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旭旦 |
| 释义 | § 个人简历 1922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出生于江苏省 1924—1930年，就读江阴南莆中学，毕业时总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其间与任美锷合译《人地学原理》，由钟山书店出版。 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学任地理系助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江苏省北部区划地理”，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9年—1941年，经美返国，在重庆沙坪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开始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 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46—1947年，并任美国MarylandUnivercity访问教授。 1948年—1950年，继任抗战后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1950年—1956年，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苏联地理》；担任《地理知识》主编，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错划成右派，还以坚强的意志着述，1963年写作“分式号码法的应用与评价，以苏州东山镇为例”，刊登在江苏地理学会论文集；1964年，译Wagner《海陆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着“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地理知识》，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错案才得以纠正。 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这期间着述颇丰，积极呼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报导，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生平简介 从“时间”到“空间” 南京中央大学 1911年，李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年稍长，就读于苏南有名的“南菁中学”。清贫之家，供一个孩子上名牌中学，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惜时如金，发奋学习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那时，他确实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中。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涉猎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认为读书不能忘救国。当时，十几岁的他，年少志高，时常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怎样才能服务于民族与大众！随着对国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渐看到了：这片有着灿烂历史的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制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于1930年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作为他为之攀登终生的高山。 愿为一颗铺路石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炮舰一起进入中国。从那以后，系统的人文地理学才开始传播进来。至20世纪初，许多先辈学者，实际上已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上做了许多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但是，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共同的意见。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时还较少地作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存在。有鉴于此，当时还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的李旭旦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力推动“人地关系”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学迅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他和当时的同学任美锷在胡焕庸、张其昀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一代宗师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经典巨着，内容渊博，夹叙夹议，翻译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一种执着的追求，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在西方，自人文地理学诞生以后，围绕其理论基础，形成了两大流派。以德人拉采尔为首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法国白兰士及其高徒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则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环境决定论”相比，“人地相关论”在当时显然是较为积极的一种理论。然而，中国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者，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环境决定论”却颇具有市场。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出版后，“人地相关论”的观点越来越被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说《人地学原理》的引进，对中国当时地理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并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这时抗战已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李先生回到母校担任地理系教授，讲授“英国地理”、“地理学思想史”、“人生地理学”等课程。国难当头，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当时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当时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已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李先生在那时的教学中，就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1941年，李老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西北考察，并担任了团长。他们艰辛跋涉，考察了白龙江中游地区。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写成了“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文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农民，“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流域之土地利用，过重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植树保土当为本区今后急需的农村建设工作”。可见，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的宝贵意见。而且，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地提出：白龙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线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国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分界。这一见解成为解放后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划分地理界线的依据。 1946—1947年，李先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在谈到区划问题时，李先生激动地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认为，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区划界线，至今仍不失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思想，当时在中国实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于1947年底从美国回国后，仍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李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1949年初，国民党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迁去台湾。在全校师生员工积极的支持下，他反对迁校，担任了“应变委员会”工作，保护学校免遭损失。他奔波劳碌，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阳光终于驱散了乌云，给祖国人民带来了新生。李先生趁这大好时光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编着了《苏联经济地理》，翻译了《苏联地理》等书。并同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一道，在1950年创办了《地理知识》，并亲任主编达7年之久。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调整中，他毅然辞去原任职务，主动要求由南京大学转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地理系，开辟新的育人园地。缅怀往事，李老谦逊地说：“我当时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是在为后人开辟的道路上铺了一颗石子而已”。 § 科研工作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历表上，最简单的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时光，只要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右派”。 李旭旦翻译的《海陆的起源》正直的学者，坦白的襟怀，出于对党对人民深诚的爱，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许多人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天地之广阔，历史之久远，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应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于是，他把个人的不幸放在一边，陶醉于地理教学和科研的王国，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科学的新动向。60年代初，外国提出了新的大地构造学说——新的大陆漂移理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说必将会给地理学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他立即翻译了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作，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将这一新兴理论及时引进国内。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思潮之下，这一新学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0多年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对于地理学的科学价值。 李旭旦教授说：“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负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后，心情异常舒畅。在1980年初广州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必须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呼吁，犹如投石击水，有人担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对，然而更多的是赞同。因为在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地理学的过程中，对人文地理学就产生了偏见，认为它是‘反动的学说’，是‘伪科学’，因此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从那以后，‘人文地理’这一名词竟成了地理科学中的禁区。现在要复兴人文地理还得经过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为了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不顾多病的身体，多次应邀在国内外讲学，出席各种会议。他奋笔疾书，在报刊上为人文地理学撰文呼吁。他翻译了近100万字的外文书刊，介绍国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新理论、新动向。为了培养人文地理学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呕心沥血。每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在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飞来，只要身体许可，他大多要亲自答复，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求知欲，他拖着病体先后为他们作了10多次讲座。1982年，他还亲自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学习钻研人文地理学的需要，他不辞辛劳，为大百科全书主编了《人文地理学》分册，并翻译了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 经过广大地理工作者的数年艰苦努力，人文地理学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并在六五计划中把人文地理学列为加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 治学方法 几年来， 李旭旦谈治学方法讲座许多有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纷纷向李先生写信求教治学方法，李老常因身体不佳不能一一作答而深感遗憾。为了促进人文地理学的迅速发展，李老坦率地对说，他想借此采访机会，谈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他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认为，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宝库。许多书是其作者几十年探索自然、博览群书、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有的书甚至是人类社会几百年知识的结晶，而通过阅读，花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学具有广博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极端需要经常补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避开勤奋读书这条道路登上科学之巅的。但是，仅仅在书桌上还出不了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是以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地理环境的探索。”说到这里，李老深有感触地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36年，当他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时，导师问他是攻读三年制的博士还是两年制的硕士。经过严肃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样，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时间和三分之一的留学经费，孤单一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周游德、法、瑞士、荷兰等国，登上阿尔卑斯山之巅，后又横渡大西洋，踏上美国国土，从东向西横穿美国，最后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这一环球旅行，使他观察、了解了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观察到了沿途人地关系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认识。现在，许多青年，虽然能勤奋读书，但不愿走向野外去观察、去实践，实在是一种缺欠。因为地理学永远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 最后，李老谦逊地说：“治学之道，人各有异。我只想强调一下前人已讲过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主要着作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近今趋向”，《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 “什么要学习地理和怎样自学地理”《地理知识》，1982年，第3期。 “美区域地理学的新动向”(附作者给日本广岛大学石田宽教授的信件译文)，《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报》，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学思想史》，(美)普雷斯顿·詹姆斯着.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 “江苏省农村聚落的整治问题”，李旭旦、金其铭，《经济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地理专辑)，1985年第1期。 《人文地理学概说》，李旭旦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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