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刘亚楼 |
| 释义 | § 个人概述 刘亚楼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0年3月12日出生，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5年5月7日，刘亚楼上将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 § 生平纪实 刘亚楼接见空政文工团员 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一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七中，因家庭困难，不久便辍学回乡， 被母校崇德小学聘为教师。在该校校长、共产党员刘克模的启发下，阅读了《新青年》、 《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刘亚楼， 积极参加了当地农民赤卫队和乡区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 1929年5月底，为迎接红四军二次入闽，刘亚楼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八支队，任班长、排长。12月，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担任连长。 1930年4月，刘亚楼任红十二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兼政治委员。1930年6 月，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9月，红一军团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任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1930年12月， 率该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龙冈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余人， 该团作战英勇并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后又率部参加了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并为作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2年3月，刘亚楼调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积极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努力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级建制，方面军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刘亚楼任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亚楼率领部队担任红一军团的前锋，取得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和四渡赤水河等一系列重要胜利，为中央红军跳出强敌的包围、胜利北上创造了条件。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 刘亚楼先后任红一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936年6月，作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批学员入校学习。12月毕业后，留校任红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刘亚楼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大改称）教育长。193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加入苏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5年8月，随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回国。1946年初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为组建适应战争需要的高效率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贡献。8月，兼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为后来的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国民党军22万余人， 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之中。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为使司令部工作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转变需要，对从思想、组织、作风多方面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 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贡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同时被委任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初，当林彪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北返打长春时， 与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同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并发了一封重申攻打锦州的电报，保证了锦州战役及整个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期间，积极协助总部首长，指挥部队连续作战52天， 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 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 为保证将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围歼在华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1月，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了天津攻坚战役，创造了全歼守军13万、29小时结束战斗的攻坚战奇迹。3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1949年7月，刘亚楼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着手筹建人民空军。 8月，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10月25日， 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5日， 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空军领导机关组建原则的报告，提出了在目前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 应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办好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精心规划， 具体指导，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终使六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如期开学。 