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吴国桢事件 |
| 释义 | § 简介 吴国桢 吴国桢曾留学美国，与美国政界有一定联系。过去，吴国桢在大陆期间颇受蒋介石器重。1949年到了台湾，曾出任台湾省主席，是台湾困难时期被重用的人物。由于吴国桢不满蒋经国的一些做法并在政治、经济上给蒋经国制造不少困难，吴、蒋矛盾加深，蒋曾设计杀害吴氏夫妇。1953年4月，吴被迫辞职后即去了美国。1954年2月，吴针对台湾报刊的诋毁，在美国发表对台3点“政见”，并刊出《上总统书》，点名批评蒋氏父子，引起美国舆论巨大反响。于是，蒋介石发布撤免令。 1953年1月，原蒋介石亲信、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因与蒋氏父子在政策和权力分配上有矛盾，被迫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省主席”职务，悄然离台赴美。同年11月18日，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免去与吴关系密切的王世杰“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并指责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吴获悉后，在美国发出辟谣启事，斥责蒋介石利用职权任意陷害他人。翌年2月7日，吴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表明他辞职离台去美的真正原因，乃是由于与蒋氏父子“政见分歧”，为蒋所不容。16日吴再次发表谈话，抨击蒋任人唯亲，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乃指使“立法院长”张道藩，于2月26日在“立法院”大骂吴“反动狂妄”，“阴谋组织‘第四势力’”、自立门派等。吴于次日公开进行反驳，并致函“国民大会”，揭露蒋介石搞家长制、一党专政、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等，并要求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撤消军队中的党组织与政治部，以及蒋经国主管的“反共救国团”等。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再次对吴发动猛烈攻击，除罗列吴经济贪污“十三项罪行”外，还以“总统”名义下令撤消了吴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吴系湖北建始人，生于1903年，卒于1984年，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在大陆时期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长、蒋介石侍从秘书、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等职。去台后曾任“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等职。 [1] § 事件始末 1949年,国共内战硝烟已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美国在欧洲提出“马歇尔计划”,欲重振欧洲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对抗,但在亚洲,却因“重欧轻亚”的政策,遭受到连连失败。“朝鲜战争”即在此背景下爆发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亚洲的迷梦。战争开打后,美国随即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的协防,使惊魂未定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得以暂时安稳。其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恢复正常,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府当局,军援、经援亦源源不断而来。 而国民党政府当局,为博得美国的好感与支持,在人事安排上,大量起用有留美背景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人,武的为孙立人将军,时担任陆军总司令；文的为吴国桢,继陈诚后,担任“台湾省主席”。然而可悲的是,孙、吴二人与蒋介石合作,却都没有善终。孙立人遭“兵变”牵连后软禁终身,直到垂垂老矣的晚年才获平反；吴国桢与蒋氏父子交恶后,远走美国客死异乡,未能再回台湾。 基本上,孙、吴二人的下场,不是表面上个人权力斗争的关系,而是国民党政府在台站稳脚跟后,于强人威权体制下,不容自由主义,而欲压抑扼杀的结果。这当中,尤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吴国桢事件”最具代表性；此事件亦充分说明,在那专制独裁恐共的年代,一位典型自由主义者从政的悲剧。 青年得志,官运亨通 吴国桢(1903-1984年),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民国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张道藩同学。1917年考进北京清华学校,与罗隆基同级。毕业后,于1921年直接赴美留学。1924年,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国,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吴进外交部工作,正式踏入政坛,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31年,吴国桢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来年担任蒋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虽然官位不高但权重,因为挤入最高权力核心,深为蒋氏夫妇所倚重。吴由于留美背景,颇获宋美龄青睐,被归为所谓的“夫人派”,屡获拔擢,1932年底,吴以未满而立之年,即被派任为汉口市市长,青云得志,意气飞扬。 抗战军兴,汉口陷落,吴率部分市民西迁恩施,1939年底继贺国光为重庆市长。1941年,重庆遭日机轰炸,发生“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伤亡惨重。