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文渊阁 |
| 释义 | § 简介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 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年—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28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1] § 记载 北京的文渊阁建于永乐营建北京宫殿之时，“宣庙御制文渊阁铭序”载：“太宗皇帝肇基于北京，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其在宫中的位置与南京的相同，在左顺门外的东南角。 据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匾，匾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尽前楹设凳东西坐。余五间皆后列书匮，隔前楹为退休所。” 黄景昉《馆阁旧事》卷下载：“文渊阁在皇极门东庑尽处，文华殿之前，十库之后，正面皇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扁‘文渊阁’三字，阁上藏实录图书，前楹设凳。……”可知其确切地址为文华殿前、十库（内承运库）之后，面对皇城。 《翰林记》卷16“车驾幸馆阁”载：“宣德四年十月癸未，车驾临幸文渊阁，周视大学士杨荣等寓直之所，命增益屋宇，兼赐饮馔器用。”卷6“入直”载：“曾棨‘东华门内新馆新成入直有作’云：东华楼观郁岧峣，高阁新成抗碧霄。秘府图书金作匮，御沟流水玉为桥。……盖当时车驾尝临幸馆阁故也。”曾棨卒于宣德七年，这东阁新成，可能在宣德五年、六年间。 本来，北京未设翰林院衙署，翰林院官员都可出入文渊阁办事。正统七年，将修复宫殿剩余的材料又造了翰林院。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尹直《謇斋琐缀录》载：“今翰林院外署，本鸿胪寺旧址，建于正统七年。” 文渊阁成了真正的禁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秘阁，只为大学士入直及相应的附属机构，一般人是难以进入的，黄景昉《馆阁旧事》卷下载：“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这样内阁与文渊阁真正合二为一。自此以后，所谓的内阁，就是文渊阁；所谓文渊阁，也是指内阁。所以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 § 历史 明代 文渊阁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 ，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年)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幾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代 文渊阁后门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2] § 建筑规制 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筑则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 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并且，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可见，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 典藏书籍 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为皇家藏书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鉴于《四库全书》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也就是说，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皆取法天一阁，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 然而，不仅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以水喻文”，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在乾隆帝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 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并且，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 官制职掌 《文渊阁书目》 文渊阁建成之后，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永乐大典》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书，“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因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 第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 于是，大学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关官员，详细商定文渊阁官制职掌及各项管理章程。鉴于“文渊阁为图书之府，典籍充积，视宋三馆秘阁，尤为严重”，因而，在官制职掌方面，舒赫德等大臣提出参照宋代馆阁制度，“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置文渊阁直阁事六员，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由内班出身之满詹事、少詹事、(侍)读(侍)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置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由内班出身之满庶子、(侍)读、(侍)讲、洗马、中(允)、赞(善)、编(修)、检(讨)，汉庶子、读、讲、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由科甲出身之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 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文渊阁官制遂正式定为：“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之；提举一员，以内务府大臣充之；直阁事六员，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由内班出身之满洲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充之；校理十六员，以庶子、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充之；检阅八员，以内阁中书充之。”[25]当年七月，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被任为文渊阁领阁事，署内阁学士刘墉，詹事金士松，侍读学士陆费墀、陆锡熊，侍讲学士纪昀、朱珪等六人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十月，翰林官员翁方纲等十六人被任为文渊阁校理。这些在四库馆内分别担任不同职任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就成为最早以原衔充任文渊阁各项职掌的官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并于次年春入藏宫中文渊阁。作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库全书》，乾隆帝对书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 § 书籍管理 《文渊阁书目》 在书籍的典藏方面，《四库全书》的用纸、装帧以及贮藏都极为讲究。纸张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堪为上品。书册装帧采用绢面包背装，即将书叶正折，使版心朝外，书叶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牢，然后用丝绢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考虑到《四库全书》囊括四部，卷帙繁富，为便于识别和检阅，书册装帧特别采用了分色包背装法，即使用不同颜色的绢面来区别经、史、子、集各部书籍。这就是乾隆帝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装潢的办法，即“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由于“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故专“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为便于使用和保存，还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衬以夹板，束之绸带，书函的一端可以开闭，函面端楷刻写全书名称、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并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如《尚书详解》一函六册，函面刻写“钦定四库全书 第二百七函 经部 尚书详解”，字迹均为绿色。书册装函后，即按部类顺序放入专门制作的书架，安置阁中。 计经部书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贮下层两侧；史部书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于中间暗层；子部书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层之中；集部书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于上层两旁。总计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册。为便于查找翻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并庋置其中，需要时按图索骥，循架取书，既方便又快捷。 