1950年4月1日，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 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并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在对志愿军空军进行空战指导时，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集中兵力”的思想， 结合空战实际，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 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开战之初就取得了一连串的优异战果，同时也为人民空军的空战战术奠定了基础。 1954年，刘亚楼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 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协会名誉主席。 刘亚楼于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 精彩人生 刘亚楼与毛泽东、刘少奇在一起 险判枪毙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呈扇形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刘亚楼随苏军行动。 却有一支小插曲，险些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身着苏军制服、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一阵电话铃声。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放下电话没多久，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将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炮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 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得知事因，刘亚楼连声说：怎么会有这等差错？怎么会呢？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军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这是命令。他心中异常难过，不是吗，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续一天。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上断头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原来，一位对王松少校颇为欣赏的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峰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雷公”刘亚楼 刘亚楼将军，福建武平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将军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空军中曾经流行一个口头禅：“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 1948年9月25日，解放军攻打锦州前夕。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将军忽然接报，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４９军增援锦州。将军急令东北野战军八纵炮火封锁锦州机场，以阻其进。 次日，八纵司令政委回电请示：“锦州有两个飞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无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 刘亚楼将军阅报大怒，打电话斥之曰：“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 又一日，八纵丢失小紫荆山阵地，未报告。刘亚楼将军即挂电话给前线指挥所，得知情况属实后，怒而瞪目挥拳，传令：“不管是‘两条腿’，还是‘四条腿’（骑马的），严惩不贷。司令员也跑不了。”据刘亚楼将军令，丢失阵地所在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被撤职，师长、司令员受处分。命令下达后，该部队官兵知耻而勇，不久便夺回小紫荆山。 刘亚楼将军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期间。某战斗发起前，将军与参谋对表，某参谋说：“首长的表慢了。”将军不信：“我这是苏联明斯克名表，怎会慢？”又问另一参谋，答亦然。将军大怒，脱表砸于地。一参谋急捡视之，表面四分五裂，时针、分针、秒针“嗒嗒”依然。将军转怒为喜，说道：“你们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为准，发起进攻！”众参谋无一人敢言。 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击落国民党Ｕ－２型飞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夺话筒，怒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 骁勇善战爱开短会 东北民主联军攻打德惠。其时解放军始大规模用炮，共30个炮连，由师至团，由团至营，由营至连，平均配置。有人说：“此役火力足，差不多一人一发炮弹，必胜无疑。” 刘亚楼将军闻之，不喜反忧：“一人一发，这是发衣服呀？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德惠一役后来果然失败。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解决战斗，平律战役前委限定48小时。刘亚楼立军令状：“只需30小时，便可轻取天津。”后刘亚楼要求前委按3天上报，他则保证30个小时打下天津。 1949年1月14日10时，天津战役发起，15日15时，天津战役结束。东野大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即斥之。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二营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李南屏驾驶的Ｕ－2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将军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 报告将二营建国后4战4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示：“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1950年5月，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当时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聂凤智任旅长。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何故名为四旅？刘亚楼将军曾对聂凤智将军言：“我已考虑好久，还是叫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同时，刘亚楼将军还决定，空军部队的首位番号，如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都虚位以待，将来谁打得好，就留给谁。 