蒋极为震怒,下令严惩相关官员,吴为负起责任,于1942年免去重庆市长职务。翌年,吴转进外交部服务,担任政务次长,在部长宋子文出国时,曾主持部务。 抗战胜利后,吴进入党务系统服务,于1945年,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吴继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上任伊始,以控制预算、处理黑市为主要施政重点。1947年,吴在上海逮捕共产党员,并搜查“民盟”上海支部,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颇得蒋介石信任。 1948年元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拟全体入京请愿,交大、复旦等大学学生前往相送,吴以市长身份出面调解,但仍引起学生和警察冲突,吴遭学生殴打,学生亦多人被捕。吴因对共产党之强烈措施,后被中国共产党列为“头等战犯”之一,然也因其坚定的反共立场,更得蒋赏识。 1949年,上海已岌岌可危,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沪,力劝吴撑持危局,不要轻言辞职。是年4月,吴卒以病由获准,辞上海市长职,5月,上海解放。7月,吴随蒋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邀,参加“碧瑶会议”,会后与蒋介石抵台。 吴国桢的民主政治与蒋氏父子的威权体制之间的冲突 1949年底,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蒋派吴继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刻可说是吴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其受蒋之倚重也是于此为最。 吴国桢就任省主席始,即提出四大施政方针:(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施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大量起用台籍人士。由这几项施政方针看来,吴在台是颇思有所作为,以戮力台湾省政。 基本上,吴之施政方针,是项艰巨的政治工程,既要兼顾反共的军事需求,又要忠于自己民主法治的信念；要以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为百姓谋福祉,当然,也不忘地方自治的重要。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吴国桢慧眼独具,在“2·28事件”后,为抚平台籍同胞不满的情绪,在政治资源上,主张多重用台籍人士。所以在吴国桢的省府中,诸多台籍菁英,如蒋渭川、徐庆锺、游弥坚、杜聪明、李连春、杨肇嘉等,均为吴所提拔重用。 平心而论,吴是有心要做好省政工作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下,“军事第一、反共至上”的环境背景,使吴向往于西方民主政治之政风,根本无从落实实现,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导致吴和蒋氏父子摩擦的导火线,在1950年,台湾举行第2次县市长及县市议会选举中,初现端倪。吴国桢就任伊始,即希望“积极实行县、市长民选,还政于民”,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如今这个理想终于有实现的机会,故他对于这次的选举,抱持很高的期待。 为此,吴还在事前启动一个培训计划,即在台北成立一所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3天,在3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对民主政治的理念与游戏规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而,吴国桢的天真之举,却引起蒋氏父子疑虑,以为他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吴国桢晚年回忆道:“现在想来,我开始明白,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无论如何,此事引起蒋之不快,应是不争之事实。 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掌控的情治系统,与救国团组织的恣意横行,是相当不满的。他曾苦口婆心向蒋进言,国民党党费,宜由党员缴纳,不可用国家经费。且鼓励蒋容许反对党的成立,才能奠定两党互相竞争制衡的民主制度。可以想见,吴的民主政治与蒋的威权体制,根本是扞格不入的。故在台湾局势稍安后,蒋无须再刻意讨好美国,对自由主义分子开始疏离。于此前提下,吴与蒋之关系日益紧张,也就不难想见,吴为此亦不安于位,屡向蒋请辞,然皆未获准。 因选举事件,蒋经国的情治系统,胆大妄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到处乱抓人,完全无视身为“保安总司令”吴国桢的职权,而“副司令”彭孟缉则阳奉阴违,一切以蒋经国唯命是从,也根本不把吴放在眼里。在“基隆市议员绑架事件”后,吴与蒋经国彻底摊牌,吴对蒋的特务人员之无法无天,连民意代表也敢绑架、威胁恫吓,已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因此,他再一次,向蒋介石递出辞呈。 蒋退回了吴国桢的辞呈,但准假一个月休养。在日月潭休养期间,一场未遂的车祸,使吴国桢误以为蒋氏父子欲对其不利,台湾已是凶险之地。通过宋美龄,吴以养病及接受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赠与荣誉博士学位为由,于1953年5月24日离台赴美,从此客寓美国。 吴国桢的悲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1954年2月,积怨未消的吴国桢,趁台湾召开第1届第2次国民大会,欲改选第2任正、副“总统”之际,上书“国民大会”和致函蒋介石与胡适。 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国府当局专制之弊,并举出六大弊端,分别为:(1)、一党专政。(2)、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3)、特务横行。(4)、人权无保障。(5)、言论之不自由。(6)、思想控制。 