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道教医药学 |
| 释义 | § 正文 道教医药学 道教为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医学的成果,在内修外养过程中,积累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它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医学与药物学的精华，为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源流 古时巫、医不分。《世本》有“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谓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上古巫师皆职司巫祝且兼有医识及养生术者，后称神仙方士。他们所掌握的医药知识、养生术和其他方术，尔后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术，神仙方士亦衍化为道士。 东汉中叶，早期道教即以符咒治病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太平经》在阐述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时，就论述了精、气、神三者关系以及真道九首和守一之法，对天地、阴阳、五行、养生、药物、符咒治病等均有论证,强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详审”,开创了“下及庶人奴婢夷狄”的优良医德。魏晋以降，葛洪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理论,他在《抱朴子内篇》的《金丹》、《黄白》、《仙药》、《地真》、《至理》、《微旨》、《释滞》和《杂应》等篇中，概述了东晋以前外丹、行气、服食、守一、房中术等的基本概况。葛洪把“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列为“上功”。他鉴于穷乡僻地，平民有病无医、有方无药之苦，乃考诸家之说，集简便验方百余种，撰《肘后备急方》以救人于死，成为中国第一部急诊手册。齐梁间著名道士陶弘景以其阙漏未尽，又广采博搜，撰《肘后百一方》，使之“上自通人，下达众庶”。他精于医学、药物学，勤于炼丹，撰述丹书和医药、养生著作多种，如《太清诸丹集要》、《服饵方》、《本草经注》、《集金丹黄白方》、《服食草木杂药法》和《服气导引》等，对外丹、服食、导引、房中术等均有专门论述。唐初杰出的道教医药学家孙思邈，集唐以前医学（包括道教医学）之大成，以行医和修炼闻名于世，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以“千金”名其书为《备急千金要方》。他亲自采药制药，广泛搜集民间验方、秘方,对医学发展有较大贡献,后人尊其为药王。史载其著作有30余种，现仅存《备急千金要方》、《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和《枕中方》等,将道教内修理论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相结合;把调息、按摩、导引、行气等养生术纳入医疗技术领域，并将炼丹术作为制药手段。宋、金、元诸代，随着医学“四大家”（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补士派李杲、养阴派朱震亨）的发展，道教医学在历代行气、导引、胎息的基础上，以炼养阴阳，混合元气，缘参同炉火而发展内丹修炼的理论和实践。道教内丹家将人体比作炉鼎，将体内精、气喻为药物，以神烧炼，掌握运行方法，认为精、气、神在体内凝结成“丹”就能长生。内丹术的发展使道教医学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金元前后六百年中，内丹术成为道教医学的重点。当代已故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通晓内外丹经，著《静功疗养法》、《静功总说》等，指出静功重在“静”而不在“气”，古人希图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益寿，此说影响较为广泛。 § 主要内容 道教医学丰富而庞杂，其中与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共同核心的为服食外丹，作为广义的中国医学的重要内容有导引、调息、辟谷、房中和内丹修炼等养生术；另外还有一些带有神秘的巫医色彩的符、咒、祝、斋等。三者浑然一体，构成了道教医学的特色；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发展过程中，其精华部分对中国医学有很大贡献。 道教医药学 服食和外丹，指服食丹药和草木药。炼制丹药的原料有：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等。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知识，加深了对铅丹 (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 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两晋以后,采用炼丹方法制作的膏剂大量出现，如五毒神膏、续断膏、丹参膏、蛇衔膏等。中医外科的膏药制剂对治疗疮、疡、痈、疽等具有显著疗效，后遂成为中医外科的主药。现今广泛使用的红升丹、白降丹，以及乾坤一气丹、混元丹、金龟下海丹、毒龙丹等“玄门四大丹”，皆由道教医家所传秘法衍化而来。随着服食的发展,草木药逐渐加入丹药烧炼, 药物种类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本草药的发展。《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多为草木药服食方。陶弘景《本草经注》汇集药物达 700余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分类载药800余种,部分为唐以前本草学所罕见。道教医家的医疗实践为本草药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导引、房中之术，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早在战国时就作为方士之术而流行于世，后为道教承袭作内丹术并不断丰富，成为道教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陶弘景第一次把中国历史上的导引资料辑录为专集《养性延命录》。方士和道士以内修作为超尘拔俗、登仙升举的途径，从宗教角度解释闭视时眼睛的光感、运气时腹部的热感、入静时躯体的飘浮感，是体内“起火”，烧炼成“丹”，而有“羽化登仙”之兆。在大量的内丹术著作中，通过对人体的“气、气化、气血、经络”等变化规律的探索，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隋唐时太医署设立按摩师掌教导引之法。隋朝太医博士巢元方的名著《诸病源候论》在列举病因症候后，还列入导引治疗法，包括自我运气法。唐宋以后的中医理论重“形”而对“气”的研究略有忽视，但是道教的内修理论仍不断发展并得到了医家的重视。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评价著名道士张紫阳的《八脉经》时认为：“紫阳《八脉经》所载脉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道教医学的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兼修诸术，不执一方。认为坚持内修,能返本还元，调整阴阳，疏通经络，行气活血,增强免疫，以至益智延年。 以符、咒、祝、斋等作为治病方法，是道教医学中带有巫医色彩的一部分，本无益于健康。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医学科学不发达，人们误认疾病的根源是鬼神作祟，故《太平经》在论述医药摄养外，即有“欲治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之说。直到明代的《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仍有吞符念咒治疗“尸瘵（肺结核病）的记载，但无医药学上的实际意义。 § 关于道教医学 罗医生 的 关于道教医学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的程度之深，关系之密切，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道教在创始、发展过程中奉行的是一条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 早期道教把天人关系视为一一对应的反映关系，人间疾病是天上病灾的兆示、反映。以顺应天心、治疗天地之大病为己任的早期道教必然要高度重视人间疾病的治疗。要想救世，必先济人也就成为早期道教徒宗教实践活动的指南。 道教医学肇始于汉末道教创始时期，到金元之际全真道创教人一重阳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就将“合药”列为其中重要一条，予以明确阐述： 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一温一寒可补可泻，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著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不足今生招愆，切忌来生之报。吾门高弟仔细参详。 