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戚继光抗倭 |
| 释义 | 相关人物：戚继光 足利义满 足利义教 朱绔 俞大猷 元顺帝 日本 相关朝代：明朝 相关地点：福建 浙江 广东 近百年的倭患得以清除-----戚继光抗倭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 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嘉靖中，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使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戚继光抗倭成就基于军制改革 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当时中国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超过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军制改革后，这支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惧歼而不敢再犯。 后人追念戚继光这位民族英雄的业绩时，也会引出一些遗憾。从当时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看，最有效地平定倭患应是建立一支实力胜于日本海盗的舰队，以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建船水平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与戚继光共同作战的名将俞大猷便主张：“大治战舰，贼来则击，贼去则追，又来又击，又去又追”。防敌、歼敌于海上，确是战胜海上强敌的根本途径。然而明朝当权者承袭了农耕民族的保守观念，缺乏海洋观念，对付海上来敌主要靠的是陆战。试想，若是戚继光、俞大猷能指挥舰队驰骋东海，那将何其壮哉！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必将改写。可惜这仅是一种美丽的假设，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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