是指在中亚地区唯有东干族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区别东干族和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与东干族共同生活于中亚的其它少数民族没有可能接触到其它操用此类语言的中国境内的汉族，而且在中亚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是单一的东干族，因而自然地将这个语言和这个民族等同起来，包括东干族本身也是基于这种唯一性，而将这种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民族语言的。 第二个“唯一性”是指东干族（绝大多数东干族）的母语只有东干语一种（虽其内部有陕、甘方言的差别，但因都是西北方言且都为回族使用而相互认同）。这种情况是相对于中国回族来讲的。在中国，回族使用地域方言，也使用普通话。在他们看来，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汉语的方言，这是他们时时都能感觉到的。而东干族自移居中亚以来，同汉语的大环境隔绝，完全没有了超方言的普通话的影响，因而也没有将自己所操用的语言归为汉语的一种方言的意识。加之多年隔绝，目前东干族（尤其是与操普通话的中国人打交道少的人）在听普通话时也有理解上的困难。因而既使他们知道他们操用的是与汉语陕甘方言很近的语言，但仍情愿把自己的语言看作是不同于汉语的自己民族的语言。上述两个“唯一性”结合起来，即在中亚只有东干族讲这种语言，东干族只说这种不同于汉族普通话的母语，因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母语既本民族语言的观念。 “两个特殊性”之第一个“特殊性”是指东干语脱离汉语独自发展后，各方面都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如明清口语词汇的留存、大量俄语借词的借入、新的词汇、新的句式的产生等这些既不同于汉语普通话也不同于西北方言的特点使得人们认为他们操用的已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一种另外的语言。再加上东干族的语言里还有许多波斯语、阿拉波语借词，以及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表达句式等，如“知感胡达（感谢胡达）”、“尊护教门（维护宗教信仰）”、“封斋”、“捞油香（炸油香）”、“念索儿（念一段经文）”、“望埋体（在寺中吊唁死者）”、“帮不答下来（做完晨礼后）”等在汉民语言中不使用，而在回民中具有广泛认同感的表达方式，这些构成了东干语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使得东干族对自己语言的民族特殊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二个“特殊性”是指东干族使用拼音文字已有了70余年的历史，东干族对汉字已非常陌生，除在校专门学过汉语的学生外，几乎没有会汉字的。这样语言不通（或互相难懂），文字各异的历史事实使东干族形成了东干语不同于汉语的印象。这几种因素相加起来，使得今天中亚的东干族将自己的母语视为东干族（回族）的语言，产生了民族语言的意识。加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东干族从心理上也有同样的要求。再者，东干族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被承认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因而其语言也取得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因此尽管我们从语言本体角度认为东干语仍保留着西北方言绝大部分的特点，是汉语西北方言的特殊变体，我们仍然愿意尊重东干族对自己的母语的热爱，并考虑到与社会语言学相关的一些因素，将东干语视为中亚东干族的民族语言。这一语言观念的特殊性也是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的一个很大区别，是我们在研究双语现象及民族语言心理过程中应当更多关注的一个内容。 注释 ①N•尤素波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苏联东干族》[M]，伏龙芝，1977年。 ②A•奥鲁孜巴耶娃《吉尔吉斯人的语言生活》[M]，优龙芝，1983年。 ③④⑦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吉尔吉斯共和国1999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登记汇总》[M]，比什凯克，2000年。 ⑤X •尤素拉夫《奥什川卡拉苏地区的塔西洛夫集体农庄》[M]，优龙芝，1971年。 ⑥M•王斯万诺娃《东干族：人物和命运》[M]，阿拉木图，2000年。 ⑧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临夏方言》[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刘俐李《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M]，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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