为此,吴国桢提出六点建议:(1)、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2)、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3)、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4)、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5)、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6)、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的公开信函,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形象,在台湾引起强烈的反弹,朝野咸认为其“叛国”,群起而攻之。连台大教授毛子水等,亦签名“抗议书”予以反击,双方隔洋大战好不热闹。最后,在胡适的斡旋,及台北方面特派吴的旧识刘文岛前去美国劝吴下,这场隔空交火的论战,才暂时偃旗息鼓。 台湾方面,虽停止了对吴的攻击,但吴国桢仍积愤难消。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展望)杂志,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旨在给美国人看的《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极尽能事地批评台湾,在蒋氏父子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利用美国人的钱,建立一个毫无人权保障的警察国家。此文一出,除给国民党政府极大难堪外,也引起同在美国的胡适之反弹。胡适除发信给吴痛加谴责外,也针对吴文的内容逐一批驳。胡适甚至动气地骂“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Common Sense),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Moral Sense)。” 其实胡适不满吴国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人面前,骂自己政府总不得体；二为即便国民党犯了那么多错,你吴国桢在国民党,担任高官多年,难道没有责任吗?为何当时不进言规劝呢?如今在外国骂政府,岂不丢人现眼。 胡适在晚年有一条很自律的原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 “吴国桢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地的华人报纸,这样比较胡、吴,说胡适在美国,从不批判自己的政府,唯有等到回国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吴国桢则完全相反。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于此可见高下。 基本上,在现代中国政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从政之路,是非常艰辛的。在威权体制下,要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他要违背自己的良知信仰,而屈从于统治当局；若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信念,就不得不与当局抗争冲撞,而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不是入狱,就是远走他乡；不是委屈妥协,即为缄默不语。雷震、李敖的入狱；殷海光的停职、吴国桢的客居异国、胡适晚年非常无奈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沉痛之语。这些斑斑事迹,不外乎在陈述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道路上的两难处境,理想与现实难以兼顾的悲剧。 吴国桢,以自己的从政之路,见证了这一点。且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府又发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遭免职案,时蒋为拉拢吴,曾嘱人赴美力邀吴回国任该职,但吴以“政府年来措施,并不与桢之一贯主张相同”而婉拒。吴的一贯信念为何?约而言之,即自由主义与民主自由的信念。吴不讳言,其与蒋介石的冲突,主要来自他与蒋经国的不和,因为他反对蒋经国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 然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权力的掌控更加的严厉与专制独裁。当吴认为台湾已是“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时,吴国桢身上自由主义的因子,已不容其继续在蒋政权下工作。故其辞职远走美国,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强人政治下从政的必然悲剧宿命。 反观胡适,则比吴国桢聪明,除抗战期间,曾短暂地任“驻美大使”外,他始终保持自由之身,尽量不涉足政治；也因此,他还多少拥有其“独来独往的自由”。不仅如此,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时,他是置国家于自由民主之上的,在国家依存的框架内,缓慢推动民主自由,这是胡适晚年的基本态度。为此,他曾在“雷案”爆发后,发表《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文章,而被批为立场软弱；“吴国桢事件”时,他又发表《台湾是多么自由》一文,为国民党政府说话。 我们承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其晚年心态是保守的；也因此,其暮年的若干举措常遭非议。但其实这是胡适老成谋国的苦心,毕竟“覆巢之下无完卵”,国家没了,一切信仰的自由主义又有何用。换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另一悲剧?而胡适晚年悲凉的心境,实是此悲剧的最佳写照。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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