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世俊 |
| 释义 | § 参加革命 李世俊， 毕业于北京大学字子义，1901年9月19日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薛店村。1932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毕业后，即投身于屯垦事业，在包头晋绥军屯垦办事处任科长，负责组织实施绥西的农业开发，取得卓越成绩。1936年为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所觊觎，作为削弱和瓦解晋绥军基础的策略，是年冬以领“少将”军衔，负责筹办全国军垦为名，把李世俊召到南京置而不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穿了国民党的用心，带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农林科技人员于9月间投奔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先任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技正，国共两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后，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仍任技正。1938年经刘少奇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原有意让他回晋绥军做统战工作，后留延安曾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模范农场、筹办首届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及一、二届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会，展现了他丰富的农学知识和组织才能，不久升任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术室主任。 为陕甘宁边区发展植棉取得棉花自给 1940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削弱和困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军民为求生产自救，力争粮棉主要物资自给。李世俊受党和政府委托，带领唐川、姚作农、丁景才等对沿黄河的延川、延长、固临（由延安东部和宜川北部组成的新建县）3县进行长达59天的考察，发现沿河地区光热资源较内地为优。从民间保存的轧花车数量及纺织基础估算，在清末民初年间最盛时期的植棉面积约有8万亩，年产棉约60万斤左右。辛亥革命后，因连年地方不宁，旱灾频仍，植棉渐次减少。特别是1924年和1928年的大旱灾后，连棉籽都消耗殆尽，植棉与纺织业全遭破坏。后来又因洋布倾销，国民党“棉麦借款”，美棉大量进口，植棉无利，纺织业停顿，棉花、布匹全靠输入。报告提出，陕甘宁边区有150万军民，每年约需皮棉350万斤，以平均每亩产皮棉10斤计算，约需种棉35万亩，即能基本解决边区军民用棉问题。为鼓励农民种棉花，给农民算了一笔经济帐：如果每亩收10斤皮棉，每斤市价12—113，每亩收入为120—130元，比种粮食每亩收2斗谷子，每斗45元，合90余元，虽然比种粮费工也还合算。认为边区是可以自己种棉花解决穿衣问题的。 边区政府批准了在沿河三县植棉的报告，并任命李世俊为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李世俊利用山西商人关系，从河东购进棉籽10多万斤，以低价卖给或秋后无息归还棉籽的形式贷给农户，政府规定棉田3年内免征农业税或公粮，2斗棉籽可折1斗公粮，边区银行发放折实免利植棉贷款，春天照市价发放，秋天还棉花；并由唐川等编写《怎样种棉花》小册子和《棉花打杈挂图》印发下去。1941年棉田面积达到39087亩，1942年94405亩，1943年150087亩，1944年达29．5万亩，净产皮棉304．4万斤，约占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著名的延长县劳动英雄王生贵，1943年把4垧棉花地深翻6寸，比头年多上了100袋粪，每垧地50袋，进行合理打杈，结果1944年收了600斤皮棉，每亩合50斤皮棉，1946年全边区棉田面积达到35．1万亩，实现了棉花自给。 § 劳动模范 开辟南泥湾树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 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李世俊作为当时延安有军垦经验的农业专家，挑起了开发南泥湾的重担，调任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军委总农场场长。在此期间，他发挥自己的专长，从制定开发规划到具体实施，在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开发、造林护林、水土保持以及安置移民、积肥造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开辟道路建立市场等方面都做了具体安排。朱德总司令根据发展中涉及各方面的关系，亲自主持制定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参加南泥湾开发的党政军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不出两年，359旅和各生产单位开辟了1．5万余亩稻田和川坡地。不仅做到生产自给，还向上级和政府交了任务和公粮。人迹罕见的烂泥洼变成粮食堆满仓，牛羊遍满山的陕北好江南，大大振奋了边区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3年1月11日朱德总司令致书李世俊对他的成就给予赞扬，并希望他加倍努力，继续指导359旅和各机关生产队及农民完成新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2月2日二版以《南泥湾垦区新气象》为题，报道了垦区调整土地，扩大农场，改进生产技术的情况。李世俊一生注重实干，很少发表文章。可是南泥湾开垦出于例外， 他在1943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怎样领导和执行南泥湾政策》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南泥湾的土地分配、疏浚河道、治水节水、森林开发与保护、社会发展展望。著名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续范亭在《南泥湾纪行》的诗中有“窑洞满山军容壮，足食足兵自种粮。”还在《杂吟》中有“人民爱戴李主任，计划周详多辛苦。”王震将军称赞他为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能以总司令的精神贯注于南湾生产建设事业中，359旅干部对他刻苦努力的实际工作态度都十分尊敬。 § 农业事业 饱经战争创伤全力投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农村工作 1946年4月，李世俊受中央组织部派遣带领一个50多人的干部队伍，离开延安前往华东解放区。过黄河、经山西、绕道河北，行程几千里，历时4个月，步行到山东临时首府临沂时，华东解放区已成为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他先被任命为山东农业实验所所长，半年后又改任山东省实业厅农林科科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业务开展很难，机关工作人员大都被派出作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工作，李世俊也参加了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投入农村反封建斗争，进一步充实了农村工作经验。 1948年5月，李世俊调到华北解放区，当时设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华北财办要他先作冀中农村调查并参加解放区财贸会议，8月正式调任石家庄华北农业试验场场长。这段时间，李世俊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在团结干部、培养人才、蓄积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新中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准备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世俊于1950年6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担任计划司司长，参与国家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建国初期，中国农业生产因受多年战争影响，百废待举，特别是水利失修，兽疫流行，水旱病虫灾害频仍，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李世俊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力量，广泛启用和团结新老农业专家和科技人员，关心、爱护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工作条件，把他们吸收到国家农业建设迫切需要的岗位上来，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根据他的建议，农业部聘请了几十位知名农业专家作参加技术领导顾问工作，这批专家经常深入生产实际，解决了当时生产上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后来他又担任农业部植物病虫防治司、农政总局、宣传总局等领导职务。