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华兴 |
| 释义 | § 生平 李华兴，1933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后师从蔡尚思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任上诲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筹职。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思潮纵横》、《中国近代史》、《人世楷模蔡元培》等；主编《民国教育史》、《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编有《梁启超选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和5卷、《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 李华兴与记者张元隆的对话 张：20世纪已进入尾声，面对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回顾前瞻、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十分感谢先生能拨冗接受访谈，想请您谈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李：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思考和研究，大致与中华民族从受尽屈辱到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然而，在这个研究领域进展最快、创获最大、成果最集中的，当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20年。您看，我们是否能将话题稍微具体一些。 张：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科学地描述和评价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及其产生的社会变异，无疑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近代社会中西古今的交错会聚与冲突交融，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成为国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李：由鸦片战争发端的中国近代文化演变的历程，既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接纳，又是对它的排斥和抵拒；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它的继承和弘扬。正是在传统和西化相斥相纳的漩涡激流中，在历史感情和价值取向的猛烈冲撞中，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考察，西方近代文化无疑要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但是，西方近代文化不是以正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形式来到中国的，而是凭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的。在这种特殊境遇下，憎恨以鸦片、大炮、殖民者为最初形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抵制它，排斥它，是历史创伤造成的近代中国人一般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它包含着历史的、民族的、道义的甚至合理的一面；然而，这种心态又给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因为，它没有把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文明加以区别，容易导致盲目排外、笼统排外，从而延缓和阻滞了近代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承担着历史赋予的文化更新的思辨重任，在进行文化选择的过程中，他们既要激于爱国热情和道义原则，英勇抵抗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又要从理性出发，积极引迸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救亡图存的生死斗争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不能不痛苦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有比中国高明之处，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他们更加相信，要救国救民，只有向西方学习。 张：近代中国接纳西学，给传统文化注入活力，导向新生。但中国文化的更新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环境、土壤和渊源。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必须慎重处理的问题。 李：这个问题很耐人寻味。近代一批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和文明奋斗不懈的志士仁人，当他们年少气盛、壮怀激烈时，都曾经历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把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当作改造中国的参照系。但是，随着他们对西方世界愈来愈深刻全面的了解，对改造中国艰难程度愈来愈痛切的体验；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和现代社会自身弊病的日益显露，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价值系统中某些合理内涵的重新发掘；以及他们本人由年事的增高、阅历的丰富、思辩的成熟，而对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危机认同；于是，从对西方杜会和文化的热情颂扬者，一变而为它的尖锐批评者。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则由离异而回归，力图从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中寻觅济世良方。引发这场危机认同并加速回归进程的契机，则是民初政局的乌烟瘴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灾难和东方文化主义的播荡。 张：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作为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晚年虽然程度不等的有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心路历程，但是，不应一概而论，简单地视为“复古倒退”吧！ 李：确实如此。对上述文化取向，笼统指为“复古倒退”，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有失公允。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在19－20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里，都曾为中国文化的变革呕心沥血。他们起点不同，归宿也不一。康有为的起点是系统、严格、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严复是先有一定的旧学根底，再有精深的西学造诣；孙中山的起点则是系统、严格、正规的西方近代文化教育。他们不同的历史负荷，影响到各自的文化取向和历史归宿。晚年，康有力以‘当代孔子”自命，大倡“定孔教为国教”， 鼓吹尊孔读经以正人心、存国粹、保旧俗，几乎完全向传统文化复归。严复晚年“穷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但主张“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希冀用科学方法来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矿藏”。与康、严相比，孙中山倡导的通过“因袭—规抚—创获”以革新中国文化，“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的文化取向，更适乎时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 张：由此看来，无论是对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都应确立健全的文化心态，以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槽粕，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李：是的。对待中西文化，应该以两种文化各自合理的有价值的部分作为基础和前提，进行优势互补和有机整合。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它应该以自己灿烂优秀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同时，又应该从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传播和更新的历史证明：中西文化的优—优组合，将能产生最佳效应，达到文明发展的理想模式；中酉文化的优—劣或劣—优组合，主流趋向是优胜劣汰，愈演愈进；如果是两种文化劣质部分的组合，势必产生负效应，导致社会生括某些角落的特别阴暗。毫无疑问，我们要追求的是文化更新的良性循环，取中外文化之精华，弃中外文化之糟粕，冶中外优秀文化于一炉，创造出既富于时代性又富于民族性的无愧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张：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部分。没有现代化的人，就难以建成现代化的社会。