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七门堰 |
| 释义 | § 历史 根据《汉书》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其伯兄子刘信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同时，他还在七门岭之东（即七门堰灌区下方），修筑了乌羊堰灌田一万余亩。“曹责堰”灌田两万余亩。”以上就是所谓“七门三堰”。 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派刘馥为扬州刺史（注：不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守淮南，大开稻田，”当时，七门堰因为年久失修，水利几乎全废。刘馥“循汉羹颉侯故迹，”“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三国志·魏刘馥传》：“广屯田，兴治芍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这里的七门指的就是七门堰水利工程。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兴治七门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间（1426）。县令刘显，“事课农桑，增开水利，”他除对七门堰水利工程进行了“细增疏导”、扩大了灌溉面积外，还“定引水例，董以堰长”，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 自刘显以后的几百年间，对七门堰的水利工程还有几次更治，现在有志书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令义官濮钝之率民整修龙王、三门等荡，引水坑旱，获丰收；万历乙亥 年（1575年），知县姚时邻治农主簿赵应卿“舍郊野，历险阻，遍故老田叟诹之，直穷水之故道，”于猪板山下筑十丈陂，沟通七门堰，扩大灌溉面积，清嘉庆初（约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开引水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忙水之利。”但他们所进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规模和影响都不能和刘信、刘馥、得显所创造的业绩相比，所以舒地后，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于七门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赋诗作记，以为纪念。[1] § 特点 七门堰不仅具有历史悠久、工程浩繁的特点，而且在水利科学上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 明吏部尚书秦民悦在《重修七门堰记》一文中写道：“七门、乌羊、曹责三堰，分治为陂为荡为沟凡二百余所，浇灌沐邑之田至二千顷之上，譬之人身脉络自泥丸至九窍百骸下抵涌泉，无运不届者。这就是说，刘信在兴建”七门堰“时，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利用陂、荡、塘、沟，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网，这在二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聪明和才智。东汉末年，刘馥在重修七门堰时，不仅注意扩大灌溉效能，而且还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涝结合在一起。如对乌羊堰的治理就是一例。他考虑到乌羊堰上游“沙湾之地利在泄水”则“不必治其源，但当疏其委矣。”所以志书记截，“兴利莫先于七门、曹责诸堰，浅者 睿之，塞者疏之，倒灌者闸之，泛滥者堤之，则利兴矣。”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到了明代，经过全面更治的七门堰，已形成了苏家荡、蛇头荡、洪家荡、银朱荡和黄鼠荡等为上五荡，以三门荡、洋萍陂、八棱沟、黄泥荡、大格荡、新荡、马饮荡、焦公荡、柳叶荡和鹿角荡等为下十荡灌溉系统。 把灌溉和蓄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长藤结瓜。”当时，还制定了“上五荡用忙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七月底称为忙水），“下十荡用闲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止引蓄塘水灌溉称闲水）的用水制度。同时还规定了用“正夫水”（即全使堰水的田亩）和“挂夫水”（以塘水为主堰水次之的田亩）的水费征收标准。虽然因为每年忙闲水区分严格，但互不调剂，往往上余下缺，常有械斗，但是由于管理制度的完善，一般能“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至夫望，”所以“虽旱魃为虐，他邑则受其害，此则时栽芸耨，坐庆西成。”这就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七门堰抗旱灌溉作用。清人高华在《三堰余泽赋》中定道：“山庄日丽，葭屋云兰，田分上下，亩尽东南。 谛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盖由源泉不竭，涵濡有余。惠泽灌千区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万世若随仙令之车。”这里把当时农村现实描写得如此的一片升平，当然未必恰当，但确也描绘出了七门堰灌区农村的绮丽风光。这也说明了七门堰的水利，为杭埠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人称七门堰为“三堰余泽”并誉之为“龙舒八景之一”是有道理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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