魏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义从早期“去乱世、致太平”的救世学说发展成为专注于企求“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这在道教理论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一转变的完成，使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就成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炼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修道长生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祛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正是在于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葛洪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即医生处方用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原则，选择和实施医疗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实用”的临床治疗学思想。这一颇有创意的治疗学思想，是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继承《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一些治疗学原则，诸如辨证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原则基础之上，在长期的济世行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以其独创性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治疗思想。 道教养生学的理论源于《道德经》，养生，又称摄生。“摄生”一词最先出自《道德经》五十章，云：“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披甲兵。”汉代河上公注渭：“摄，养也。”养有供养、养护、治疗、调养多种涵义。故养生一词引申为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 魏晋时期的另一位著名道医陶弘景在药物学和养生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认真整理和校订了《神农本草经》三百六十五味药，又选了《名医别录》所载的三百六十五味药，共计七百三十味药“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匹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本草经集注》。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系统收集归纳前人养生理论和方法而撰写的一部重要道教养生著作。陶弘景认为养生即是修道。他在《养性延命录》中引经据典，从贵人重生的道教生命哲学观出发，反复论述了养生在修道中的意义和必要性，强调养生与修道是统一的。所谓“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巳失生。”必须做到“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种将养生与修道视为一体的思想对道教影响甚深，为道教确立“生道合一”的基本教理奠定了基础。他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以预防养生思想。 陶弘景认为对疾病的预防要从身心两个方面入手，综合运用存神、服气、导引按摩、服铒、食疗、房中等手段。他所提炼出来的一整套养生理论和方法，既是对以往道教养生经验和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为道教最终形成修性与修命并重、动静结合、众术合修的医学养生模式打下了理论基石。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就将上述养生大要刊载于他的医著之中，成为道门和社会奉行的养生要则。 隋唐时期，随着道教修仙模式逐渐由外炼转向内修，道教与医学关系日益密切，许多道徒都自觉地将道教修炼方术与医学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援医入道，运用传统医学的脏象、经络、气血津液学说及诊断理论来指导内炼养生。 明清时期，道教医学丰富多彩的医学养生思想方法为医家普遍重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就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道教医学精华，道教医学丰富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宝库。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曾经给健康下过这样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宁的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症。道教医学强调理身与治心、养生与治国相统一，其理论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与挖掘，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造福人类社会 § 从中医典故看道教医学 道教医药学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其中董奉、葛洪、鲍姑、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怀隐、马志、崔嘉彦、刘完素、赵宜真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道教医学流派曾经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在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关于道教医学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中医典故的由来这一侧面窥见一二。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医有许多脍灸人口的典故如“杏林春暖”、“悬壶济世”、“捅井泉香”等，都与道教医家有关。 众所周知，“杏林”—词是中医界常用的词汇，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然而“杏林”一词典出汉末三国闽籍道医董奉。; 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有很高的道术和医技，与当时的华伦、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据《三国志•士燮传》注引，交州刺史士燮得恶疾昏死已三日之久，仙人董奉用自制药丸一粒塞入刺吏口中并灌入少许水，捧其头摇消之，食顷，昏死的刺吏便神奇般地张开眼睛，手脚也能动弹7，“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类似的记载详见于《神仙传》中，由此可见董奉医术的高明。 在诸多有关董奉传奇般的事迹中，最有影响的乃是他在庐山行医济世的故事。据《神仙传》卷十记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颗杏树。所以四乡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为医酬。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贩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正是由于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又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的话语来赞美象童奉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 与杏林一词相仿，“悬壶”也是中医行医的专用名词，典出《后汉书》及《神仙传》，与道医壶公有关。《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云：“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曰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后长房欲求道，随从人山中……”这段颇为神奇的记述也见于《神仙传》卷九《壶公传》中，声称“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于壶公……”壶公乃是东汉时一位卖药的老翁，有道术，善用符治病。因常悬一壶于市头卖药，“药不二价”、“治病皆愈”，故后世称行医为“悬壶”。这一典故流传甚广，至今人们日常语言中还有“你胡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样的口语。<; 此外，中国传统医学史上还有一则典故“橘井泉香”也与道医有关。这则典故说的是西汉时湖南一位叫苏耽的道人，身怀绝技，对母亲极为孝顺，后得道成仙。在成仙之前，嘱咐母亲，明年将有疾疫流行，到时可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治。第二年果然发生大规模疫情，他的母亲便遵照嘱咐，用井中泉水泡橘叶施救众乡邻，活人无数，一时传为佳话。这则“桶井泉香”典出《列仙传》之《苏耽传》，清代闽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就将其收入《医术名流列传》之中，流传甚广。至今湖南郴州市东北郊苏仙岭上的苏仙观、飞升石、鹿洞，以及市内第一中学内的杼井，都是纪念苏仙的遗迹。“橘井泉香”一词与上述 “杏林春暖”、“悬壶济世”一样，在中医学界脍炙人口。过去医家常常以“橘井”一词或橘、杏并用来为医书取名，诸如“桶井元珠”、“橘杏春秋”等，寓意深刻;。 总之，上述三则中医典故从一个侧面生动而又鲜明地反映了道教医学在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史上的深刻影响和历史地位。[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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