谁的面子都不给 刘亚楼将军治军极严，且铁面令下级畏之，上级亦畏之。东野部队某领导，为老资格红军干部。某日，乘火车往后方佳木斯，随车装有立柜、梳妆台、沙发等公物。其时，东北局规定，凡迁往后方人员只准携带随身衣物及生活用品。车站人员上车检查，该领导大发雷霆。忽闻刘亚楼将军到，该领导急蹲车厢一角，向里隅埋首。刘亚楼将军示目挥手，数士兵一拥而上，将所有公物搬走，该领导面红耳赤，连大气也不敢出也。 又一日，刘亚楼将军乘专列由哈尔滨至佳木斯。××主席和××长嘱管理处某科长随车带一箱香烟。 刘亚楼将军上车见之，面有愠色问：“这么多香烟，给谁吸？”某科长答：“××主席和××长要的。” 将军不悦，问：“这么一大箱香烟，不经过政府登记上税，运到佳木斯去，不犯法吗？”科长笑嘻嘻地说：“首长交代跟你的专列，不用检查。”将军勃然变色：“专列带私烟就不犯法吗？快把香烟给我拿下去。” 某科长说：“这是××主席和××长的，何况现在专列已经开出车站了。”将军即令专列停车，搬香烟走，告诉某科长：“××主席和××长找你，就说香烟是我刘亚楼命令拿下去的。” 建国后中苏关系一度破裂。其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将军则大唱反调：“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闻之不悦，召刘亚楼进中南海。他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毛讥讽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将军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劝“驾”。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会擦皮鞋的将军 刘亚楼将军重仪表，爱整洁。 衣冠合体，领扣不松。衣角、袖口、领口不容半占污渍；军衣、便装、西服，不见丝毫皱褶。按时修面、理发、剪指甲。威风凛凛，风采烁烁。某日外出，上车时，忽转身急回屋，看见袖口有一点污渍而换衣也。 刘亚楼将军每日回家第一件事，便是擦皮鞋。此乃源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之习惯。该校明文规定：不会擦皮鞋者不发毕业证书。 刘亚楼将军下部队常戴白手套，以拭窗格、门背、墙角，若有灰尘，必遭痛骂。故部队又流传口头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来检查。” 某年，刘亚楼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古巴的国庆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不少国家代表团成员解开扣子，脱掉外衣。刘亚楼将军则下死命令一道：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故中国代表团成员自始至终精神饱满，举止文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赞不绝口。 心系空军文艺事业 刘亚楼将军能歌善舞，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以弹壳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某年某日，刘亚楼将军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经新疆，当地党政军举行联欢晚会欢迎。一维吾尔族少女表演马祖卡舞。少女舞姿轻盈，旋转如飞，跳至代表团成员前，诚请共舞。旋转一圈，无一人应答。末了，少女跳至刘亚楼将军前。将军落落大方而起，鞠躬，伸臂抚胸作恭谦状；少女鞠躬，伸臂作邀请状。将军又鞠躬，继作恭谦状；少女又鞠躬，再作邀请状。如此再三，将军随音乐节拍缓步起舞。 此时掌声骤起。将军掏出一块手帕，举过头顶，时而翘起脚尖，作燕子翻飞状；时而高高昂头，作鹰击长空状，时而单腿跪少女裙前，手掌击地“啪啪”响；时而蹲地围少女旋转，两腿交叉踢出，口吹哨音“嘘嘘”响。舞毕，掌声经久不息。刘亚楼在当空军司令员后，对部队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刘亚楼说：空军除了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应建立一支有几百人的文艺队伍。在刘亚楼的直接关怀下，1950年3月25日，在长春成立了空政文工团。1958年8月，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撤销，空军党委将全空军文工团的主力集中到空军，组建空军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队伍达500多人。 1960年冬，刘亚楼随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访问朝鲜期间，看到朝鲜方面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很受震动。回国经沈阳途中，沈阳军区文工团在晚会上演出了4首革命歌曲。回国后，刘亚楼把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找来，提出要以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总团党委为落实刘亚楼的指示，经研究决定搞一台大型歌舞剧，把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广为传唱的历史歌曲按时间顺序配以舞蹈。在他们排练过程中，刘亚楼经常到现场指导。刘亚楼还请了一些老同志来指导排练。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常德，老红军、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总政副主任肖华和夫人王新兰都来现场指导，提意见。 1961年“八一”建军节时，《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十送红军》很快在全国广为传唱。 刘亚楼对于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非常重视，指示空政话剧团要拍一部反映女飞行员的话剧。刘亚楼把空政几位创作员叫到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问他们：“这是个碉堡，你们敢不敢攻？”他们回答：“敢攻！”刘亚楼说：“好，大力支持，有求必应！”刘亚楼亲自修改他们的提纲。排演后，刘亚楼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排演情况。1965年2月27日，话剧《女飞行员》在首都公演，深受欢迎。对于歌剧《江姐》 ，刘亚楼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曲《红梅赞》的创作和修改，经20多次才定稿。对于《江姐》，刘亚楼提出了52次修改意见。1964年9月起，空政的大型歌剧《江姐》在首都公演，一连演了20多场，场场爆满。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观看过的惟一一部歌剧。毛泽东对于《江姐》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第二天接见空政文工总团的同志时说：“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编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此后《江姐》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第二天，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的刘亚楼派专机将《江姐》剧组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接到南京，表示祝贺。 § 功绩 朱德和刘亚楼欢送空军出征将士 大连是工业城市，日军侵占后，苦心“经营”，把这里当作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之一，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时，已在大连蓄积了大量军需战略物资。1945年冬至1946年间，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后勤部门，纷纷派员来大连筹集军需物资。苏军当局为此几次向大连市委提出：不要把物资都拿去了，以免影响本地恢复生产。 在这个问题上，大连市委也请刘亚楼出面帮助疏通。 刘亚楼找到苏方领导申述：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执行恢复生产的经济政策的，各解放区来采办物资，虽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资金，不会把大连拿垮。何况，中国同志只是把这里作为后方基地来支援前线，没有要把东西都拿走的意图。 刘亚楼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同志对苏联是友好的，完全可以信赖。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东西拿垮了，人不是还在这里？ 苏方领导一时语塞，只好笑了笑。 大连市委根据刘亚楼的“摸底”，认清了政治形势，清除了疑虑，更好地发挥旅大这一后方基地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战场。在复杂的形势下，刘亚楼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大连市委解决了困难。 大连微妙的一台戏，直叫刘亚楼和韩光他们唱得有声有色。 1946年五六月间，中苏两方的联络官王松少校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东北的统一武装——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要打铺盖卷儿走人了。王松少校“提拔”之快，直让苏军同行瞠目结舌：王少校怎么一下就蹦到这么高的位置，当了将军？至此，刘亚楼不得不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苏联伙伴们。于是，马上招来一通埋怨：原来萨莎（刘亚楼的苏联名字）十多年前就担任过中国红军的主力师长、政委，率部立下过很多战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刘亚楼笑道：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不值得津津乐道，重要的是明天！ 中共高层为东北配备大将 刘亚楼赶赴哈尔滨上任，林彪打破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相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漾起了笑意。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一职，当年的“东总”老人说起这事，都喜欢用“横空出世”这字眼儿。 这四个字颇有意趣，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是刘亚楼在国内战场消失了8年之久；二是一回来就跻身于东北民主联军的最高层。这四个字当然包含了拥护、赞赏之意。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是罗荣桓推荐、林彪首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 1946年2月，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肾病发作，转到大连休养时，接见了还在苏军工作的刘亚楼。他对这位老部下的军事才能是相当了解的，认为现在开辟东北需要能人，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喝过“洋墨水”，是个难得的将才，应回到我军工作。 当时，韩光等旅大地委领导还不愿意刘亚楼离开呢！因为，旅大的战略地位重要，旅顺是军港，大连是很好的商港，中国共产党管理这样的城市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有刘亚楼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能人相助，自是可以左右逢源、如虎添翼。 经东北局与远东苏军当局交涉，苏方同意放回刘亚楼。1946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须知，在刘亚楼受命时，国共两党闯关东后的第一次大会战——四平战役已经结束。四平血战，从1946年4月中旬开始，历时一个月，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打击时，东北民主联军亦伤亡匪浅，其中大部分是抗战幸存的老骨干。 联军主动撤出四平后，又遭敌机械化部队追击，沿途不断有逃亡、叛变现象，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仅剩北满和南满临江等少数几个地区。战后，林彪病了，“空前绝后”地拿部下出气——在舒兰掀了参谋处处长李作鹏的酒席，还随手抓过炕上的东西摔向李作鹏等人。 四平战役未打响前，东北局将之定格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最后一战”，因此，四平的失守，在联军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巨大的，不少人因此动摇了意志。鉴于东北形势严峻，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在东北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此时，林彪只是中央委员，而彭真、高岗、陈云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党政军一肩挑，对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将共产党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带着疲惫之师一路退却在哈尔滨安营扎寨的林彪，此时非常需要有一个得力的、能跟他很好共事的参谋长。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大兵团作战后的东北战场，也需要一位绝对内行的参谋长。 自中央苏区共事以来，刘亚楼一直是林彪欣赏、信赖、满意的一员战将。苏联治病期间共同探讨苏德战争问题，更使他认定刘亚楼既可当军政主官，亦可当参谋长。 在罗荣桓远赴苏联治病的情况下，刘亚楼的到任，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此时的东北，共产党精英云集，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20来位，民主联军阵营战将林立，除司令政委外，光副司令员副政委就有五六位之多。但军事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刘亚楼，很快就力拔群雄，成为响当当的第三号核心人物，和林彪、罗荣桓并称“林罗刘”。 1946年5月下旬后的东北，暂时的风平浪静中酝酿着惊涛骇浪的凶险。国共两党在经历为期一个月、死伤枕藉的四平大血战后，都在喘息、休整，以图再战，一决雌雄，争夺天下。 刘亚楼知道形势的严峻，工作上只争朝夕，协助林彪利用这段宝贵的停战时间养精蓄锐，扩军备战，以期早见成效。 作为统帅战局的军事机构，当时司令部缺乏基本建设，参谋人员不仅奇缺，而且在职者大多缺乏参谋业务的基本常识，部队就连一张完整的作战地图也找不到，因而没能发挥司令部机关应有的效能。调往东北战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不熟悉东北的道路地形，前方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都苦于要不到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作战地图，贻误战机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为没有地图，曾发生过两个纵队同走一条路、两个师同宿一个村，以及行军作战中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等现象。