1951—1952年，他多次带领专家，河北黄骅和皖北等中华飞蝗的发源地区，配合当地政府采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把飞蝗消灭在尚未起飞的蝻阶段，为把蝗虫彻底消灭在起源地不至起飞危害，他大力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研制生产第一代农药——六六取得成功，为后来控制蝗虫及各主要害虫危害创造了条。李世俊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专家的尊敬和信。他们赞扬他农村工作的基础很扎实，坦荡无私，朴实无华，肝胆相照，正是他架起了一座联系党和知识分子的金桥，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请李世俊为科学院专门委员。同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赴苏参观团参观访问。随后作为中国植保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植保会议。1955年赴印度参加了亚洲国家会议。195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院校领导的指示，为加强农业部直属的八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李世俊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院长，1962年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常务委员、四川省农学会理事、重庆市作物学会理事长。 1961年10月确诊他患了肺癌，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当省、市和学院其他领导前往医院探视时，他还一再问到学院的教学工作、生产情况，和全院师生员工的生活情况。1962年7月得到医院许可，他回学院休息了一个星期，在短短的7天中，他不听劝告，每天都要和学院其他领导研究问题，还亲自到农场和农机厂指导生产，直到返回医院前一天晚上还召集农学系全体教师开会，研究布置工作，们看到他消瘦的容颜，艰难的步伐，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不仅关心学院工作，而且对省内各专区、县的农业生产也十分关心，他主动和专区、县取得联系，尽量协助他们解决生产上有关问题。 § 管理工作 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与西农师生共度三年困难亲自蹲点 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西南农学院在他领导下，积极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压缩了不够条件草率上马的一些专业和办学规模，进行了院系调整。他特别着力整顿实习农场，亲自蹲点，帮助农场领导调整生产组织，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明确生产责任，贯彻“多劳多得”原则，充分调动农场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劳动负担，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也得到显着提高，为学院培养更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创造了条件。 李世俊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对国家的公共财产，哪怕是一草一木也极为珍惜，到西南农学院后，每逢收获季节，经常带头拾麦穗。平时穿粗布鞋、补丁衣，和全校师生员工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和政治课教师欧阳世乾说到：“粮食确实不够吃，应该实事求是，教师每月21斤粮，不要说年轻人，连我也不够吃，只是遇到灾害，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他身体力行，提倡多种瓜菜，度过难关。农场为照顾他，趁他不在家送去一只公鸡，他回家发现后立刻送给园艺系老教授董时厚。为了使学生吃饱些，他亲自到大食堂帮厨，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拒绝学院对他特殊照顾。 李世俊刻苦学习的精神是众口皆碑的，长期以来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孜孜不倦，只要有空就看书，看报，看文件，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在他得了肺癌，动大手术前两小时还在钻研《资本论》，神情泰然自若，连医生也感到惊讶。这种学习精神，是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不断进步的源泉。 李世俊特别重视培养和爱护干部，重视人才，所有接触过他或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无不感到他对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经常教育青年人，如何认识和分析形势，如何抓住问题实质和主要矛盾，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发动和依靠群众力量去完成任务。他特别强调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对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方法作过细的思想工作，西南农学院有一位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长期存有顶牛情绪，经他推心置腹的谈心后说：“李院长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口服心服，语重如山，终生难忘”。一个叫唐泽厚的学生在追悼挽联上写道：“忠贞勤劳为革命，心直口快一老人；亲切关照慈母意，严格要求长者心。”正如西南农学院在他病逝后评价的那样：“对有批评有鼓励，抓工作既全面又重点，是严师又是良友。”对批评能以诚相见，直言不讳；对自己做错的事也勇于承担责任，从不争功诿过。他在病中与家人谈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表示了深深的内疚，如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问及下年病虫害防治费用需要多少钱？他随口说，需要5000万，这在当时来讲是一笔较大的数目，后来中央如数拨下这笔款，但分发到各省后，有的省并未专款专用，而被挪作他用，造成极大浪费，他对自己没有组织发放好，甚感痛心。 § 个人简历 1901年9月19日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薛店村。 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 1932—1937年任晋绥军在包头的绥远屯垦办事处科长，办理绥西屯垦。 1937年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筹备全国屯垦，领少将衔，未曾开展工作，即因抗战爆发离开南京。同年9月带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赴延安参加革命。先任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技正，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仍任技正。 1938年初为开展对晋绥军统战工作，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不参加工作单位的组织生活。 1938—1941年负责筹办边区模范农场，承办陕甘宁边区首届农产竞赛展览会，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会，并相继担任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1—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军委总农场场长，后任总部管理处处长。 1944—1945年由总部派驻从敌后调回边区整训部队协助安置和指导农业生产工作。 194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后，由中央组织部派往华东解放区，担任从延安前往华东解放区的干部队队长兼支部书记。 1946—1948年任山东省农业实验所所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实业厅农林科科长。 1948—1950年参加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华北财办召开的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后，派往石家庄，组建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华北农业试验场，并任党总支书记、场长。 1950—1956年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司长兼病虫害防治司司长、农政总局副局长、宣传总局副局长、农业教育局局长等职，在此期间，为团结知识阶层，作好党的统战工作，1951年由朱蕴山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之聘为中科院专门委员，并参加赴苏参观团访问苏联，率领中国植物保护代表团参加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植保会议，1955年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7—1962年任西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62年11月24日于重庆逝世，享年61岁。[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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