先生近几年着力于教育史研究，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想请您谈谈民国教育对中国当代教育和现代化事业的影响。 李：作为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介，民国教育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从清末壬寅—癸卯学制模仿日本，到民初对前朝学制的批判继承；从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到1922年效法美国“六三三四”学制；从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到民国学制的基本定型与局部调整，教育改革的道路坎坷多艰。在中西教育相斥相纳、民国教育快速多变的演进中，不少由外国移植的教育制度，或因不合中国的国情民性而“淮橘为枳”，或因圆凿方枘而中途夭折；但也有很多东西因大体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及教育现代化的需要，经调适而在中国生根开花，成为民国教育制度的有机构成。同样，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教育，因价值导向及制度规范不合世界文明潮流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不得不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被淘汰；但也有不少合理的内核和优秀的成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被发掘和肯定，成为民国教育制度的另一重要来源。 归纳而言，民国教育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西化、理想与现实、变革与稳定的比较选择和反复磨合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其利弊得失，都是可贵的历史借鉴。当代教育改革中许多理论、制度、管理、课程等间题，直接或间接都和民国教育有着传承、衔接及扬弃的关系，因此，在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和大力加强教育改革的今天，清理和研究民国教育这份遗产，发掘其底蕴，洞见其本原，就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它不仅具有充实和加强民国史研究的学理价值，而且包涵推进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现实意义，并将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张：以往有不少教育史，侧重于分析教育家的身世、思想和实践，虽能彰显出教育蒙异彩纷呈的个体群像，但难以使人全方位、多层面地体察教育的逻辑发展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脉动。《民国教育史》在谋篇布局上却别开生面，分为学制、思想、管理、办学四篇，想来必有一番用心。 李：《民国教育史》的谋篇布局，可谓几经反复，斟酌再三。最后确定采用分篇设章的体例，试图大体涵盖民国教育的时空，揭示民国教育的经纬。所分四篇中，学制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是制度化的办学坐标，展示了民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基本走势；思想是实践的反映，又是实践的先行，无论学校制度的订立、教育宗旨的规定、管理体制的演变、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都离不开教育思想的导引；管理主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教育行政机关，采用科学有序的操作，来实现教育立法及相应的规程条令，达到教育的既 定目标；办学则综述各级各类教育的具体运作，总结其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揭示办学的内在规津。四篇之间，既有板块分工，也有相互联系；每篇各章则按教育自身的演进作动态分析或专题研究；四篇之外，前冠“民国教育史分期”作为“绪言”，借以鸟瞰民国教育史的发展全貌、阶段特征及其主要因果关系；后附“民国教育与现代化”作为“结语”，企望从总体上解析民国教育史起伏的动因，评价民国教育的历史定位，回应一些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当然，这种布局只是一种尝试，许多内容未能涵盖，不妥之处更所难免，欢迎专家与读者切磋评正。 张：中国教育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身边一直伴行着西方教会在华兴办的各级各类教会学校。作为外来参照物，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相当复杂和微妙。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教会教育简单地斥之为“文化侵略”，恐怕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吧。 李：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要比中国自办的新式学校早得多。教会办学的出发点并非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借学布道，希望通过办学的方式，渗透中国社会，影响中国民众，最终实现“中华归主”。实事求是考察，当时教会学校蕴含着传播基督“福音”和实施西式教育的双重职能。从近代中外关系与教会学校的传教目的看，教会学校无疑充当了殖民者用宗教征服中国的先锋和媒体。教会的教育行为带有明确的政治考虑，如教会大学基本集中于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起决定影响的中心城市；即使在西部落后地区选点，也必盯住 具有巨大潜质的所在地。显然，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是教会教育难以抹去的胎记。但在另一方面，教会一旦进入教育领域并想借助科技文化的传播来弘扬上帝的学说．教会学校便身不由己地登上了兴办现代教育、加快社会进步的列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于是，西方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办学标准。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教育思想等，便随同各级学校的设立被逐一引介到中国，并在各个方面影响和推迸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从西方教会势力妄想“征服”中国、“摧毁异教堡垒”的原点出发，到最终以一所所准世俗化的学校归由中国人民管辖，这就是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从发生到消亡的基本轨迹。张狂的色彩褪尽之后，裸露的真相清晰可见：历史假手教会学校，以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特殊形态，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张：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国难深重，“教育救国”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在极左年代，人们对这一思潮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力那是“改良主义”，是阻碍或抵制革命的。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李：“教育救国”论是近代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当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在放眼世界、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一批先迸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扭转这种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只有通过“兴学养才”，将西方先进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本上纤解民族危机。“教育救国”论乃应运而生。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滥觞。郑观应认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揭示出教育一人才一国运之间的互动和递进关系。维新变法大潮，将教育功用推上历史的巅峰。康有为把改革教育、“兴学养才”，作为“变法百事”中最急迫的大事。梁启超也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到19—20世纪之交，“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行和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教育救国成了朝野认同的发展战略。 张：既然“教育救国”思想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新旧中人都倾心播扬，那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其追求目的和运作结果是否也有所不同呢？ 李：确实不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落后的教育，是为落后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进步的教育，是为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如果发生历史的“错位”，那么旧教育便是新政权的腐蚀剂，新教育则是旧政权的催命符。从教育与政权递嬗的视角观察，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正是新教育为旧政权掘墓、给新政权开道的明证。 