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来新夏 |
| 释义 |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简介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来新夏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 生平简介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 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 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 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 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 主要职务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及《寻根》杂志编委，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社会兼职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 背景资料一、家学渊源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祖父来裕恂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来裕恂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让他去绍兴县做知县。但来裕恂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个月以后他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六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影响都很大。来新夏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指导其读了很多蒙学读物，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来新夏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 二、辅仁求学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 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烺、朱师辙都在学校任教。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学生授课。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来新夏在辅仁是连续四年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就靠着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三、得遇名师陈垣先生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他当时虽然是校长，但还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布置的作业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 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四十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来新夏选修了其为一年级开的目录学，上他的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来新夏一个B，来新夏很不满意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来新夏得知，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 启功跟来新夏关系是最密切的，他们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来新夏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他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他们补补钉钉。来新夏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1996年有一次，来新夏去启功家看他，他忽然问来新夏，“你几岁了？”来新夏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四、研究北洋军阀史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最初写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来新夏就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的历史，恶人的历史。但在来新夏看来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北洋军阀一共写了三本书，1957年，在荣孟源先生推荐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翻译为《中国の军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到了80年代，来新夏又补充了很多史料，写成《北洋军阀史稿》，增加到34万字。2001年，增补大量资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军阀史》，105万字，两厚册。一次比一次详细和全面。 五、“文革”受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来新夏成了一个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现在还会赶大车。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 “文革”当中，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劳动、聊天，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他说，穆旦近年来日益被研究者关注，但很多文章却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怀穆旦》一文中说“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学术贡献来新夏教授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并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图书馆学的课程设置中。发现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的分设，就有数见刘向父子的繁复，于是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他将这一构想立即付诸实践，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得到同行所首肯。 来新夏教授从考察图书馆学教育和信息时代到来的实际情况出发，非常注重图书馆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他曾以坚定的毅力于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他的办学方针是，不仅要学习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有关技能性操作课程，还要求学生能植根于博，于是开设各种人文和自然学科方面的主要课程，培养一批有学术根基和掌握管理技能的人才。后南开大学分校划归天津师范大学，这个系改名为信息产业系，至今犹在。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当时的办学方针确定为“二材(才)”建设，即编写教材和招揽人才。经过一年多的拼搏，编写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近十部教材，不仅获得了多项有关奖励，还得到其他一些院校有关专业的采用。同时，教师队伍也已从筹办时的二三人发展到十余人，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于次年即获得硕士授予权，另有进修班、大专班等不同层次的教学单位，现隶属于南开大学商学院。来新夏教授在五年之内，先后创办了两个图书馆学专业和系，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一定的贡献。 治学心得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 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决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 最后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 主要著作一、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古典目录学》 《林则徐年谱新编》 《北洋军阀史》 《结网录》 《中国近代史述丛》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地方志》等。 二、古籍整理 《史记选注》 《阅世编》 《清嘉录》等。 来新夏《出枥集》 三、随笔集 《冷眼热心》 《路与书》 《依然集》 《枫林唱晚》 《邃谷谈往》 《一苇争流》 《出枥集》 《学不厌集》 《且去填词》 《来新夏书话》 《不辍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所获荣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获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奖和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荣誉奖。 《北洋军阀史》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特评选授予来新夏先生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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