1945年底，林彪给中央的电报就这般诉苦：“……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林彪发急后，司令部好不容易招来几名初中生，刻蜡版印制道路村庄图救急。 司令部的各项建设跟不上，仗自然难打，接连的失利让林彪心情无比郁闷。刘亚楼走马上任后，抓紧熟悉情况，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八路军进入东北、四平会战以前的中央及东总的电报全都看了个遍，基本摸清了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他决心从整顿司令部入手，把司令部建设成高效率的领导机关和首长的得力助手。 刘亚楼召来东总参谋处地图科长蒲锡文，严肃指出：军用地图是十万火急的事，一天也不能耽误，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解决，以供行军作战之急需。蒲锡文汇报了印图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困难：第一，需要三五百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学习绘图；第二，需要大量印图用纸、制版的化学药品，但就连制版用的玻璃也无处可买，印图器材有钱无市；第三，难以找到懂测绘的干部。刘亚楼掌握情况后，立即着手成立一所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并起草电报，从军政大学、部队和地方选调300多名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指战员和地方初高中学生来测绘学校培训。测校开学时，他亲临讲话，指出军用地图的重要性，不懂测绘工作，就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发扬红军优良传统，一定会学有所成，彻底解决军用地图之需。 没有原版军用地图，刘亚楼采取多种办法，一面令部队各处寻找，一面委托地方大力帮助。为解决器材困难，他指示由后勤部拨300两黄金，派蒲锡文带人去大连采购。遵照刘亚楼要求，测绘学校学员24小时轮班，开足马力绘制地图。刘亚楼每月都要听取地图出版的进展情况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特别要求地图科在1948年前必须绘制出全部东北地区军用地图。 刘亚楼到职仅三四个月，“东总”及下属各级司令部就从他那雷厉风行且卓有成效的作风中得到了“实惠”：由于加强了地图科，办起了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逐渐满足了部队的急需。为了加强参谋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修养，刘亚楼从各部队抽调数百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开办参谋训练队，主要课程，如“参谋业务”、“战役战术”等，他亲自授课，并翻译出版《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红军参谋业务条令》，结合部队实际亲自讲解。在讲授“参谋道德”时，刘亚楼说：“当一个好参谋，不仅要有熟练的业务，还要有高尚的道德。要做到功不自居，过不推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和首长心心相印，想到一起，不能搞‘两张皮’。” 参谋训练队既学军事又学政治，学期6个月，考试合格后，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实践证明，经过培训的参谋人员在机关建设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一期结业后，又连续办了两期，3个月一期，共培训学员300多人，为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司令部机关参谋队伍的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在东北，刘亚楼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参谋工作会议，不仅解决了过去司令部参谋工作中的问题，而且根据形势发展，大胆提出司令部工作的建设方向，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解决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他还主张师以上司令部建立直属政治机关（目前仍为我军沿用），以加强对参谋人员的思想领导。 经刘亚楼雷厉风行的整顿，参谋人员很快做了调整、充实，各种制度也很快建立健全起来，参谋队伍稳定了，积极性空前提高，司令部工作呈现一派新气象。林彪对此颇为满意，称：我们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 林彪还说，司令部工作很重要，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就是靠了朱可夫、安东诺夫等一批参谋集团，没有这样一个得力的、高效率的参谋集团，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司令部工作的整顿，为刘亚楼的亮相登场加了分。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方整顿，也很快彰显了刘亚楼的过人胆略和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四平失利后，东北局势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根据东北敌我现状的变化，敏锐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局撤往哈尔滨后，于7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总结10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以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刘亚楼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7月7日，会议正式通过了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公布后，刘亚楼协助林彪，利用停战之机，组织主力部队实行剿匪，以图建立和巩固松花江以北的后方根据地。同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 个人荣誉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人物评价 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 他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 他通晓俄文，是解放军少数接受正规军事理论教育的高级将领，写有《战乌江》、《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天津战役是毛主席军事思想主要译著有《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论克劳塞维茨》等。 § 参考资料 [1] 振兴东北网 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8-02/19/content_12318392.htm [2]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173618.htm [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6778/127857/753778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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