综观近代教育救国论演变的轨迹，不难辨明：清王朝的教育救国，目的在吸取西方科技文化以延续和加强自己的皇朝统治；新型知识阶层的教育救国，是希望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使中国实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富强；国民党蒋介石的教育救国，则是企图在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下，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从吸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层面考察，三者并无分歧；从历史的道德层面考察，却存在明显差异。教育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其社会地位、知识教养、职业特征以及和工农民众的隔膜，许多教育救国的设计尽管和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却因脱离中国的实际而难以实现。然而，他们取法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的超前思考和理性思辨，又使他们的构想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长久的生命力。与清政府、国民党政权谋求统治阶级的狭隘私利不同，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的知识分子，大多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殉道精神，自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明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落差给祖国带来的深重伤害，因此他们从事教育救国，往往是一种默默的奉献和理想的追求，甘愿成为民族重光的牺牲。 张：教育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又必须经由受过教育的现代人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救国”的命题自有其合理性。但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教育救国之路并非光明坦途。 李：应该肯定，在后发国家，“教育救国”始终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战略。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言，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掌握国家政权，要想实现教育救国，这的确不切实际。如果没有民族独立，没有民主政治，役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人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那么所谓“教育救国”，只能是空中楼阁。但是，大批知识分子在教育、科技领域默默元闻地辛勤耕耘，潜心研究，培育人才，却是改变旧中国“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木落后”的必不可少的张力。要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医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愚贫弱私的病症，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绝对离不开教育事业。由此看来，教育即使不能救国，也是救国所必需。更何况，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分析，民国时期教育事业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培养的人才和专家，哪一方面不是新中国教科文事业继续前进的阶梯和不断发展的基础？！ 从魏源算起到民国覆灭，中国人教育救国之梦做了一个世纪。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振臂疾呼，为之沉潜精思，为之埋头苦干，为之魂牵梦索．然而抱撼终天，他们的救国之梦始终未能实现。但是，他们留下的真知灼见和实践经验，是无价的精神财富；他们培育的知识精英和有文化的国民，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走向现代化的先锋和中坚力量；他们为之奋斗不懈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理想，是对当代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神圣召唤和实践先导。 张：先生一番谠论，发人深省。您最近在关注什么学术问题，能否作些披露？ 李：目前我们正着手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这个课题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多维视野向“国家观念”聚焦。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以新陈代谢的观点，把国家学说的递嬗、国家制度的变革和国家观念的更新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动态考察和理性分析。 张：期待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早日问世。在结束访谈前，想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 李：这是一个大跨度、深层次的重要问题，很难具体回答。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穿越时空，对这个问题进行鸟瞰式的回顾与展望。 18世纪，欧洲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通过耶稣会和在华教士的著译、通信和报导，“发现”了中国古老而优秀的文明。他们盛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和治理最好的国家”；称颂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推崇中国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与此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讽刺以最高文明自诩的西方基督世界，说，当中国已是广大富庶、并以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敦促“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这些雾里看花的认识，不免带有朦胧、憧憬和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多少也映现了中国“康乾盛世”的世界形象。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鸦片贸易和廉价商品，冲破了清王朝的“金锁铜关”，使中国陷人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万丈深渊。历史换了一个位置：强大的、先进的西方，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野蛮的、落后的东方，“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老大自居、睥睨四夷的“天朝上国”，却无可奈何地“师夷长技”，被迫拜西方为师。 20世纪，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互相沟通交流、双方逐渐了解认知的时期。尤其在本世纪下半叶，随着日本的战后复兴、亚洲四小龙的迅速成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更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不能不刮目相看。西方世界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改变了他们原先对东方文化无知、轻视和不屑一顾的骄狂，有些人还别有用心地弹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老调。在中国，则有一些学者步入“东方文化救世主义”的误区。 行将到来的新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在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大舞台上，东西方文化将有一次新的角色转换。引人注意的是，美国时代华纳集团非常有远见、有创意地把“中国：未来50年”，作为在上海召开的’99《财富》全球论坛年会的主题，而以“东西聚首”作为它的副题。届时，列全球500家企业的领导人将云集上海，中国最有影响的200家企业的领导人也将出席盛会。这个信息，明白地确切地表达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尤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崭新认识和世界定位。我们无需踌躇满志地鼓吹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亚洲世纪、中国世纪，更不应重蹈“华夏中心论”的覆辙；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意识到，东方文化将重新崛起，大放光彩，对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古老的中华民族，必将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满腔热忱，朝气蓬勃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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