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京房 |
| 释义 |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京房之所以驰名于中国学术史，是由于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易》作为中国学术源头之一，研求者代不绝迹，京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延寿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汉书·京房传》概括焦延寿的学术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 § 简介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汉元帝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元帝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开元占经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元帝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 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京房既要讲灾异，就要观察、了解灾异，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发现。例如，《开元占经》卷九“日食而珥有云冲”一节记载京房的话说：“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蚀，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 § 个人概述 汉代律学家 。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 。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西南）人。本姓李，字君明。汉元帝时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曾学《易》于孟喜门人焦延寿，有《京氏易传》三卷传世。 § 职业生涯 京房曾提出六十律学说，是为京氏律。其原理基于先秦的三分损益律学，其目的为探询变律，求还原于始律黄钟，以解决旋宫问题 。 他提出“ 竹声不足以度调”，应采用以弦度律的理论。 京房的变律生律法是以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正律后，继续以此法生出第十三律“执始”，再反复生律至第六十律“南事”。其中第五十四律“色育”比始律“黄钟”仅高3.61音分，解决了“色育”均七音在听觉上合于黄钟均七音的旋宫难题。京房的微分生律法对中国后世律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晋荀勖的十二笛律、南朝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南朝宋何承天的新律、宋蔡元定的十八律、明朱载堉的新法密律（十二平均律学说），都与京房的学说有继承、发展的关系。 § 贡献 京房在科学史上，京房的地位还得益于他的音律学造诣。《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并非夸张之辞。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汉书·京房传》），遂以京为姓。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对音律的迷恋。 在音律理论方面，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们采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用这种方法，当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对此，京房采用了扩展十二律的解决办法。根据传统的三分损益法，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这样依次相生，最后是无射生中吕，就得到了十二律。京房则从中吕起继续往下生，直到六十律为止。其实，六十律并非京房的发明，《后汉书·律历志》明确记载汉元帝派人向京房问律，“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法”。由此，六十律是焦延寿之所为，京房的作用在于把这一方法介绍给了社会。 采用六十律相生法，当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时，已与出发律极为相似，可以周而复始了。可是，焦延寿、京房为使律与历相结合，一定要凑成六十这一整数，使得“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后汉书·律历志》）这当然是牵强附会。而且这种定律法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因而无实用价值。这种定律法的价值在于理论上给人们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极微小的音差来变换音律。 京房在乐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过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对应于宫、角、徵、羽。京房加商于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后上部，便于按指吹奏。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京房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准”的定律器。《后汉书·律厉志》记载了京房发明“准”的缘由及“准”的具体形制： “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在“准”发明之前，音律标准器主要由竹子制成，但竹管充当标准器，有其不足之处，即“竹声不可以度调”，很难通过调节它的长度来审音。由此，京房发明了“准”，“准”的结构原理类似于瑟，它有十三根弦。我们知道，瑟的一弦一柱，其清浊全凭移柱来定。现在“准”的十三弦亦各有柱，可以通过移柱调整各弦振动频率。京房以合于黄钟管音的中弦为其余十二弦的准则，由于其余诸弦粗细相同，张力相等，因此就可以用它们的长度来审音。《后汉书·律历志》对此总结说：“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京房改管为弦作为定律器，还有另一目的：用以证其六十律。把音律学理论与乐器改造相结合，这种努力应予肯定。 《后汉书·律历志》在介绍京房的音律学见解时说：“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我们知道，王莽托古改制，曾指派刘歆组织精于律历学者讨论度量衡音律之事，后来刘歆把他们讨论结果呈报皇帝，此即史书上所谓的刘歆“典领条奏”。现在，京房“言律详于歆所奏”，这一评价表明，京房的音律学造诣及贡献的确很高。他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应该的。 § 京房的《易》学家有二 《京氏易传》一、第一位京房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当在公元前的二至一世纪之间。治今文《易》，学于西汉最早立于学官的《易》学博士杨何。曾官太中大夫、齐郡太守。曾为梁丘贺之师，但其学无传。《汉书·儒林传》记梁丘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唐颜师古注曰：“自别一京房，非焦延寿弟子。” 二、京房(前77一前37)，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治今文《易》，学于孟喜门人焦延寿，为西汉今文《易》学中“京氏学”之开创者。汉元帝时立为博士，好讲灾异，屡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之得失。因劲奏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不久，又遭石显等举奏以泄密、诽谤政治等罪名，被杀。 其学说长于以《易》言灾变，以六十四封、三百八十四爻，与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互相配合，从每候、每日的寒温、清浊附会人事的善恶吉凶，行占验，以明所谓“天人感应”之道。在乐律方面，认为“竹声不可以度调”，创十三弦“准”以定律，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成六十律。著作今存有《京氏易传》三卷；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王保训辑有《京氏易》八卷，黄爽《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辑录。 § 参考资料 1.http://www.zh5000.com/ZHJD/zgrx/2006/rxrw/zgrx-0034.htm 2.http://www.xici.net/b96668/d514371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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