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焦氏笔乘 |
| 释义 | § 焦氏笔乘 明代笔记，明焦撰。 焦，生于明嘉靖十九年，卒于万历四十八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谥文端，江苏南京人，原籍山东日照。他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学者、文学家。在理论上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是陆王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学识之通达与杨慎齐名。 焦幼年，主要学习经学，后来求学于耿定向，开始得王学之传，后来又结识了耿定理，在崇正书院主讲，成为耿定向门下的高足弟子。在他三十多岁时，同李贽结识，从此友谊始终不渝。李贽冤死狱中，焦作《追荐疏》，并为他编印《李氏遗书》，晚年还为他作《藏书序》。李贽叛经离道、手搏龙蛇的狂放影响着焦。四十多岁时，问学于罗汝芳。罗汝芳强调思想自由，人情顺适。谓：“功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揽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若乃“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罗汝芳这种狂傲与通达，深深感染了焦，从此表现出更多的异端思想，从耿定向的正统派转而追随罗汝芳。焦讲学以“汝芳为宗”，足以证明他对其的推崇。 由于焦洒脱不守师说，耿定向渐渐对他产生了不满，《明儒学案》中说：“弱侯自是真人，独其偏见不可开。耿叔台在南中谓其子曰：‘世上有三人说不听，难相处。’问为谁，曰：‘孙月峰，李九我与汝父也。’”可见师徒二人已是貌合神离。 除了潜心学问，焦也曾多次参加科举。十九岁时乡试落第，二十五岁时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此后屡次会试失败，直到五十岁，才以第一名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修撰，当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由于焦平常注意研究明朝的典章，于是推荐他来负责这件事。后来修史的事，中途荒废。焦就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成了《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和《国史经籍志》六卷。因为资料丰富，论述精当，而深为后世学者推崇。 当时翰林院有一项负责教宫廷小内侍读书的任务，一般人都敷衍了事，焦却说：“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他认为小内侍接近皇帝，其人品如何对皇帝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教授他们古代善恶之事。 焦还曾经做过皇长子的讲官。他深知嗣君的人品学问关系到将来是否能安邦治国，所以勤勉为教，尽心尽职。一般情况下，讲官只讲读，不问答，但焦怕太子学而不通，数次请求太子发问，太子问不出问题，他又耐心地启发诱导。在讲授《舜典》时，焦以“稽于众，舍己从人”发问，皇太子回答说：“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有一次，焦问“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太子答曰：“此无他，即天命之谓也。”当时皇长子年仅十三岁，能有这样的领悟力，足见焦的训导有方。 焦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张位等上司，而又因为他文名极重，颇受同僚的嫉妒。万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岁，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却因为科场事受到诬蔑弹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他愤慨地指责那些为取悦权臣而诬陷排挤他的小人，谓“名义彼所轻，官爵彼所重。”“一旦为群小排挤，颠倒黑白，竟泯泯焉同于穷乡编户冤抑不伸者，窃为明时耻之。”于是他愤然辞官归家，与朋友讲论学问，著书立说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澹园集》等等。《焦氏笔乘》是一本笔记，共六卷，后来又有续集八卷，多为读书札记，对经史义之缺误也有所考试，续集中还采录部分药方及医药故事。 焦强调作学问要靠自悟自证，不能仅傍依他人门户，只要于义上认得真切，就把住不放。他引用王阳明的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讽刺那些迷信古人和书本的人。他呼吁：“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焦认为一切古代的圣贤之书，都只不过是一堆陈迹，后世的人们要有勇气冲破他的束缚，开辟新的天地。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开阔的眼界。他指点历朝，认为“唐疏宋注，锢我聪明”。“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把章句之学看得一钱不值。 焦不赞成儒道互相攻击，认为三教本出一源，老庄之学与孔孟之道能够互补。他说：“儒学绌老子，老子亦绌儒学。绌儒学者，非独不知儒，亦不知老，绌老子者，非独不知者，亦不知儒。” 焦在史学方面功力很深，成就突出，有很高的史识水平。他称颂司马迁的《史记》，但不盲目崇拜，以为“史公会粹众说成书，时月先后，不能尽合”，也有许多疏漏。称颂王安石读《史记》的笔记，谓其人“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肯定了王安石褒扬唐代永贞革新中的八司马，称之为天下奇才。他评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余观知几指摘前人，极其精当，可谓史家申、韩矣。然亦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这些观点都不附和俗见，卓然自成一家，有奖有贬，评论较为公允。 《焦氏笔乘》多有对前人文章词赋诗歌的欣赏品评，不仅表现他学问涉猎面之广博，而且显示他笔力之宏健，识见之卓异。 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学问，他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使小学从一般儒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取得了较快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在《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关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古今文字形音义辨正的内容，散见其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关于古代典籍真伪的考辨。 他敢于破除迷古偏见，重新审查古籍真伪，开创了古书辨伪的新风。他专设“伪书”一书，指出《本草》非神农书，《山海经》非禹益书，《三坟》非伏羲、神农、黄帝书，《三略》、《云韬》非太公书。又云：“此类甚多，或摹古书而伪非，或似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为辨释，以炫其博，是皆未深考耳”。其二，关于传注与注疏的形成与评价焦在“传注”一节中指出：“古人未为训传”，“至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而传注遂有定体定名矣”。他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传注发展的过程，不受经学种种迷信的束缚。 在“注疏”一节中说：“案唐制：孔疏既成，诏颁之天下，学者不得违疏”，“以理推之，唐世之诏，大为未当。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他借批评唐代将孔颖达《五经正义》定为标准课本一事，表达了反对学术垄断、官方钦定是非，认为学术见解不能强求一致，允许百家争鸣。焦向往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反对来自官方的陈腐教条，是一种很开明的主张，也含蓄地批评了当时的官学。其三，关于六书焦重视文字学的理论建设。《焦氏笔乘》中有“用修论转注”、“伯琦论转注之误”、“汉儒失制字之意”、“古字有通用假借用”等节，有许多见发前人之所未发，耐人寻味。如他认为《周官》“假借”，不如班固”“象形”、“象声”、“象事”、“象意”之说。 在“汉儒失制字之意”一节中，指出“汉儒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诸人，皆号称博洽，其所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对汉儒的经史训注之失，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其四，关于《诗经》的研究焦论《诗》的笔记有十多节，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有的是重新解释某诗主题；有的是纠正某些字的音义。他在《诗经》研究中最大的发现是证明“古诗无叶音”，他指出：“诗有古韵今韵”，由于古韵久不传，学者皆以今韵读古诗，读不合韵，则以叶韵解之，一字转数音以求通，“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焦研究诗经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献语言，加以分类、引证，从中探寻古代语言文字的规律性，根据这种规律订正古书的讹误和后人研究中的错失，正是后来清代学者大量采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据方法。开创了清儒考据学的发展道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焦在《焦氏笔乘》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他搜集的各种药方，并引许道幼的话说：“为人子者尝膳侍药，不知方式，可谓孝乎？”把尽孝与医方收集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知识的实用性。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笔乘》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思想开明，强调主体意识，反对因循守旧，不受时俗约束。而这种思想在统治者眼中是危险的，因此在清朝统治者竭力巩固自己统治的背景，这本书自然逃脱不了被禁毁的命运。 § 相关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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