为表示对第一部抄成贮阁的《四库全书》的重视，乾隆帝还特别允准，在每册书的首页钤盖“文渊阁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由此而开各阁《四库全书》钤印之先例。其后陆续抄成的内廷各阁全书，也因其阁名和成书时间先后而分别加盖不同的钤印，不仅成为各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人们称呼《四库全书》时均冠以阁名的依据。 随着《四库全书》的入藏，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领阁事上传下达，总司其责；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收发、扫除等各项杂务；直阁事、校理、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为便于管理，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作为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以及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自此而后，“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员，则“每日轮派二人当直，辰入申出，率以为常。遇有查取书籍等事，即令当直校理经管，随时存记，以备查核。其一切上架、启函、翻检、点阅等事，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公同照料，俾宝文典”。凡遇当直，皆由“官厨设馔同餐，午后乃散”。 然而，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由于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时间一长，不免出现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也成了应付差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乾隆帝也认为，“各书装贮匣页用木，并非纸背之物，本可无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时所能翻阅，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损污，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后止须慎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无须奉宸苑经理。庶专司有人，而藏书倍为完善”。于是，曝书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禁御重地”。 § 全书覆校与补遗善后 文渊阁四库全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贮阁之后，在制定并实行相对严格的典藏和管理措施的同时，还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覆校以及补遗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覆校内廷四阁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因与文源阁《四库全书》同在京城，故其覆校工作率先开始。乾隆帝专下谕令，由在朝官员承担两阁全书的覆校工作，“除年老大学士嵇璜不派外，著派科甲出身之尚书、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属等官，分司校阅。 其尚书、侍郎管理事务繁多者，每日每人著各看书一匣；六阿哥、八阿哥及事简之堂官，各看书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每人每日各看书二匣。再，六部司员中，并著该堂官每司各派出一人，每日各看书二匣。总计大小各员不下二百余人，每人每日二匣计算，不过两月，两阁书籍即可校阅完竣。其文渊阁书籍，著在文华殿、内阁等处阅看，文源阁书籍著在圆明园朝房阅看。内中天文、推算等书交钦天监堂司各官专看，乐律等书交乐部专看，医药等书交太医院官员专看。文渊阁书著六阿哥、阿桂专司收发，其挖改换页等事即交彭元瑞、金简管理；文源阁书著伊龄阿、巴宁阿专司收发，其挖改换页等事，著八阿哥、刘墉专管。”两阁的覆校工作则由原任《四库全书》总裁的皇六子即六阿哥永瑢以及大学士阿桂总负其责。 覆校之外，文渊阁《四库全书》还与其他阁书一道，先后进行过两次补遗工作。由于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乾隆帝不断下令临时编纂各种书籍，并直接授意对某些书籍进行改纂增补，其中的部分书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由此而造成四库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乾隆五十三年(1788)，文渊、文源、文津各阁全书的第一次复校工作基本结束之后，空函书籍的补遗工作陆续开始。 军机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补写的空函书籍及新纂各书，计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22种书籍需要缮写，《万寿盛典》、《日讲诗经解义》、《诗经乐谱》等6种书籍尚在纂修，二者合计28种，约计250余函。这些书籍，有的原属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通馆、翻书房分别承办，有的则为四库馆负责办理。由于四库馆在续缮三部《四库全书》告成后已经撤销，因此，乾隆帝谕令其他各馆承办之书，仍由各馆负责，并加派皇八子永璇和大臣彭元瑞、金简“会同该管总裁，督饬纂修、誊录等上紧赶办”；而原属四库馆办理各书，则交由武英殿办理，“并著军机大臣定立限期，随时查核，以期迅速完竣”。当年年底，空函书籍的缮写工作全面展开，武英殿作为主要办理机构，负责缮写、校对、装函、上架等一应事宜。 嘉庆九年初，应补各书经“武英殿按照旧式用分色绸装潢缮签”后，即首先于文渊阁“按次归架，共改做匣三十三个，新刻匣面四个，挖改匣面六十四个，均已竣工。其陈设排架图一分，亦已增改”。至此，文渊阁《四库全书》终成全帙，而《四库全书》纂修这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得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 变迁 近代以来，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列强入侵，战乱频仍，统治者穷于应付“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再也无心典籍，文渊阁《四库全书》便一直深宫扃藏，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文渊阁《四库全书》幸得以保存下来。辛亥革命以后，清皇室尚居宫中，文渊阁书籍仍属内务府管辖。1917年春，内务府大臣绍英、世续、耆龄等因时移世易，恐文渊阁书籍有所遗失，便派遣堂主事汉章、堂掌稿笔帖式晋昌、锡泉、锡彬等人，按照原目、原函、原卷，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全面清查，前后历时两月，方始毕事。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次年十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分古物、图书两馆，阁书遂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组织有关人员，再次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无阙失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华北局势也动荡不安。为防止国宝遭到破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于1933年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装箱，运往上海。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文渊阁《四库全书》又辗转迁往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此后一直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 现状 现在，距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建阁已二百多年，距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纂成贮阁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其间时代风云诸多变化，人间世事几度沧桑。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今日书与阁天各一方，相互分离的状况，但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位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抑或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四库全书》，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后，这部当年深藏宫廷禁地的“中秘书籍”，已然化身千百，广泛传播，海峡两岸也由此而掀起了“四库热”，与之相关的各部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继整理出版。 并且，同样历经时代变迁而幸得以保存下来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影印出版。同时，江浙三阁中惟一幸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整理出版运作过程中。而海峡两岸“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更是为方兴未艾的“四库热”锦上添花。可以肯定，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已经并且必将继续为学术研究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赓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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