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左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表演专业，1985年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策划、监制、节目主持人，1998年进入上海有线电视台任财经节目主持人，2002年起任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今日股市》、《周末赢家》节目主持人。

在上海，我问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

她毫不犹豫地答道：“左安龙。”

“为什么？”

“他替老百姓说话呀！”

左安龙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第二届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左安龙的长相极具特点，与他共事过的“狮城辩手”姜丰有一句很贴切的趣语：“老左的头发恰到好处地掉了一些，便造就了一个智者的额头。”

也正是这位“智者”，历尽坎坷，大器晚成。在一篇文章里，他的一句自述吸引了我：“在我50 岁的时候，甚至评不上一个中级职称……我是‘五十而不知天命’，半世坎坷。”于是，这成了我向他提的第一个问题。他坐在我身边，瞪大了眼，直起身子，百感交集却又慷慨激越地说：“我简直就是一个倒霉蛋！”那是我采访经历中最奇特的一刻。我习惯于倾听主持人的亲切而又考究的谈话，左安龙的大白话对我几乎是一种振聋发聩。接着左安龙高音调快频率地向我简述了他的“倒霉”经历。他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1967年毕业于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后被分配到上海钢铁一厂，13 年后才有幸进入电台打杂，其时已40岁。

“这13年里，我心灰意冷，但我心底里就是不服气，因为我有能力！”1984年，左安龙终于得到一个表现能力的机会，他成了新栏目《经济台》的一名金融记者，从一窍不通到金融行家，左安龙凭着一股韧劲脱颖而出。他常常半夜三更跳下床，记下脑海中一闪即逝的思想火花。他撰写的富有前瞻性的《股票高溢价发行将引起震荡》一文，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看后说：“好！”他的金融稿开始掷地有声。

左安龙充分展示他的才能是在1993年初，那时，他出任新闻时政类直播谈话节目《市民与社会》的监制、策划兼主持人。《市民与社会》节目诞生在体制转轨的大变革时代，传统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相互间的交流、上下间的沟通，这个节目为他们提供了发表意见的论坛和与党政领导、专家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左安龙的每期选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且多为敏感性话题，如有关市场经济与物价、工资、就业、犯罪的系列节目。他是如何把握的呢？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说话，力图使节目在市民与政府、市民与市民之间架起一座心灵之桥。大众传媒向受众传播真、善、美，但也不能回避那些假、恶、丑，要以正压邪。”他接着说：“主持人不是节目的主体，而是推动主体运转的人。主持人的话不在多少，而在于其流露的思想及其与听众互相沟通的能力。”恰恰是左安龙的“白话”风格使他受到听众的喜爱，也带出了节目参与者的大白话。

一次，上海原市长黄菊来到直播间，一妇女打来电话抱怨住进新房两年装不上煤气，黄菊致歉后表示相信当年一定解决。左安龙立即拨电话给煤气公司经理。经理问他：“怎么说？”他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于是经理在节目里说了大实话：“别说今年装不上，明年也装不上！”黄菊问道：“赶赶进度不行么？难道毫无潜力可挖？难道对百姓的疾苦就这样漠然旁观？”年底，这位妇女家里装上了煤气。

迄今为止，曾任《市民与社会》嘉宾的有上海市长、副市长、各区区长、各县县长及各部门负责人，1995年2 月华东地区七位省市长也在这个节目中开通热线。在此热线的最后一期节目里，新上任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就如何加强华东地区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听众进行了交流。左安龙用轻松生动的语言在其间穿针引线，时而提出一些新颖独特的问题。例如，华东地区在经济联合的同时，如何进行心理联合？每个上海人又如何做个“大市民”？徐匡迪由此指出上海人心理上盲目的“优越感”是殖民地文化的残余，上海的衣食父母是全中国、尤其是华东地区的人民，上海人应克服这种“小市民”心理。

左安龙称主持《市民与社会》是“炼狱之乐”，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就该直面人生的挑战。他的人生曾经缺少幸运，50 有余的他感受到快乐，是因为他终于在芸芸众生之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也传送着别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